有機作物栽培在台推行數十年,為何仍是地主和財團的專利?

有機作物栽培在台推行數十年,為何仍是地主和財團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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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機蔬菜」時常被認為是健康、永續的代表,成為現今中上階層家庭選購時所必備的認證。但有機認證過高、未因地制宜的標準,卻將許多想嘗試有機作物栽培的小農擋在門外,在小農占比超50%的台灣,有機農法成為好聽卻又不切實際的目標。

文:謝岳呈

從幾年來國內食安問題陸續爆發,到2019年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國人對於健康與食安的重視日益上升,在這樣的脈絡下,有機食品近十年更倏忽地成為炙手可熱的盤中飧,蔚為風潮。

然而,以農業立國的台灣,隨著都市化、經濟產值的追求以及國際化貿易的席捲,大部分民眾早已和土地斷裂,使得我們對於食物的來源、產業鏈漠不關心,提到上述的有機食品,民眾幾乎無法清楚的說出其優缺點,更遑解釋有機、慣行、無毒、自然農法等差異,使得健康飲食成為一種對抗氣候變遷、剷除環境惡化的意識形態。

在選購農產品時,外頭的包裝印有五花八門的驗證及標示,例如產銷履歷、有機驗證、綠保標章,甚至前幾年才退場的吉園圃等,令消費者摸不著頭緒到底什麼才對身體好?什麼農產品才吃得安心?

為此,筆者欲藉由本文章,介紹台灣幾種農法的差異,接著聚焦台灣有機農業及其驗證,期望讀者們透過本文能夠對台灣有機農業有更深的理解。

台灣主要農法「慣行農法」

慣行農業所使用的化學肥料其實並沒有完全地好或是壞,但因為許多農友在施用化肥時,常常過度施用,造成台灣地力衰退。根據台灣大學農藝系郭華仁教授指出,臺灣因慣行農業大量施用農藥與化肥,使得土地嚴重受到影響,產生諸如土地酸化、土壤硬化等問題,甚至不當的農藥使用,也讓田間生態受到相當嚴重的破壞。

另外,根據中研院楊秋忠院士在《上下游》的一篇文章所指出,許多台灣的農友經常是一大包一大包的「落肥」,並無根據各土地的使用情形做系統性的施肥,或經過科學的評估做精確的土壤規劃,導致土壤中好壞菌增長讓植物最主要的元素氮、磷、鉀急劇下降,便需要在作物生長時期給予更多的肥料,惡性循環下造成地力下降。

臺灣民眾普遍對於農藥也存在極大的誤解及不解,根據《農藥管理法》第五條規定,農藥為成品農藥及農藥原體,且用途在:

  1. 防除農林作物或其產物之有害物質者。
  2. 用於調節農林作物生長或影響其生理作用者。
  3. 用於調節有益昆蟲生長者。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為保護植物之用者。

上述皆稱為成品農藥。換言之,只要符合上述定義,不管是天然、未經加工或是合成的皆為農藥的範疇。因此,諸如苦楝素、藜蘆鹼、除蟲菊等雖為天然殺蟲、殺菌劑,就法規而言仍為農藥的一環。

有機農法是什麼?

根據《有機農業促進法》第十六條第1、2項規定,農產品之生產、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經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合格者,始得以有機轉型期名義販賣、標示、展示或廣告。也就是說,「有機」屬於法定名詞,要以此名義販售農產品,必須經過16家驗證單位其中之一驗證,且核發有機驗證標章(雙軌認證,含政府標章及驗證機構標章),才能稱作是「有機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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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謝岳呈

另外在農藥資材類之「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基準與其生產加工分裝流通及販賣過程可使用之物質」第二章之作物生產中可以看到,於有機栽培時可以使用對於病蟲害管理的物質(例如波爾多液),即為農藥的使用;對於土壤肥培管理,也在其中正面表列可用之化學物質範圍。

從以上可知,對於有機農產品的討論,須先了解討論有機農產品之栽培、加工、分裝還是流通的哪個環節,每一個步驟有其明確定義可用之相關物質,並不可概論有機農產品完全無法使用農藥以及化學肥料。

若要談論有機栽培的階段,則應該說明有機農產品農藥使用主要局限在天然物質及少數可使用的化學物質,可使用的肥料則主要為天然或一部分表列的化學肥料。

根據農委會(2022)公布的資料,目前台灣有機農業總面積佔耕地面積約為1%,不難看出,目前大多數農產品來源仍為慣行農業,有機農業從1999年821公頃至現在2022年的12153.9公頃,推行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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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2004~2021台灣有機作物面積統計圖。

有機標章測定標準只是為了市場存在?

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許正一教授表示,台灣因為地質條件關係,重金屬的自然背景值本來就會比較高,例如頁岩沖積平原的砷、鉻含量較高,總體來說,台灣砷、鉻、鎳背景值皆偏高,以台灣總體土壤的砷、鉻、鎳平均值(毫克/公斤)依序為18、50、60。

根據「土壤污染監測標準」第四條,參考台灣地質條件,表列金屬在土壤的監測上限,我們以許正一教授文中認為主要較高的三種重金屬為對象,依序上限值分別為砷30毫克/公斤、鉻175毫克/公斤、鎳130毫克/公斤。

根據法規若土壤重金屬超過監測標準,土地必須被監測,而超出管制標準時,若無特殊原因需公告整治場址不得使用。以台灣監測標準來看,應是參考台灣各地區氣候條件、地質背景所做出的上限規範。

在慈心有機驗證作業手冊 (民105年6月17日)中在附表二列出砷、鉻、鎳的土染檢測最高容許量(毫克/公斤)依序為15、10、10。若綜合上述關於許正一教授的文章以及台灣相關的監測標準,有機農業的認證或許有些太過嚴苛,以台灣土壤平均鉻來說,平均背景值為50毫克/公斤,而有機驗證標準值為10毫克/公斤。

簡而言之,台灣一半以上的土地(此處並無細分用地名目差異)申請有機驗證都不會通過。這樣的有機驗證標準在提出之際或許根本沒有細緻的討論,忽略農民的利益,只為了符合國際趨勢、市場機制甚至達成政府所謂的法規完善。

有機耕作是有錢人的專利?

「雖然政府大力推行有機農業,但是市場就是這麼大,有錢有地的財主通常能以量制勝,將通路打通,像是全聯、家樂福等都能看到集團式有機農場的身影,較小的有機農場只能跟其他小農場合作,販售給附近的學校或政府機構等,以收益的角度來說很難做大」(新北市某有機農場負責人,2022.05.26)

筆者實地訪問新北市某有機農場,其種植以蔬菜為主,例如日本地瓜葉、空心菜等,面積約為0.6公頃,是承租親戚農地並在桃園農改場的協助、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認證下成功建立有機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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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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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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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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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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