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清水的孩子》游珮芸 X 倉本知明對談(下):這套書或許是一種警惕,希望不會是日本的未來

《來自清水的孩子》游珮芸 X 倉本知明對談(下):這套書或許是一種警惕,希望不會是日本的未來
Photo Credit: 慢工出版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倉本知明:日本的社運基本上沒有成功過,沒有成功,下一代就不想做。所以如果日本社會回到那種黑暗時代的話,我們要怎麼思考這種獨裁的制度?我覺得可以看看台灣。

編按:本文為《來自清水的孩子》一書,在台北國際書展游珮芸老師與日文翻譯倉本知明老師的對談內容。對談內容由李尚喬負責記錄、整理。

游珮芸:

所以除了書裡面原本就有的年表和說明,還加了一些譯者的註釋,像是第一冊講到清明節掃墓,畫面上有「后土」,就是墓地會有土地公,也就是鎮守、守護土地的神明。「后土」對台灣人來說是司空見慣,但對日本人來說可能就不知道那是什麼,就必須要做註解。

那還有哪些在翻譯上比較困難?

倉本知明:

還有就是人的名字。因為經過很多不同時代,譬如說男主角蔡焜霖,日本時代的發音和台語就不一樣,為了表達這個部分,名字上面都會加讀音。故事裡面有個人一直叫他蔡桑,「桑」是日文,但是這個「蔡」要用中文讀、台語讀還是日文讀,這個沒有答案。只能看前後文,這個時代受到這樣的教育,他會用日文嗎?如果是在1980、1990年代,他可能沒有受過日本時代的教育,那應該不太會用日本話。

其實我應該要問作家本人......但是我有一個奇怪的習慣,翻譯的過程中,基本不會問作家。這樣講好像很沒禮貌,但是我有一個習慣,會假設這個作家已經不在世上,這樣就不能問他, 就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另外一個假設就是作家看得懂日文......這個她(指游老師)真的會!

游珮芸:

我有抓出一些翻錯的地方,但真的是很少很少。這邊倉本老師是不是也覺得雖然翻譯是二手的東西,因為一手是創作,但事實上翻譯本身也是一種創作?翻譯這麼多台灣文學的過程中,你覺得......

倉本知明:

你說翻譯是一種創作?

游珮芸:對。

倉本知明:

應該是吧,同一個作品每個譯者翻譯的方式都會不一樣。譬如說我去年做吳明益小說的翻譯,那麼最有名的譯者是天野健太郎先生,他已經過世了,他翻譯的非常漂亮,他在日本開拓了台灣文學的市場。你知道現在吳明益的《天橋上的魔術師》能出現在(日本)國語課本上,真的很厲害。但我要翻譯這本書的話,就會不太一樣。譬如說《天橋上的魔術師》台語的部分(天野版本)幾乎都被翻成標準語,但是我覺得《天橋上的魔術師》台語的部分非常重要。天野健太郎先生把譯文拉到很貼近日本讀者,我覺得非常厲害,我的話就不會這樣處理,但可能就會賣不好......(笑)。

游珮芸:

還是要賣得好才可以(笑)。我覺得這可能就是對於創作,或者應該講說是對文學的一種理念,是要把原文的調性、文風,還是文化的東西如實地呈現;還是轉換成另一種文化,要去貼近閱讀者,讓讀者讀起來很順,他只是把他當故事來讀,可能就不會注意到背後文化的東西。那就會是很好看的故事,可是文化的部分就會失落這樣子。

我想換一個話題,你覺得這套書在日本出版,意義是什麼?

倉本知明:

這本書在日本出版的意義......我想問先問一下這本書在台灣出版的意義是什麼?

游珮芸:

換主持人了(笑)。這本書的名字是《來自清水的孩子》,那我知道我是在處理一個曾經受過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傳記。所以無論如何都會牽涉到歷史、政治和意識形態,但我希望台灣年輕一代能藉由漫畫的形式更容易親近這個年代的歷史。蔡焜霖是我很景仰的前輩,我覺得可能不會再有一個人,他人生的起起伏伏可以牽涉到這麼多政治、經濟、或者是文化上面,有這麼多人脈.....可以用他的一生來代表台灣的歷史。

再來就是台灣已經進入到另一個時代,在談轉型正義也好,談白色恐怖也好,應該要一種.....去掉過去的控訴和悲情的方式。所以我在取名字的時候就希望他是一個中性的名字,我希望能很安全的去掉標籤,我知道很難,但我希望能盡量做到這一點。這套作品對我來說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愛情故事,蔡焜霖前輩如何和他的兩小無猜結婚,結婚六十幾年了還相互扶持。前輩最近還寫Messenger給我,就在講結婚六十幾年,老伴怎麼樣.....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愛情故事。我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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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慢工出版提供

倉本知明:

好,我最喜歡第四集結束的部分,我覺得結束的很棒。我在讀的時候很擔心這樣的故事作家怎麼結束,看到最後覺得游老師好棒。日本出版這套書的意義部分,剛剛因為想要思考一下,所以故意反問游老師(笑)。現在的日本社會越來越不民主,不像台灣這麼民主自由.....我們下個月要選舉,辦完這個選舉之後,現在執政的自民黨可能會獲勝,他們想要修改憲法,如果真的修憲,可能日本就不是像現在民主自由的國家。這是我一直擔心的。

這十年來,日本社會不只是經濟、社會、媒體的自由一直在下降,日本是一個沒落中的國家,很多人都在擔心.....尤其是對六、七十歲,我爸媽那個年代的人來說。我最擔心是日本的政治和生活會不會變成台灣戒嚴時代,日本一般民眾對政治很不關心,日本人不會去投票,應該是一種絕望,好像覺得去投票或加入政治活動改變不了社會。

這個部分來到台灣之後,就很欣賞台灣這方面.....台灣歷史跟日本的歷史不一樣,很多人參與民主運動,就像本書提到一樣,雖然過程中可能失敗了,但是你們努力爭取民主自由。這個歷史我覺得日本應該要學習,日本的民主自由大概是從二戰結束之後開始,好像是從天上降下來.....不像台灣或韓國是一般人民努力爭取來的權利,這種自由都是美國老爸給的。

而且日本的社運基本上沒有成功過,沒有成功,下一代就不想做。所以如果日本社會回到那種黑暗時代的話,我們要怎麼思考這種獨裁的制度?我覺得可以看看台灣。台灣至少有過這樣的時代,很多人努力的活下來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學習的態度。是不是我講得太難?有時候我上課講得太認真,學生開始.....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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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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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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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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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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