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史上第一位左翼總統：從游擊隊員到權力巔峰，古斯塔沃・佩特羅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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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羅當選引人關注，除了他政治上信奉社會平等、改革、權力和財富共享之外，還因為他曾經是哥倫比亞左翼游擊隊隊員。
Photo Credit:Getty Images／BBC News
在最近的哥倫比亞選舉中，左翼競選聯盟「哥倫比亞歷史公約聯盟」候選人古斯塔沃・佩特羅（Gustavo Petro）獲勝，當選為這個國家有史以來第一位左翼總統。
從此，繼左翼長期執政的委內瑞拉、古巴和近年選出左翼總統的智利、秘魯和洪都拉斯之後，拉美又多了一個左翼政權。
佩特羅當選引人關注，除了他政治上信奉社會平等、改革、權力和財富共享之外，還因為他曾經是哥倫比亞左翼游擊隊隊員。
要知道他的人生故事，先從一道免死令說起。
免死令
佩特羅擔任國會議員時，曾與凖軍事武裝頭目卡洛斯・卡斯塔諾（Carlos Castaño）有過一次會面。會面的目的是要說服這個人見人怕的頭領收回成命不要殺他。
佩特羅在回憶錄中寫道：「見面之前，我被告知跟他說話口氣要堅定，因為他只有在信念堅定的人面前才會退縮。」
這次會面的時間是2000年，身為國會議員的佩特羅退出游擊隊已經有十年。他譴責與游擊隊作戰的凖軍事團體本身也是非法武裝，卻在哥倫比亞的司法部內有影響力。為此凖軍事武裝對他發出死亡令。
佩特羅回憶那次與凖軍事武裝頭腦卡斯塔諾的會面說：「我又一次斬釘截鐵地回答了他的問題。幾分鐘之後，他變得結結巴巴、支支吾吾起來。」
據佩特羅說，凖軍事武裝分子不僅沒有殺他，而且被他說服相信與政府講和的好處。五年後，這個組織被政府招安繳械投降。
據佩特羅的老朋友、同樣當過游擊隊員的何塞・奎斯塔（José Cuesta）說，這段往事很好地反映了佩特羅的為人：「因為他相信，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像打蛇必須打七寸一樣抓住關鍵」。
佩特羅，1960年出生，現年62歲，他成功當選為2022-2026年哥倫比亞總統創下了歷史，成為哥倫比亞第一個左翼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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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現行的經濟模式持批評態度，也與傳統政治階層格格不入。
他在大選中贏得1120萬多張選票，佔總數的50.55%，這一結果使他成為哥倫比亞歷史上獲得選票最多的總統。而他的競爭對手魯道夫・埃爾南德斯（Rodolfo Hernández）獲得了47.31%的選票。
在競選中，佩特羅承諾將進行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使飽受暴力和不平等問題困擾的哥倫比亞走向和平與平等。
正如他經常說的那樣，讓國家「走向生機勃勃、充滿博愛的道路」。
他自認獨斷專行，許多人也擔心，他專橫和有爭議的個性會產生政治矛盾造成國家混亂和無法管理的局面。即便他自己否認在意識形態上追隨委內瑞拉前領導人查韋斯，但人們還是擔心他的意識形態會讓哥倫比亞陷入委內瑞拉那樣的經濟危機。
像他這樣一個前游擊隊隊員，去見凖軍事組織首腦卡斯塔諾幾乎就像去送命，但佩德羅把這樣的危險變成了機會。
對機會的敏銳觸覺也顯示在本次他的競選過程中。正當哥倫比亞國內社會不滿、經濟危機之時，佩特羅在選舉中提倡變革。而他在競選中的搭檔是非洲裔女權運動領袖弗蘭西亞・馬奎斯（Francia Márquez），她成為哥倫比亞歷史上第一位當選為副總統的女性。
認識他幾十年的奎斯特說：「別人看到的是風險，佩特羅看到的是機會。他是一個褒義層面的機會主義者。」
性格內向反叛者
佩特羅出生在盛產棉花和牛的加勒比大草原。他的父親是學校教師，母親是民族主義政黨的成員，家境中下。
佩特羅是三個兒子中的老大，在人們的記憶中他性格內向、少言寡語，喜歡穿深色的衣服，酷愛讀書。
雖然他出生在沿海地區，但個性似乎更像安第斯高原人：嚴肅、內向、不輕易信任他人。
他把自己這種個性上的矛盾歸結於他的政治傾向。
在他年幼時期，他隨父母搬到了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以北的小鎮齊帕奎拉。
佩特羅在一所由教會開辦的公立學校學習，著名作家加布裏埃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也曾就讀這所學校，也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之一。
佩特羅在反叛游擊隊時，曾化名「奧雷利亞諾」（ Aureliano），以紀念馬爾克斯著名小說《百年孤獨》中的上校。他在每次演講結束時都會引用這部小說。
好奇心很重的少年佩特羅，去參加工會會議，並在17歲時加入了一個以城市、民族主義和社會民主為宗旨的游擊隊：4月19日運動（M19）。
他獲得了一個私立大學的獎學金主修經濟學，經常去首都波哥大。
1985年，M19凖備衝擊司法部門，期間有101人死亡，佩特羅被逮捕後關押在軍營，他說在那裏受到酷刑折磨。
兩年後他被釋放，繼續在全國各地區開展激進民兵活動，後再次被捕。
到了1990年，他參加過的民兵組織M19投誠解散。當時，彼得羅已經當選為眾議院的議員。
他收到死亡威脅。在34歲那年，他第一次離開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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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歷歐洲
哥倫比亞政府為了保護這位「金盆洗手」的前游擊隊隊員，給他在駐比利時大使館安排了一個低級別的職位。
佩特羅在歐洲的四年對塑造他的政治理念極為重要：他對發達國家、社會民主黨派和知識型社會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並希望把哥倫比亞也建成這樣的社會。
在歐洲，他還研究了環境問題。這是繼社會正義之後他最為關心的另一個問題。他在回憶錄中透露，由於擔心氣候帶來的影響，他已經30年沒有開過車。
【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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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