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移交25年:令人難忘的十件大事

香港移交25年:令人難忘的十件大事
Photo Credit: Davies Surya / BBC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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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之際,BBC中文選出以下十件事情,記憶香港走過的這四分之一個世紀。

1997年,英國向中國移交香港,中方稱之為「回歸」。25年中,香港經歷和見證了許多跌宕起伏。如今,中國《香港國安法》頒布已有兩年,北京以「愛國者治港」作為「一國兩制」的新標凖,親北京陣營高呼「二次回歸」;與此同時,也有數以萬計的港人選擇移民他國。

在香港移交25週年之際,BBC中文選出以下十件事情,記憶香港走過的這四分之一個世紀。

1. 主權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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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vies Surya / BBC News

1997年7月1日零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內,在英屬香港旗幟最後一次隨「米字旗」落下後,中國解放軍首次在香港奏響《義勇軍進行曲》,五星紅旗與紫荊花旗幟升起。在同一時間,解放軍駐港部隊接管駐港英軍威爾斯親王軍營,成為中國解放軍駐港部隊中環軍營。

約90分鐘後,董建華在時任中國總理李鵬面前宣誓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與臨時立法會議員相繼宣讀就職誓詞,中共管治的香港特區正式成立。

高光時刻過後,是接踵而來的挑戰。亞洲金融危機衝擊香港股市與港元匯率,全球首例人類感染H5N1禽流感演變成疫情,啟德機場搬遷至赤鱲角新機場發生混亂……特區時空如此展開。經歷了移民潮之後,留下來的人,一同見證了接下來的事情。

2. 居港權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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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vies Surya / BBC News

中國接管香港,香港永久居民定義隨香港《基本法》實施而有所改變,引發一群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國大陸所生,但在香港簽證逾期或無證居留的子女,向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聲請確認居留權。

港府緊急修訂移民法律,實施「居港權證明書」制度,要求這些「無證子女」返回大陸,一併申請大陸方面簽發的「前往港澳通行證」(單程證)與香港特區簽發的證明書,方可移民香港,並將修例追溯至1997年7月1日生效。一些家庭到特區高等法院提起司法覆核訴訟,尋求直接留港,入境處則著手將沒有提出訴訟的無證子女遣返大陸。

1999年1月29日,特區終審法院裁決吳嘉玲案,裁定港人在中國大陸所生子女,不論有否取得單程證,不論婚生或非婚生,不論出生時父或母是否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均擁有香港居留權。特區政府警告,若執行此裁決,十年內將有約167萬中國大陸居民循此途徑移居香港。

時任特首董建華提請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基本法》相關條文。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釋法案,規定只有獲批單程證的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國大陸所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權,出生時父母仍未成為香港居民的則沒有居港權。這便是俗稱「人大第一次釋法」,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實質上駁回了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的裁決。

中國政府強調全國人大對法律擁有解釋權,包括解釋香港《基本法》,香港民主派法律界人士則認為「釋法」衝擊香港司法獨立。

居港權爭議並未就此結束,之後更引申出造成兩人死亡的入境處大樓縱火案,外籍家庭傭工及其子女居留權爭議,與2001年莊豐源案終審裁決

其中,莊豐源案確立父母皆非香港居民的中國大陸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為日後大陸居民赴港產子引發「雙非兒童」問題埋下伏線。

3. 沙士來襲,「23條」與「七一」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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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vies Surya / BBC News

2003年2月21日,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退休教授劉劍倫來港探親,入住酒店不久後出現肺炎症狀入院,最終不治。後來的流行病學調查認定這就是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在香港爆發的源頭。

當年3月15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病毒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SARS),中文簡稱計有薩斯、沙士、非典等。直到6月23日世衛組織將香港從疫區名單中除名為止,香港共有1755人感染沙士,其中299人死亡,包括八名殉職醫療人員。

沙士疫情讓剛從亞洲金融風暴恢復的香港經濟再次遭受重挫,特區政府應對疫情速度受輿論質疑。而在應對疫情之際,特區政府還忙於推動另一項工作:《基本法》第23條國安立法

立法草案中的「叛國罪」、「顛覆罪」、「分裂國家罪」和「煽動叛亂罪」等,以及警察獲得無須法庭搜查令即可執行搜查等權力,引起親民主派政團與支持者擔憂基本人權與自由遭到削弱。

在眾多不安下,以民間人權陣線為首的泛民主派號召市民於7月1日上街抗議,最終香港島北部鬧市街道,從維多利亞公園起點,到中環政府總部,在那一個酷熱的下午填滿了身穿黑衣的抗議群眾,叫喊著反對「23條立法」與董建華和多名官員的口號。

主辦單位稱有超過50萬人上街,成為1989年聲援北京學運之後,以及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遊行。

董建華政府最終撤回《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主持立法工作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與主持抗疫工作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相繼辭職,董建華也在2005年3月辭職,沒能完成第二個五年任期。

自此,七一遊行成為了香港民主派政治寒暑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跟「23條立法」一起,成為日後香港與北京關係的一道伏線。

另一邊廂,受衛福食局領導的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在應付過禽流感與沙士疫情之後,獲邀到日內瓦擔任世衛組織助理總幹事,2007年獲北京提名並當選總幹事,成為首位出自香港的聯合國高官。

4. 北京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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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vies Surya / BBC News

2008年夏天,有媒體形容是香港「愛國之夏」。北京8月份主辦夏季奧運會,香港也成為了協辦城市,承辦奧運馬術賽事,而這與香港百年賽馬傳統不無關係。

當中國將取得奧運主辦權視為國力的體現時,此刻的香港,「愛國情懷」也似乎達到高點——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今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身份認同追蹤調查顯示,2008年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評分最高的一年。

奧運會舉行前,四川汶川發生死傷異常慘重的「5.12」地震,當時香港民間捐款金額數以十億港元計,刷新了1989年北京學運與1991年華東水災的捐款紀錄。

5月,奧運火炬傳遞來到香港,九龍尖沙咀交通要道彌敦道上,成千上萬市民夾道歡呼。即使有民間團體抗議聲援3月份西藏騷亂遭鎮壓的藏人,但仍對北京奧運表達支持。香港民主派元老李柱銘當時甚至評論說,在火炬傳遞現場同時出現支持者和抗議者,說明「一國兩制」還是得到了落實。

一位參與抗議的大學生當時對BBC中文說:「我們其實也是支持中國搞奧運的,不過我們就是要它對人權還要改善。」

在此前一屆2004年雅典奧運上,香港乒乓球選手李靜、高禮澤奪得男雙銀牌,成為滑浪風帆選手李麗珊1996年以英屬香港名義奪得亞特蘭大奧運金牌以來的首面奧運獎牌,更是香港改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賽以來首次奪牌。可惜兩人在這次有主場之利的奧運會上未能再次衝擊獎牌。

5. 馬尼拉人質事件與「次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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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vies Surya / BBC News

2010年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社一個旅行團搭乘的旅遊大巴,在菲律賓馬尼拉黎剎公園(Rizal Park)遭槍手攔截劫持,最終八名香港人與槍手被擊斃,七名香港人受傷

香港輿論質疑馬尼拉警方處理案件手法失當,造成傷亡。行政長官曾蔭權罕見宣佈全港哀悼,政府部門連續三天區旗降半旗致哀,緊接著,中國國務院批准香港特區政府與北京駐港機關同時將中國國旗降半旗。特區政府對菲律賓發出最高級別的黑色旅遊警示,雙方關係緊張。香港龐大的菲律賓家傭社群傳出有人遭港人僱主解僱的傳言

其後,中國大陸公安、武警至少有兩場反恐演練重演了馬尼拉劫持事件,展示如何迅速解救被劫持於巴士上的人質,確保他們絲毫無損,同時擊殺或活捉劫持者。

案件發生之際,中國與菲律賓在南中國海黃岩島(菲律賓稱斯卡伯勒淺灘,Scarborough Shoal)的主權爭議正趨白熱化,中菲關係緊張。馬尼拉人質事件發生後不久,有報道披露曾蔭權曾三度直接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Benigno Aquino III),但無人接聽,而這引發了一場「次主權」爭論。

親北京的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阮次山批評曾蔭權沒資格致電阿基諾,他說:「香港特首不是國家元首,何況胡錦濤也不可能打,這小題大做……要菲律賓提出責任報告,誰有責任,關你香港什麼事?」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公開反駁,稱香港作為「次主權」地區,「曾蔭權的電話、他將議題主動交給公眾的策略,捍衛了一國兩制的尊嚴,鞏固了香港的國際空間,值得久違的掌聲」。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劉迺強一方面批評曾蔭權致電阿基諾不果是「自取其辱」,另一方面批評沈旭暉「祭出不知所謂的『次主權』假學術」;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繼而撰文批評沈旭暉「用詞不當」,讓人以為「有人有意將香港搞成為獨立政治實體」。但劉兆佳同時稱,曾蔭權直接致電阿基諾,只是利用「亞太經合組織(APEC)香港代表所建立的與其他國家領導人的人際關係」,是特事特辦的行動。

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在1997年移交後可繼續使用「中國香港」名義參加某些國際組織,APEC便是其中之一。在APEC裏,中國香港特首,中國國家主席,與菲律賓總統等成員政體首腦,平起平坐。沈旭暉後來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慨嘆,西方討論次國家、次主權時,根本不會把它與分裂主義、「港獨」等課題相提並論,這次爭議對香港的學術自由恐將有所影響。

2018年4月12日,新任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訪港,在會見菲律賓僑民時說:「作為菲律賓共和國總統,並代表菲律賓人民,請允許我向在場跟我們在一起的中國人由衷地說,讓我現在向你們正式道歉。我們對發生的意外深表歉意,在力之所及下,我保證以後再也不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杜特爾特同時說:「中國一直對我們很好,除了各種各樣價值幾十億的項目外,他們給了五億元人民幣貸款。」

人質事件中殉職港方導遊(領隊)謝廷駿兄長謝志堅當時告訴BBC中文,杜特爾特作為一個總統來道歉,他還是覺得是一件正面的事,「畢竟始終他(謝廷駿)是因為菲律賓政府連連的失誤讓他枉死」。

6. 侮辱陸客廣告與陸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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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vies Surya / BBC News

2012年2月1日,香港《蘋果日報》上出現一頁以黃色為主的廣告,一隻昆蟲騎在獅子山頭上,廣告正文質問:「你願意香港每18分鐘花$1,000,000養育『雙非』兒童嗎?」

在此之前,香港網上興起以被認為歧視性的貶稱——「蝗蟲」來稱呼來自中國大陸的居民與遊客廣告上這只騎著獅子山的昆蟲,正是蝗蟲。

香港媒體把來自中國內地的人稱為「蝗蟲」,被普遍認為是一種具有侮辱與歧視的行為。與此同時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歧視言論背後也折射出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多重矛盾。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家麥高登教授(Prof Gordon Mathews)曾向BBC指出,「蝗蟲」爭議和背後更廣泛的中港矛盾,離不開虛榮問題。

麥高登教授說:「30年前,大陸人……都被認為是鄉下人。現在香港最有錢的人可是來自大陸的遊客和投資者。」「對於許多香港人來說,這既讓人驚訝,也令人不安。」

也有悉情況的媒體人指出,2003年沙士疫情之後,北京與香港和澳門簽訂《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繼而實施中國大陸居民赴港澳「自由行」。官方媒體稱此舉旨在幫助香港復蘇經濟。然而,大量大陸民眾訪問香港在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同時,也因「搶購」、「生育旅遊」等現象而加深了民間矛盾。

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字,2003至2013年間,中國大陸女性在香港所生嬰兒中,其配偶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未有申報者,共超過21.14萬人。

2012年,梁振英接替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他在就任前發話,稱不能保證在2013年於香港出生的「雙非嬰兒」可以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公、私營醫院相繼宣佈停止接受2013年元旦或以後的「雙非」分娩預約,被稱為「雙非截龍」。

香港政府此舉未能平息民怨。香港「本土派」思潮興起,反對「雙非」的抗議活動告一段落,與「自由行」和水客有關的「爆買」問題仍然存在,成為了2015年多次「光復」示威的背景。

7. 從「佔領中環」到「雨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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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vies Surya / BBC News

香港《基本法》承諾,行政長官將「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定出所謂的普選「時間表」: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立法會全部議員可由普選產生。

泛民主派一直對北京是否有誠意落實普選抱有懷疑,同時促請特區政府盡快公開諮詢普選方案。法律學者戴耀廷認為民眾必須採取更有力行動,以期實現普選目標。2013年3月,戴耀廷與社會學者陳健民、基督教牧師朱耀明正式成立「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強調將以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模式,在適當時機佔領中環要道抗議。

2014年6月10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並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符合香港實際……特別是要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白皮書」提出北京「全面管治權」,讓親民主派輿論質疑北京要收緊對港政策之際,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規定特首候選人必須取得提名委員會支持,而此提委會將沿用舊有的選舉委員會模式。對於民主派來說,「8·31決議」等同於延續小圈子選舉,是「假普選」。一些黨派提出的「公民提名」建議也在此被否決。

反對「8·31決議」的行動在香港學界爆發,包括罷課抗議。2014年9月26日,罷課學生到金鐘新政府總部集會抗議之際,學民思潮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突擊闖入被政府圍封的東翼廣場,即示威方所稱的「公民廣場」。黃之鋒、周永康、岑敖暉等學生示威領袖與警察拉鋸多時,政府總部圍欄外到場聲援的群眾增多。

9月28日凌晨,戴耀庭宣佈提前發動「佔中」,結果金鐘取代了數百米外的中環,成為這場堵路示威的中心,79天佔領由此展開。同日傍晚,防暴警察發射催淚彈驅散不果,示威民眾以雨傘抵擋催淚彈,成為「雨傘運動」稱呼的由來。旺角與銅鑼灣有民眾突發堵路,形成三個「佔領區」。

10月11日,中國副總理汪洋在出訪俄羅斯期間稱,西方國家試圖在香港發動所謂「顏色革命」10月21日,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率領官員與學生代表對話,並未達成任何共識,示威氣勢日漸低落。12月15日,警察清場金鐘佔領區,拘捕多名示威領袖和到場聲援的知名人士,「雨傘運動」落幕。

79天的佔領,讓香港社會進入親民主派「黃絲」與親建制派尤其是親警察「藍絲」的對立局面。民主派內有好些「傘後組織」興起,例如香港眾志,更有主張「本土主義」以至於「港獨」的,例如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等。但同時,舊有泛民主派力量因無法在雨傘運動中取得成果,出現分裂,其中長期代表香港大專生的香港學聯便爆發了「退聯」潮。

親北京陣營再次掀起推動香港「23條」國安立法,捍衛中共政權的呼聲。2015年1月,香港媒體報道,中國全國人大港區代表醞釀在3月份中國「兩會」期間,呼籲人大修法,直接將中國《國安法》適用於香港。中國國務院港澳事物辦公室支持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公開聲稱香港年輕人遭「洗腦」,要求香港特區教育機關幫青少年「補腦」。

8. 牽扯上魚蛋的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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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vies Surya / BBC News

農曆新年首三天,香港長期列為公眾假期,多數食店休業,而這段期間,無照熟食小販在夜間集體擺賣,形成圩集,乃常見現象,而這漸漸被一些民眾視為香港過年文化的一部分,但也有人主張應加以取締,以維護環境衛生與飲食安全。

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晚上,相當於中國大陸城管人員的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小販管理隊,在旺角驅散並抓捕無照熟食小販,本土民主前線等政治活動人士到場聲援小販,警察湧至,演變成警民對峙。進入大年初二凌晨,警察試圖驅散群眾,對峙演變成衝突,期間有交通警察向天開槍,示威群眾在不同位置以雜物築起路障,也有人點火。至早上,50多人被捕,衝突平息。香港警察與媒體將之稱為旺角騷亂、旺角暴動等,示威一方則有人稱之為「魚蛋革命」,受到國際媒體引用。

至於為何是魚蛋,大概就是因為那是香港最常見的街頭小吃,曾經是不少熟食小販賴以養家,甚至從草根無照走向小康開店的商品。

旺角衝突中,至少37人被警察落案起訴,其中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於2018年6月因暴動罪等,被判處六年監禁至2022年1月出獄。2019年11月「反送中」示威之際,他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下世代百大代表人物」。《時代》雜誌認為示威者把他視作「精神領袖」。

9. 高鐵「一地兩檢」與鄭文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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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vies Surya / BBC News

2009年,曾蔭權政府拍板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以銜接中國大陸高鐵網絡,當時已經因為徵地等問題引起莫大爭議。2017年7月,林鄭月娥政府公布高鐵通關安排,引來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更強烈的不滿。

這安排便是「一地兩檢」。廣深港高鐵香港西九龍站內劃出屬於中國大陸法律管轄的區域,派駐入出境、海關與公安警察。雖然同樣的邊境查驗安排早已在深圳灣口岸實施,但西九龍站是首個讓中國大陸執法人員在香港境內執法的地方。

不過,特區政府強調「內地口岸區」被視為香港特區範圍以外,所以不會違反《基本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強調,「一地兩檢」與效益相關,當中沒有任何意圖,也沒理由會破壞「一國兩制」。

2018年9月23日,香港段高鐵正式通車,「一地兩檢」正式實施。一年後,民主派擔憂香港居民遭中國執法人員「送中」的想法再次被勾起。

2019年8月8日——香港「反送中」示威發生之際——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本地僱員鄭文傑前往深圳出席商務會議後搭乘高鐵返港,但並未按時返家,中國外交部後來公布,鄭文傑涉嫌嫖娼,被深圳羅湖公安引用中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判處行政拘留15天。

鄭文傑獲釋後接受BBC專訪時表示,他是在抵達西九龍站之後被中方攔截,移交國安警察,並帶返深圳審問,內容並非嫖娼,而是「英國在香港示威活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們問我們向示威者提供了什麼支持、資金和裝備」。

鄭文傑稱被國保人員刑訊逼供,要他承認在代表英國掀動香港動亂。對於嫖娼的指控,他說:「不想把焦點放在我是否嫖娼的問題上……因為那正是他們想要的。」

「我只想明確說,我沒有做任何對不起我所珍惜和愛的人的事情。」

11月20日BBC報道發表當天,英國外相拉布(Dominic Raab;藍韜文)召見中國大使表達不滿。翌日,中國官方媒體播出鄭文傑嫖娼的「證據」,一些網民批評鄭文傑被「打臉」,也有網民質疑片段真實性。鄭文傑在此前一天發表聲明,承認曾在深圳做按摩。

2020年6月,鄭文傑在英國獲批政治庇護

至於西九龍站,因2019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開業一年多的車站自2020年1月30日起停運至今

10. 「反送中」,《香港國安法》與選舉制度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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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vies Surya / BBC News

2018年2月17日,香港人陳同佳在台灣台北一家旅館內殺害同為香港人的女友潘曉穎,棄屍後潛逃返回香港,繼而因提取潘曉穎銀行存款和取走其照相機和智能手機,被香港警方拘捕,起訴「處理犯罪得益」罪(洗錢罪)。

陳同佳認罪,2019年4月29日,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判處他監禁29個月。判決書中敘明,陳同佳承認在台北殺害女友並棄屍,但香港對台灣發生的案件無司法管轄權,無法起訴他殺人等罪。

台灣與香港之間並無引渡協定,台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在2018年間三度向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司法互助要求,包括將陳同佳送到台灣受審,但特區政府不予理會。2019年2月12日,死者潘曉穎母親公開呼籲修法,引渡陳同佳到台灣。林鄭月娥政府隨即提出修改《逃犯條例》和《刑事互助條例》,包括刪除引渡法例不適用於中國大陸、澳門和台灣的限制。

台灣、英國、美國、歐盟與加拿大先後對港府修例建議表達關注,中國要求各國不得干涉香港內政。民主派發起過至少兩次遊行,抗議《逃犯條例》修訂案可將香港居民引渡至中國大陸受審。

6月9日第三次遊行舉行,主辦單位稱有103萬人參加,創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新高。6月12日示威重演2014年「雨傘運動」情景,民眾短暫佔據金鐘政府總部外公路,警察發射催淚彈、橡膠子彈驅散,持續多個月的「反送中」示威由此打響。

6月15日林鄭月娥宣佈暫緩修法,但未能平息局勢。翌日又一場遊行再以200萬人參加刷新紀錄。示威者訴求逐漸凝聚成「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口號,包括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案、撤回「暴動」定性和立即實行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真正普選等。9月4日,特區政府正式撤回修訂案

相比於五年前的「雨傘運動」,「反送中」示威既有上百萬人和平遊行的情景,也有許多示威者與防暴警察暴力交鋒的衝突場面。彼時「本土派」謾罵中國大陸居民「蝗蟲」,此時換成「藍絲」甚至是警察工會代表公開譴責示威者「與曱甴(蟑螂)無異」。一些評論人士馬上指出,1994年非洲盧旺達大屠殺中,煽動屠殺的胡圖族領袖把他們的攻擊對象圖西族人稱之為「蟑螂」。

遊行與衝突一直持續到2020年1月,此前一個月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對沖突起緩和作用。然後首名新冠確診病人出現,且迅速擴散,示威活動轉趨小規模「快閃」式行動。

2020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即時生效。示威活動癱瘓之餘,一些民主派團體也即時宣佈解散

民主派隨後試圖透過舉行初選協調9月份立法會選舉參選,但特區政府以疫情為由,取得北京同意,推遲選舉。全國人大常委會11月通過一份決定,作為撤銷「危害國家安全」議員資格的基礎2021年1月6日,香港國安警察以《香港國安法》抓捕47名初選參選人與組織者,訴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接下來的大半年內,多個與民主派關係密切的組織相繼解散,其負責人被香港國安警察抓捕。香港民主派活動遭遇「急凍」。

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後,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與台灣相繼出台便利港人定居政策,例如英國的「香港BNO簽證」。數以萬計港人遷離香港,包括一些知名民主派政治人物與學者。美國宣佈制裁多名中國大陸與香港官員,但未能改變局面。

2021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以「愛國者治港」原則整頓香港選舉制度。同年12月,被推遲的立法會換屆選舉舉行,90席議會只有一名自稱非建制派人士當選,傳統泛民主派完全消失。2022年5月8日,在《逃犯條例》修訂案提出時擔任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以「唯一候選人」身份當選行政長官,7月1日上任,成為第一位出身警察系統的香港特首。

本文經《BBC News 中文》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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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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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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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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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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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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