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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成大廖培真研究命中「全球疫情」與「911後的美國」,從小說找尋巨變下的永恆人性

【專訪】成大廖培真研究命中「全球疫情」與「911後的美國」,從小說找尋巨變下的永恆人性
Photo Credit: 黃國彰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對成大外文系廖培真來說,她從小說看世界,看出人們的集體記憶是如何被操弄,而對特定歷史史實的文化記憶又是如何透過文字來再現。

作者:人文.島嶼 ( 採訪撰稿:林義宏|編輯:林義宏|攝影:黃國彰)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廖培真的研究室,到處堆滿一落一落的原文小說。從弱勢跨國移工,強迫勞動與性販運,到兩次世界大戰、911恐怖攻擊以及西班牙流感,廖培真的文學研究始終緊扣現實,關注世界各地的人類苦難處境。對她而言,小說絕不只是天馬行空的虛構故事;有時候,小說更像一顆能透視現實的水晶球。

翻開廖培真過去研究計畫,你會赫然發現,2021年全球目前為止的兩大焦點新聞,竟早已被命中: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各國,造成數百萬死亡人口,確診人數超過兩億;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塔利班隨即攻陷首都喀布爾,引發大批逃難潮。

「全球疫情」與「911後的美國」,正是廖培真近五年來投入的研究主題。她從「記憶」、「印象」切入觀察,文學作品如何介入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為什麼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早已被遺忘,於同年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卻一向備受討論?911恐怖攻擊事件,如何一瞬間撼動美國人對世界的看法,又如何成為美國政府展開反恐戰爭並駐軍阿富汗的理由?以及小說家如何以筆拆穿權勢者,刻意經營的浮淺印象,直視現實的繁複、記憶的困難與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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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黃國彰

陰錯陽差的預言:兩個世紀的全球疫情

1918年,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全球爆發西班牙流感,各地大量人口染疫,造成的死亡人數甚至超越一戰。然而兩相比較,這場流感疫情卻從未受到人們的對等重視。

整整一百年後的2018年,廖培真讀著相關消息,忽然意識到,所有人都聽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卻罕有人記得西班牙流感的歷史。「如果一樁事件的重要性在死傷人數多寡,這場疫情應該比戰爭更值得被書寫與記憶才對。」她決定著手分析兩者衍生的小說文本,探問人類如何選擇性地記憶、遺忘一段過去。

這時候,誰也沒想到,被淡忘的歷史即將捲土重來──隔年底,COVID-19疫情出現在中國武漢,緊接著席捲全球,急遽改變人類的日常。

「這當然不能說是預言。」廖培真調整了一下口罩,繼續說道:「疫情對人類而言,從來都不是新事物。我們只是見證了歷史如何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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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林義宏、林柏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煙硝瀰漫中,西班牙流感因為不利於政治動員;重創人類科學自信;比起鮮明慘烈的戰爭場面,更難以提煉出文學性等因素,遭到世人的忽略與遺忘。

記憶的弔詭,遺忘的機制:戰爭 vs. 疫情

奪走大量性命的西班牙流感疫情,怎麼會不知不覺消失在人類的集體記憶中?廖培真從三個原因解釋。

首先是政治因素。戰爭當頭,就算疫情爆發,國家通常也不願公開資訊,而選擇掩蓋真相,「西班牙流感之所以這樣命名,其實是因為西班牙是一戰中立國,媒體能自由報導,才讓這場疫情得以見光。」

戰後是國家百廢待舉之時,對政府來說,與其去應對另一波噩耗,不如先讓全體人民共同沉浸在重建國家的樂觀主義中。「今天依然能看到,國家寧可投注巨額資金在國防軍備上,而不願增進公共衛生。」尤其在20世紀初,戰爭遠比疫情要更有動員的號召力。

其次,這場疫情的結束,不是因為疫苗,更不是因為解藥,而是在忽然間銷聲匿跡。「是流感饒了人類一命。」廖培真說。西班牙流感重創了人類在醫學與科學上的自信,更讓人們不願、也不知該如何去書寫與記憶。

最後,對文學創作者而言,相較於轟轟烈烈的戰爭場面,流感病程與症狀,未免太過尋常。一戰結束後,戰爭小說如雨後春筍冒出,但這場百年大疫結束後,卻過了十多年,才陸續出現回憶錄形式的流感小說。

「裡面寫的,是人如何面對自身的症狀、病痛,以至親人朋友的逝去。」廖培真解釋,一方面因為疾病無形、無狀,難以在當下鮮明描述。二方面,也顯示「徹底的遺忘」是不可能的:疫情對人世的摧殘,終究會在一段時間後,以創傷記憶的形式復返。

透過大量、主題式的觀察、閱讀,廖培真發現,21世紀也出現一波流感小說,以及相關文學研究潮。「進入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時代,小說家與研究者逐漸跳脫創傷框架,從更多元角度切入。」舉凡公衛決策者如何面臨防疫與人權的兩難;染疫者如何被歧視、排除;一個社區的外來他者如何被視為疫病帶原者,遭投以恐懼懷疑的眼神;以及禁絕人與人互動的「不可能性」,都是當代流感小說早已觸及的議題。

911恐怖攻擊:墜落與復仇?

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雙子星大樓遭兩架被劫機的客機撞毀。大樓起火冒煙、受困者一躍而下的驚悚畫面,透過影像媒體迅速傳播至全球各地。從那天起,美國人理解過去與未來、看待自我與他者的方式,產生深刻改變。

恐怖攻擊一發生,美國政府馬上定調,這些跳樓身亡者是「墜落之人(falling man)」。為什麼是墜落(falling)而非跳下(jumping)?廖培真分析語言細節,指出美國政府意在強調人民是被動、沒有選擇的,已經喪失自我保護的能力,正是透過這種敘述,讓當時布希政府得以急速擴張國家權力。

美國政府急於訴說一個「墜落與復仇」的故事,因此,若要補齊「事件全貌」,還必須有一名「加害者」才行。「如今,就連我在屏東林邊的母親都認識這號人物。」廖培真打開電腦螢幕,簡報顯示一張眾所皆知的人像照-賓拉登(阿拉伯語:أسامة بن محمد بن عوض بن لادن‎, 1957-2011)。

這張戴著穆斯林頭巾、留鬍子、黃皮膚的中東面孔,堪稱世人對911事件最明確、突出的印象。「面色兇惡的復仇對象、失重墜落的受害者──美國政府為911事件塑造的意義就是如此鮮明,卻又過於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