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奕迅初出道偏離陽光路線,歌曲總是流露出「頹廢」色彩?

陳奕迅初出道偏離陽光路線,歌曲總是流露出「頹廢」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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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八十年代為香港流行音樂帶來劃時代改變的人物是梅艷芳、張國榮等極具表演天分的歌手;那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能繼承這求新求變的精神、為樂壇帶來新氣象的領軍者,陳奕迅必然是其中一位。

(編按:原文〈走不正常的路?陳奕迅的怪異哲學與香港〉,分拆成3篇在本網刊載,本文為上篇。)

文:海邊欄(末日未接近時成長於香港,現為文化人及寫作人。本希望透過書寫尋找答案,結果卻不似預期,只能透過無數夾雜着焦慮的問號裏探索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學者吳俊雄曾於香港電台節目《不死傳奇》斷言:「梅艷芳一站在舞台上,她已經跟以前的世界說再見」,指出了梅艷芳形象的前衛為香港流行文化開闢了一個跟以往截然不同的天地。如果八十年代為香港流行音樂帶來劃時代改變的人物是梅艷芳、張國榮等極具表演天分的歌手;那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能繼承這求新求變的精神、為樂壇帶來新氣象的領軍者,陳奕迅必然是其中一位。

若從縱向的角度比較,陳奕迅跟上一代男歌手的形象大相逕庭。陳奕迅的上一代是四大天王的年代,雖說四大天王的形象於九十年代初至中期各有不同:劉德華是勤奮堅毅的傑出青年、張學友是成熟穩重的唱家班、黎明是夢中情人、郭富城是舞台王者,但大方向上都傾向「健康」。他們善於唱情歌,但演繹上絕不過火;他們都追求變化,但歌曲的主題及價值觀上絕不會跨越「正常」的邊界。然而,陳奕迅的出現翻轉了他們追求正常的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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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奕迅一出道就具備強烈的自我意識,不論是做音樂或面對大眾傳媒,總是不按常理出牌,行為折射其反叛的因子。同屬異質性較強的歌手,陳奕迅不同於張國榮。張國榮曾說一個藝人要做到姣、靚、型及寸才算成功,而他那雌雄同體的表演及服飾儀容絕對符合姣及靚的條件,呈現出高度的藝術意涵。

相較於「美」,陳奕迅似乎更適合以「怪」形容。所謂「怪」,就是使尋常變得異常或不諧協的元素,往往為受眾帶來驚訝、不可思議的感覺。無論是歌曲、演唱會表演、台上表現,又或表演以外的報導,陳奕迅都不時展現其怪誕的特質。由1995年出道至今,陳奕迅唱過很多容易入口的情歌,其極富情感濃度的聲音,當然是他走紅的必然條件。然而,令他事業更上層樓的,是他的「怪」背後承載的文化內涵,如「活出自我」及「反思生活」信念。這些信念跟2000年後香港所珍視的價值信念不謀而合,因此陳奕迅得以跨越幾個年代,成為七十至九十後集體認同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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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頹廢」與香港的「世紀末」

陳奕迅在出道之初已偏離陽光路線,其歌曲總是流露出「頹廢」(Decadence)的色彩。「頹廢」是指主體體察時間的威脅時,對末世(時間的破壞)生起一種恐慌及焦慮的精神狀態。註1所謂「末世」並不一定指向特定時間,主體在任何時空都會因其自身經歷而把焦慮投射於某個時間點上,構成頹廢的形態。基於對時間持不信任的態度,帶有「頹廢」色彩的文本大都把精神投注於當下,沉溺於眼前的浮華,否認未來為主體帶來的災難。我們可從幾個角度分析陳奕迅早期較受注目的頹廢形象,如《我的快樂時代》(1998,林夕詞)充分表現少年投身於現實世界時對未來的無力感:

難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時間尚早/別張開眼睛/長路漫漫是如何走過/寧願讓樂極忘形的我/離時代遠遠/沒人間煙火/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

「我」敏銳地察覺一直向前的時間為「我」的快樂帶來毀滅的結局,故寧願緊閉雙眼(「別張開眼晴」),沉醉(「樂極忘形」)於「最幸福的歌」之中,否認時間為事物帶來的腐化。《抱擁這分鐘》(1997,潘源良詞)談的是愛情,但跟《我的快樂時代》一樣,反映主人公同樣對未來抱持極不信任的態度(「完全明白是放縱/但是只得這刻可相信/未來又怕會/終於都撲空」)。而《抱擁這分鐘》更展現在一個追求瞬間激情卻不重視永恆價值的城市裏,人面對難以掌控的感情關係時茫然失措的精神狀態。

除卻都市生活及成人世界為「我」帶來恐慌外,大時代的變化亦深化了陳奕迅頹廢的形象。1995年出道的陳奕迅跟香港人一同經歷了至少兩次具社會性的末世恐慌。首先是香港人對九七的焦慮。九七被視為一個時代的完結,把現時與未來的香港割裂開來,使未來的一切都難以預測。註2活在這樣的時間意識下,人們害怕現時擁有的事物隨未來的到臨而日漸崩壞,只能透過沉醉於此時此地,暫時忘記不可知的彼岸。陳奕迅1996年的派台作品《時代曲》正再現人們對未來的惶惶不安,以即將散去的筵席比作一個地方快將消失,把遲了進場的「我」比作一個成長於末世,注定無法成為盛世主角的一代人(亦可指陳奕迅本人)。歌詞敘述「我」在快將完結的盛宴,強烈意識到時日無多,卻仍然渴求能在最後的時光唱一闕屬於自己的歌,以當下「我」的存在來替代未來「我」的主體性。

第二次共同經歷的末世情懷源於全球對於世界末日的焦慮。進入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十年,集體自殺、自然天災、宗教暴力等問題頻繁出現,電腦科技導致的千年蟲問題更被視為破壞人類文明的巨大威脅。在一片末世氛圍的籠罩下,陳奕迅於1999年推出的大碟《天佑愛人》就以「末日」為概念,思考什麼是末日,以及它跟「我」的關係。其中一首歌《如果這一秒鐘你跟我講你不愛我》(1999)把「我」的感情「小」事跟世界「大」事並置起來,主音演唱描述感情的失落是使「我」於未來崩壞的原因,由和音演繹的世界大事則烘托「我」生命的背景,對「我」顯得微不足道。震耳欲聾的鼓聲、時輕時重的結他聲,讓聽眾猶如置身於災難現場。陳奕迅歇斯底里的演繹表現主角的自我近乎瓦解狀態。大碟另一首歌曲《我的世界末日》(1999)的主題跟《如》相似,描述「生於世紀末」的「我」不相信任何信仰價值(「天書」),也不相信人可改變任何於未來將要發生的災劫,故只把欲力專注於「我」跟你的感情世界裏,審判日的到來只由「你」「我」的關係來決定。

受時代因素的影響,早期的陳奕迅在形象上可能已注定異於常態,沒有像上一代的男歌手一樣呈現較健康及光明的形象。相反,對城市將要沉沒的想像,令人更渴求抓住當下的自我。末世情懷為他賦予一個自我耽溺、消極、否定未來及既定價值的特質。雖然這些叛逆的屬性並非他獨有(王菲、達明一派都具備這些因子),卻能為他日後怪異的形象埋下伏線。

註1洛楓:〈被時間與歷史放逐的浪遊者:王家衛、頹廢與世紀末〉,載《世紀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牛津大學,1995),37-41。
註2洛楓:〈灰色的都市‧蒼白的一代:達明一派的社會意識〉,《世紀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牛津大學,1995),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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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給下一輪廣東歌盛世備忘錄──香港樂壇變奏》,突破出版社
作者:陳嘉銘、吳子瑜、海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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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vin
核稿編輯:A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