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聚焦地緣政治,俄烏戰以來四大「搖擺國家」領導人立場為何?

G20聚焦地緣政治,俄烏戰以來四大「搖擺國家」領導人立場為何?
7月8日的G20外長會議 |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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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搖擺國家集合起來便有改寫國際秩序的潛力。因此,美歐、中俄兩大陣營都想拉攏它們,就算被趁機占點便宜,也總比讓它們倒向對方划算。

20國集團(G20)外長會議昨(8)日結束後,下週緊接著財長會議也同樣將在印尼峇里島登場。促成俄烏戰爭以來中俄與歐美高官難得同場登台的印尼,正是當前受到關注的四個「搖擺國家」之一。

10年前,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兩位學者方登(Richard Fontaine)和克里曼(Daniel M. Kliman)提出「全球搖擺國家」(Global Swing States)的論述,他們認為印度、巴西、印尼和土耳其是美國政府應該積極拉攏的對象,因為這四個新興經濟體規模夠大且正在成長、具備民主制度、在各自區域占據關鍵戰略位置,而且「重要的是,它們的國際角色正在流動」。

當時美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挑戰包括中國崛起、全球金融海嘯後的國際金融結構弱化、多邊貿易談判停滯、北韓和伊朗核威脅、部分國家民主倒退等。方登和克里曼主張,美國與這些「搖擺國家」打交道會比直接找中、俄兩個難以改變的「鐵板」國家更能有效穩定國際秩序。

10年後的現在,這四個國家自俄烏戰爭以來的表現,似乎正呼應著「搖擺」的特色和關鍵性。

首先來看印尼。

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把握今(2022)年主辦G20會議的歷史機遇,正努力打造俄烏和談的舞台,6月他先是成為七大工業國集團(G7)會議邀請來賓,接著到基輔拜訪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到莫斯科與俄國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會面。

俄國入侵烏克蘭後,佐科威曾譴責俄國發動戰爭,但4月他拒絕澤倫斯基的軍援請求。俄烏戰爭帶來人口大國印尼的民生難題,包括全球小麥供應斷鏈,一度讓印尼國民食物泡麵出現供貨危機,還有棕櫚油本是印尼出口大項,在戰後曾因國內斷供而限制出口,結果又因供應過剩而價崩。

路透社(Reuters)指出,佐科威直到最近之前都不是國際舞台上的活躍角色,但他現在看到了可能寫下他歷史地位的關鍵時運。印尼目前已成功避免了歐美國家外交部長,為抵制俄國而不出席G20的可能性,接下來的挑戰是11月的G20高峰會能否讓歐美元首與普亭都以某種形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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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印尼總統佐科威

印度的關鍵搖擺地位,從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在俄烏戰事頭2個月密集接待各國政要可見一斑,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以及中國外長王毅和俄國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等多人都分別飛到印度找他。

印度連續3次在聯合國對俄國的相關譴責案中投票棄權,也拒絕加入歐美對俄經濟抵制行動,甚至還撿便宜搶購俄國石油現貨。但美國仍抓著它參與四方對話、印太經濟架構,歐盟與它重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雖與中國邊界關係緊張,但參加中國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和亞洲投資開發銀行,6月也在北京主辦的金磚國家視訊峰會與普亭遠距同台。

看似力求平衡的搖擺方式,讓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等多個國際媒體,都將印度封為俄烏戰爭下受惠最大的國家。蘭德公司(Rand Corp.)資深防衛分析師葛羅斯曼(Derek Grossman)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指出,莫迪政府可能的目標是加速促成多極的國際體系,晉身為其中獨立的超級強權,並取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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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印度總理莫迪

巴西在俄烏戰爭下的搖擺行為包括: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在2月戰事初期宣稱與俄烏都是兄弟,因此「不選邊站」;4月經濟部長表示反戰,但不支持對俄制裁;6月波索納洛在金磚國家視訊峰會與普亭同框。俄烏兩大肥料出口國開戰,對85%肥料仰賴進口的農業大國巴西造成困擾,隨全球經濟情勢吃緊,外界預料巴西的立場可能還是會靠向美洲的老大美國。

土耳其比印尼更早展現協調俄烏的企圖心,包括3月促成戰後首次俄烏外長在土國會談。雖然在聯合國投票支持要求俄國撤軍、提供烏克蘭無人機等軍事物資,但土耳其也是北約(NATO)成員國裡唯一未對俄國關閉領空者,且不支持經濟制裁,甚至願以俄國盧布交易。如今歐盟想降低對俄能源依賴,土耳其成為亞塞拜然、伊朗等國天然氣進入歐洲的通道,戰略重要性的上升讓它更有本錢搖擺。

方登和克里曼在10年前指出,這些搖擺國家集合起來便有改寫國際秩序的潛力。因此,美歐、中俄兩大陣營都想拉攏它們,就算被趁機占點便宜,也總比讓它們倒向對方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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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羅元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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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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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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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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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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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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