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研究」: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你會過上更幸福、更豐富的生活嗎?

「進步研究」: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你會過上更幸福、更豐富的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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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進步研究團體的世界觀不僅可以從他們關注的事物推斷,還可以從他們關注的地方推斷出來。進步研究放在優先位置的往往是美國等富裕民主國家的技術前沿增長,而不是使窮國變得更富裕的追趕型增長。

假設你是一位普通的美國人,生活在1870年的鄉下農場:如果你是男人,可能從十幾歲就開始畢生從事的體力勞動,直到殘疾或死亡;如果你是女性,則會把時間花在勞動密集的家務上。如果你是黑人或其他少數族裔,你的生活就更艱難。

你與世隔絶,沒有電話,也沒有郵政服務,當夜幕降臨,你只能點燃蠟燭,廁所在戶外。

有一天,你睡著了,醒來發現自己身處1940年。生活完全不同。你的家是「基礎設施網絡」的一部分——有電、煤氣、電話、水和下水道。你驚嘆於新的娛樂方式,比如留聲機、收音機和電影。帝國大廈聳立在紐約天際線上,周圍是其他不可思議的高樓大廈。你可能有一輛車,即使沒有,也遇到過有車的人。你遇到的一些最富有的人甚至坐過飛機。

經濟歷史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2016年出版的《美國增長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書中記錄了這些轉變,轉變的出現要歸功於1870年至1970年間經濟異常高速增長的「特殊世紀」。

這不僅僅是美國的故事——工業化國家在20世紀初經歷了令人眼花繚亂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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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對未來的展望——家庭自動化增加了休閒時間

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世界進步的速度都是緩慢的。文明起起落落。人們積累財富,也揮霍財富。世界上幾乎每個人都生活在我們現在所說的極度貧困中。數千年來,全球財富——至少以最佳估計值而言——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但從150-200年前開始,一切都變了。

世界經濟突然開始呈指數級增長。全球預期壽命從不足30歲上升到70多歲。識字率、極度貧困、嬰兒死亡率,甚至身高都以類似的方式顯著提高。或許並非所有人的經歷都是積極的,利益分配也並不平等,但從很多方面來看,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已經改變了數十億人的生活方式。

如何解釋相對財富和技術力量的突然激增?如果增長放緩或停滯會發生什麼?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能做些什麼嗎?

這些都是「進步研究」的關鍵問題;這門學科是一種新生的學術領域和知識運動,旨在剖析人類進步的原因,以便更好地推動人類進步。

這個領域由一位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和一位億萬富翁企業家創立,他們傾向於用科學或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來定義進步——他們的想法和信仰並非沒有受到批評。進步研究運動相信什麼?他們希望看到未來發生什麼?

「進步研究」

要理解進步研究運動,首先要理解它的恐懼。在過去的幾年裡,一些研究人員和經濟學家擔心,科技進步可能正在放緩,他們擔心這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

為了更具體地說明這一點,戈登邀請讀者反思20世紀中後期到21世紀20年代之間的進步速度。想象一下,作為前文所述的那個普通美國人,你在1940年醒來後又再小睡,第二次醒來時已經是21世紀20年代了。

現在,冰箱裡有了冰櫃,新出現的微波爐可以重新加熱剩菜,空調使你精神煥發。你現在更有可能擁有一輛車,而且車子更安全,更容易駕駛。你有電腦、電視和智能手機。

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發明,有些看起來像魔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會意識到,你的生活水平並沒有像1940年醒來時發生那麼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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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聲稱,1870年至1970年美國發生的驚人變化是建立在變革性的、僅此一次的創新之上,因此,美國人不能指望很快恢復類似水平的增長。他寫道,值得注意的「不是增長在放緩,而是在這麼長時間內持續迅速增長」。在戈登看來,經濟增長放緩不是任何人的錯:「1970年之後,美國經濟增長放緩,不是因為發明家失去了靈感或缺乏新想法,而是因為當時現代生活水平的基本要素已經在很多方面實現了。」

戈登的觀點建立在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2011年出版的《大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一書所說的那個恐懼之上。考恩同樣認為,美國吃掉了大部分「低垂的果實」,這些果實使美國收入中數持續增長,但美國不能指望像過去那樣增長。

那麼,所有容易到手的果實都沒了嗎?「創意」越來越難找到了嗎?一些來自史丹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在2020年一篇論文中提出了這個問題。

他們發現,研究和開發工作顯著增加,但每個研究人員的生產率下降了。換句話說,我們付出的時間和金錢換來的東西越來越少,而且,少了很多。他們估計,每一次技術進步翻倍所需投入的研究努力是之前翻倍的四倍。

為什麼?來自進步研究陣營的一些人指出,資助研發一方的僵化的官僚主義吞噬了研究人員近一半的時間,並產生了不正當的激勵。這可能部分解釋了下降的原因,但論文作者發現,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研發界的效率下降了40多倍。美國科學資助的效率下降了這麼多,這合理嗎?

兩位作者更傾向於贊同戈登和考恩的「易得果實」論點:我們找到了容易發現的事物,現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剩餘的事物上。例如,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專利局工作時的見解,或瑪麗・居里(Marie Curie)在簡陋實驗室中解鎖的見解,與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或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等數十億美元的巨型項目進行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