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研究」: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你會過上更幸福、更豐富的生活嗎?

「進步研究」: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你會過上更幸福、更豐富的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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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進步研究團體的世界觀不僅可以從他們關注的事物推斷,還可以從他們關注的地方推斷出來。進步研究放在優先位置的往往是美國等富裕民主國家的技術前沿增長,而不是使窮國變得更富裕的追趕型增長。

首先,進步研究並不想要一個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世界。正如克勞福德所寫的:「人文主義說,當改善人類生活需要改變環境時,人性在道德上優先於自然。」

其次,它並不一定想要一個減少不平等的世界,更願意把更多精力放在如何「把餅做大」上面,而不是去談如何分配。

最後,它也不太關心那些阻礙(它所設想的)進步的社會規範——即使是所有文化都共享的社會規範。例如,研究人員阿里亞・巴布(Aria Babu)最近在《進展中的工作》(Works in Progress)雜誌上提出了一個通過人造子宮研發來結束懷孕這一繁重常態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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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科學家把大量的時間花在管理,而不是做科學研究——我們應該尋求改變這一點嗎?

雖然克勞福德和進步研究團體的其他領軍人物小心翼翼地在他們對進步的定義中加入了諸如道德進步這樣比較含糊的東西,但實際上,組成這個團體的成員和寫作者幾乎完全專注於物質進步,比如促進經濟增長、改善和加速科學研究、增加住房供應和移民(特別是「高技能」移民)。

進步研究團體的世界觀不僅可以從他們關注的事物推斷,還可以從他們關注的地方推斷出來。進步研究放在優先位置的往往是美國等富裕民主國家的技術前沿增長,而不是使窮國變得更富裕的追趕型增長。

這似乎與該運動對增長停滯和人類繁榮的擔憂相矛盾:畢竟,世界上大多數最貧窮的人生活在無法增長的經濟體中。到目前為止,對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巨大經濟增長該運動也相對不太感興趣,即使中國的經濟增長讓八億人擺脫了貧困(但值得讚揚的是,考恩把更好地了解中國的增長作為了一項優先任務)。

典型的進步論追隨者目前住在舊金山灣區,可能在科技行業工作(Slack在舊金山灣區的進步研討會會員數量是其他城市的三倍)。投資者彼得・蒂爾(Peter Thiel)曾有一句名言:「我們想要飛行汽車,結果卻得到了140個字符」,這些人的影響力在這些社區中非常重要。

考慮到這一點,進步研究團體對科研撥款的變革,比深入研究發展經濟學文獻中關於為什麼一些國家仍然貧窮的內容更感興趣,也許就不足為奇了。

進步研究團體的兩位主要學者,克勞福德和考恩,分別崇尚客觀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傳統。

在「安・蘭德研討會」(AynRandCon)的一個小組討論會上,克勞福德將進步研究描述為接近客觀主義的哲學體系,這是20世紀哲學家安・蘭德(Ayn Rand)在小說中概述的哲學體系。客觀主義認為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人生應有的道德目標,提倡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克勞福德還希望,進步研究將導致「以進步和增長為框架的政治辯論,而不是主要或專門以再分配為框架」。

克勞福德和考恩對於通過進步來鼓勵幸福也有特定的觀點。不是追求快樂——也不是追求可以量化的「生活滿意度」指標——相反,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提高「人均GDP」。

考恩在2018年出版的《頑固的依戀》( Stubborn Attachments)一書中指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應該是世界文明的北極星。正如進步研究人員經常指出的那樣,人均GDP與他們認為可取的各種事物呈正相關,比如消費、休閒、長壽,甚至道德進步。

這一說法忽略了一點,即人均GDP一直是政府的目標。正如批評人士經常指出的那樣,它還與不太理想的變化有關,比如化石燃料和肉類消費量的增加。

此外,雖然人均GDP一開始確實與自我報告的幸福感有關,但在全球和國家內部,隨著國家變得更富有,平均幸福感水平一直保持不變。

總之,進步研究為進步部署了一種框架和語言,似乎是全球性的,包羅萬象的,但在實踐中,它由一套特定的社會和政治世界觀支撐。這只是進步的一個概念,也是人類繁榮的一個概念。

進步和風險

進步研究團體的另一個基本信念是,技術進步越快越好。但如果不是呢?

人類在自然滅絶的威脅下生存了數十萬年,直到1945年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之後,理論上才獲得了終結人類這個物種的能力——原子彈及核戰爭所造成的空前破壞突顯了進步的陰暗面。

霍爾頓・卡爾諾夫斯基(Holden Karnofsky)領導的開放慈善基金會(Open Philanthropy)著眼於改善長期未來的工作。他認為,總的來說,在近代歷史上,技術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好,但他「未必認為這也適用於未來」。他擔心,加速技術發展可能會增加災難發生的風險,這些災難將徹底摧毀人類或使人類永久癱瘓(存在風險)。

卡爾諾夫斯基指出,暴力致死率實際上隨著國家權力的崛起和技術的進步而上升,「可以這樣說,事情沒有好轉,我們看到的是,很多壞事正在聚集而成概率較小的、罕見的、但非常糟糕的事件。」(據他統計,20世紀是過去2500年裡第三血腥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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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的最佳方案是什麼?對於進步研究來說,停止增長並不是優先考慮的問題。

卡爾諾夫斯基希望進步研究團體質疑它的一個基本前提。他說,重要的是要質問,「我們想要更多的科學和技術進步嗎?我們想要什麼樣的進步?」(他從進步團體看到了對這些問題的大量參與,這讓他感到鼓舞。)

克勞福德試圖找到進步和它帶來的風險之間的徵結。他寫道:「我的看法是,技術進步基本是好的,但我們應該警惕壞的後果,並應對特定的風險。」克勞福德將人類比作公路旅行中的乘客,「一輛汽車在進步的高速公路上行駛」,他假設存在風險研究人員認為,「汽車失去了控制,我們需要更好地把握方向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