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蔑視性社會》:當左派決定輕蔑川粉,就落入「蔑視之王」川普的圈套之中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當左派決定輕蔑川粉,就落入「蔑視之王」川普的圈套之中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自由主義者對人嗤之以鼻時,右派的宣傳者能夠在聽眾的心目中,創造自由派價值觀與自由派菁英主義之間的聯繫。實際上,他們傳達的是:「看看那些自由主義的勢利者多麼看不起你們,不關心你們,甚至恨你們。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的任何提議都對你們有害。他們是你們的敵人,所以我們是你們的朋友。」

文:艾瑞卡・埃特森

輕蔑及引起不滿的原因

二○一九年,維吉尼亞州通過懷孕晚期的墮胎法,激怒了反對墮胎的人。《沙龍》作家阿曼達・馬爾科特(Amanda Marcotte)隨即表示,這些人佯裝憤怒。馬爾科特在〈假憤怒之日:保守派其實不關心晚期墮胎〉文章中,斷定反對墮胎的行動主義分子聲稱對胎兒生命的愛,完全不可信。

她有證據嗎?根據馬爾科特的說法,共和黨立法者詆毀尋求墮胎的女性,不僅把少數在懷孕晚期墮胎的女性形容成懶惰的妓女,還灌輸性別歧視的刻板印象,將這些女性視為愚蠢又隨便的蕩婦。這聽起來確實很糟糕,但對方實際上不曾說過或暗示過這些話,也不曾在質問支持合法墮胎法案的作者時,表現出不禮貌或拐彎抹角的態度。

就算他是笨蛋,馬爾科特也不該以斷章取義的方式,表明所有反對墮胎的行動主義分子都是虛偽的歧視女性者,因為這麼做毫無事實根據、不公平,而且目中無人。這就好比我告訴保守主義者,我支持法律規定打孩子屁股是非法的,因為看到打屁股對孩子造成的傷害,令我很難過,然後他們說:「妳根本不關心孩子,妳只是想打壓父母的權威。」我應該會火冒三丈。

馬爾科特在文章中寫的內容也一樣:充斥著沒有事實根據的虛偽指責,令人抓狂,或更糟糕的是,高傲地暗示她更了解他們反對墮胎的原因。

自由主義者的輕蔑態度經常由川普這位「蔑視之王」引起。他的貶低簡明扼要,例如「騙子希拉蕊」、「走下坡的《紐約時報》」。他在集會上發表煽動群眾的抨擊性長篇演說,也對民主規範妄加指責。他譏笑我們時,我們就回敬他。但川普也是反擊式蔑視高手:「你們說我們是笨蛋和騙子?不對,你們更愚蠢,更狡猾。」他是不同黨派支持者之間的輕蔑培養者,而這些黨派參與高效對話的能力幾乎衰退了。

根據菲斯克的說法,對其他群體表現出的優越感會增強我們在圈子內的歸屬感。表達我們的集體憤怒當然是適當的,甚至很重要,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到川普威脅的群體。

如果我沒有可以產生共鳴的夥伴,那麼不愉快的感受與騷亂會威脅到我的理智。當群體的凝聚力轉變成黨派的傲慢態度時,問題就出現了。憤怒和厭惡交織在一起,就會形成輕蔑的態度,能輕易地使我們蔑視的對象缺乏人情味。無論是誰寄電子郵件給最高法院法官、被指控為性侵犯的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的妻子,傳達「願你、你的丈夫及孩子生不如死」,都是太超過了。

紐約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專攻他所謂的「自以為是心理學」。他認為蔑視的破壞性在於,我們漠視自己視為道德低下的人,所展現出的疏離感。「輕蔑,」他寫道:「把受害者描繪成應該遭到嘲笑的丑角,或不值得關注的小人物。其他情感因此減弱了,例如同情心。」思考一下他的告誡吧。例如,不人道地嘲弄那位無法摧毀反法西斯主義標牌的自閉症男子——起鬨者(及其仰慕者)受到道德優越感的束縛,以至於同理心有缺陷。

雖然我沒有寄恐嚇信給卡瓦諾的妻子,但在他的提名聽證會上,我無法對他產生半點同情心。我知道卡瓦諾很可能是無辜的,也知道性侵犯在犯罪之前往往是受害者。此外,我認為大多數的酗酒者都經歷過創傷或情感方面的忽視。我也明白,卡瓦諾在有害的陽剛文化中成長,因此受到不少傷害。

身為一個十幾歲男孩的母親(兒子在這個年齡階段做了許多我不以為然的事),我本來應該同情卡瓦諾,同時明確地反對他擔任最高法院法官。不過,卡瓦諾好鬥、握有實權、冷酷無情,再加上參議員密契・麥康諾(Mitch McConnell)說共和黨決心縱橫捭闔,因此我在暴怒之下沒把卡瓦諾當成人看,任由不屑的心態醞釀。我甚至希望他因為酗酒而早點往生。

蔑視是使另一群人喪失人情味的第一步。如果「可鄙的人」無足輕重,那麼我就可以放心地忽視他們的期望和恐懼。隨著我們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我可能會變得麻木不仁,接著忽略他們的痛苦,甚至與他們誓不兩立。松本和其他人都提過這點。

蔑視偏執、欺騙等道德過失,可說是具有社會效益,就像清教徒以羞辱的觀點看待並壓制褻瀆神靈、通姦等當時不可接受的行為。但有證據表明,貶低並侮辱違法者會干擾他們改過自新的能力。許多心理資源用於抵禦污名化,卻幾乎沒留下建設性的回應。

依我看,對話中的輕蔑語氣就像刑事司法體系中的懲罰——是我們對僭越道德者的報復方式。這是一種權宜之計,卻不一定是人道、公正或有效的方式。

松本認為,只有在大多數人認為議論中的行為是一大禁忌時,例如恐怖分子的行動,藐視惡人才有可能具有建設性。否則,鄙視違法者無法促成有效的討論結果。

二○一六年的選舉清楚地表明,偏執的多種形式並不是多數人以為的禁忌。這並不是說,表達偏見不應該有負面的後果,畢竟責任和定義界限都非常重要。然而,某些有效的問責方法並不涉及輕蔑,我之後會在第四章與第五章詳細說明。

羅格斯大學心理學家艾拉・羅斯曼(Ira Roseman)指出,蔑視川普有可能助長反抗情緒,或有助於在二○二○年調集心生厭惡的選民。研究人員剛剛開始研究充滿蔑視的消息對選舉結果的影響,而初步的研究結果不明確。很少有證據表明蔑視是偏左派候選人的致勝法寶,而且有很大的風險會疏遠那些感到悲哀的中間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