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灣女孩在尼泊爾長期志工的體驗：原來我在台灣追求的熱血，一點也不熱

文／世界微光  照片提供／傅彥蓉、陳怡家  尼泊爾災區攝影／Patrick Chang

聯絡上兜兜時，她說她人在印度。Skype才剛連上線，那方突然下起一場大雨，WiFi就跟著不穩，一陣手忙腳亂，讓分處暴雨突襲的印度和晴朗涼爽的台灣的兩人，都瞬間狼狽，只好匆匆相約明天聊。

隔天，她說新德里出了大太陽，大概42、43度。怕熱的我問她，這種高溫你受得了？

「沒關係，我旁邊有一個大風扇，一直開著。」螢幕那端傳來她高亢開朗的聲音。
「那真的有幫助嗎？」
「想像你24小時都在吹吹風機，大概就是這種感覺了。」

「家裡是過得多好，讓你想去當志工？」

她的本名是傅彥蓉，身邊的人都叫她「兜兜」，兜風的兜，因為朋友說她像風一樣。2014年8月，兜兜名副其實地像風一樣飛去尼泊爾。那時，她22歲，剛從大學畢業。

兜兜降落的地方，叫做波卡拉（Pokhara），位於尼泊爾中部、加德滿都（Kathmandu）的西邊，是尼泊爾第二大城。她在波卡拉的阿克蘭山（Akrang）裡，任教於「照亮生命英語小學」（LLES，Lightingthe Life English School），是一間位於貧民村裡的小學校。

之所以會飛到這間學校，是因為看到一則招募尼泊爾長期志工的消息，過程近乎一見鍾情。「我就讀東海大學社會系，大四時，身邊的朋友除了找工作，都在準備國考和證照，看到大家的計畫，我也覺得自己畢業後就是升學或工作。但是，我一看到謝智謀老師在臉書發布的這則消息，心裡就很激動，一直想著『我好想去！』」

謝智謀老師，是兜兜在東海博雅學院認識的老師，也是NGO「華人磐石領袖協會」的創辦人，常常帶學生到海外體驗學習。兜兜說，她是東海博雅學院第三屆的畢業生，博雅教育對她的影響很大，而大學這四年，她還有兼差課後輔導、照顧小孩，深感長期陪伴的重要，或許是因此，才會讓沒去過尼泊爾的她，第一眼看到招募消息的瞬間，就被揪住了心。

「但是，我又是那種三分鐘熱度的人，容易衝動、一頭熱，於是，我在心中藏起這樣的想法，沈澱一個多月，確定自己是認真的，才提出申請。」寄出了報名信，幾天後，回覆來了，謝老師約了個日子，和她在台北面談。那一天，也是研究所報名考試的最後一天，這場她已準備一年多的考試，終究沒攔住她搭上這班突然出現在生命中的北上列車。

「一切都確定之後，我跟爸媽提起尼泊爾，他們都覺得這個女兒是鬧著玩的，沒放在心上。」兜兜的媽媽還對她說了一句話：「家裡是有讓你過多好，讓你想去當志工？」爸爸則特地將所有不能去的理由，列成長長一大串的清單，想告訴這個寶貝女兒，外面的世界很危險，「他沒想到，我反而感謝他把這些困難都列出來，還說，我們可以一起想辦法要怎麼解決，他就沈默了。」

媽媽眼看她心意已決，搬出兜兜的男友當談判籌碼，「結果，我男友說，他就當作我去當兵。」提起交往四年多的男友，兜兜開玩笑說，每個看似勇敢的女孩背後，都有一個心臟很大顆的男孩。

2014年2月，兜兜的爸媽在老師和其他長輩的鼓勵下，漸漸了解、接受尼泊爾的一切，兜兜也開始想為出發做準備，但是，她是NGO第一位長期志工，又是第一次去尼泊爾，也不知該從何準備起。問她，老師沒給建議嗎？她說：「沒有耶，他只是問我：『你準備好了嗎？』但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準備好了。」

除了到處募款，她還想過補習英文、上華文師資班，最後仍然沒去：「現在想想，其實也沒有什麼叫做『準備好』。『準備好』就像是你已經有一個計畫，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像一本有結局的小說，但我只能盡可能地做我現在能做的，因為沒有什麼是可以『準備好』的。」

原來我在台灣追求的熱血，一點也不熱

於是，2014年8月，兜兜抵達尼泊爾。她說，原本她認為夢想的動詞應該是「飛」，來到這裡，才發現夢想要一步一步地「走」。

一開始，她在照亮生命英語小學住了兩週，學習適應當地生活，記住每個村民的名字。「大部份時間，我都在沈默、被動接受訊息，沒辦法面對面講英文，因為我害怕別人聽不懂，對自己的表達也沒有信心，只能坐在一旁觀察環境，試著先從簡訊、郵件去練習。」

之後，她找到新住所，卻需要整修一個月，只好輪流去學生家裡睡，這樣24小時相處在一起，反而迅速跟學生建立起感情，「我發現，我的英文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差，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自信，真誠跟他們交流。」

終於，兜兜從「客人」變成了「鄰居」。有一位台灣朋友到尼泊爾拜訪她時，曾這樣描述：「我和兜兜一起從學校走回她的住處，時時會被迎面而來的問候聲打斷，這一路上，記不清被邀請多少次喝茶還有晚餐，她只是交錯說著尼泊爾語和英語，笑著跟每位居民打招呼。」

在阿卡蘭山上，兜兜在照亮生命英語小學教書、協助學校行政和物資統籌，也負責當地婦女技能培訓的就業計畫，希望幫助婦女自立，改善經濟與教育條件。她說，在這裡生活、工作，原本擔心的語言、年紀小、沒經驗，到後來，真的都不是問題。

「一下課，我就得為生活打理一切。在山上，水得自己打，家裡也沒有排水系統，廢水必須一盆一盆拿到外面倒。」除了教學及婦女培訓計畫，兜兜在這裡的行程就是洗衣、挑水、煮飯、洗碗，沒有所謂的放假。「因為在這裡不勞動，一定會餓死。」

洗完一小時的衣服，她和婦女們蹲在農田裡，播種、翻土、除草，踩著微濕的泥土，專注地將一粒粒玉米，在犁田翻土的剎那讓玉米精準落地，或是和她們一起割稻，偶爾不小心在手上留下刮痕，再走40分鐘回家，篩米篩到兩手無力。兜兜走進了婦女的生活，想體會她們放不下的是什麼。

「對於培訓計畫，原本報名的婦女，最後放棄的理由常常是『對不起，我婆婆反對』、『對不起，我丈夫不允許』、『對不起，我太多家事』。」可以參與的婦女，為了配合培訓時間，也必須另外付上代價，例如，在冬天的凌晨4點，摸黑，起床，挑水。

「直到我跟她們相約一起去挑水，看見她們付出的代價，我才知道，原來我在台灣追求的熱血，一點也不熱。」 

不一樣的22K

就這樣，兜兜花了兩個月時間，聯繫工人、公平貿易組織，將山上的舊教室改建為婦女的手工藝工廠。不過，當她招募第一群婦女，看到參與者都有一定的經濟水準和家庭支持，內心其實曾有很大的失落和懷疑，「因為這些人，應該不是『最需要』這份工作的人，但後來我想，這計畫不是只為了解決經濟問題，還包含價值觀的體驗：一個女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做選擇、如何為自己的選擇付代價。」

兜兜說：「當這群原本沒有社會地位，甚至16歲就被迫輟學嫁給陌生人的婦女，開始進行自己選擇的工作，我看見她們的眼神有了亮光，也發現自己原來有不一樣的價值。」

目前，山上已有17位婦女正式在家工作，平均每人一週可產出二至三捆布，根據不同尺寸平均價值350盧比，因此，每個月婦女可為家庭增加3000盧比的收入，約是一個山區家庭三分之一的生活開銷。

整建婦女手工藝工廠時，一片透光的屋頂，只要台幣700元，當兜兜知道婦女的工作室與訓練中心，費用大約是22K時，她傳了一封短信回台灣：

「爸、媽，當初你們希望我馬上在台灣找工作，但我現在在這裡，雖然只是一名小志工，卻看見我那在台一個月的薪水，會改變近20位婦女的生活。再次謝謝你們，用支持、祝福和不捨，送我這養了22年被博雅教育搞得不安份的怪女兒來到尼泊爾。我看見更大的世界，還看見渺小的我，竟然能為之做些什麼，這一切讓我感恩得想掉淚。」

23歲的生日，兜兜獨自在阿克蘭山上，看著23歲的第一道曙光灑落在喜馬拉雅山脈，下山後，她按著尼泊爾的傳統買了兩公斤的雞肉，請學校老師們一起享用。「在台灣，親朋好友會為壽星買蛋糕慶祝，但尼泊爾的傳統是壽星請客。」她說：「原來生日，不是為了被祝福，而是祝福別人。」

培訓結業後，婦女們想念兜兜，連續打來幾通電話，卻因語言不通，只能一直重覆問彼此「在幹嘛？」「過得好不好？」「來我家好不好？」原本常嚷嚷「好累！想放棄！」的婦女，因少了培訓太無聊，放棄了放棄的念頭，而尚有兩綑未完成的織品，也被婦女拎回家解手癢。

面對困難，原諒未如預期的一切

問兜兜，在尼泊爾有沒有遇過挫折，她說，當然有。「因為我的NGO在這服務大概已有7年，當地人對我們的印象多少會與資源相連，在孩子身上尤其明顯，一知道我是從台灣來，就會認為我是『聖誕老公公』。」有孩子對兜兜好奇，常試圖闖進她的房間，或是向她要糖果點心，對她說：「你不給我，我就生氣！」

面對這些情形，兜兜說，只要清楚定位自己的角色，就不難應付。「我是一個長期志工，有一定的任務要完成，而讓小孩子喜歡我，並不是首要的任務。我跟他們說，就算你生氣，我也不會給你，還反問他們，為什麼我要給這些東西？他們就摸摸鼻子走了。

但是，我還是常常對他們說『我喜歡你』、『我不給你，不等於不喜歡你』，我很重視跟他們的關係，所以嘗試讓他們知道，這兩件事是分開的。」當孩子們發現這個台灣來的大姊姊不是聖誕老公公，也不會沒來由的稱讚自己，反而建立起更真實的關係。

「我在海外，沒辦法期待一切都是我熟悉的。如果我一直想照自己的方式，反而會搞得自己很慌張吧？」兜兜說，她原本的個性也喜歡計畫，一旦事情不如預期，就很容易沮喪：「但我在尼泊爾好像沒這樣沮喪過，因為無法有太多計畫，這也讓我比較容易放過自己。」

還有個關鍵是，NGO把很多決定權都交給她。「我很幸運，NGO很相信我，沒有預設我一定要做成什麼樣子，我可以自己決定。」這樣的態度，也影響她對待婦女的方式。「給予是種藝術，而在賦權的過程中，信任是一把很重要的鑰匙。在培訓時，有一件事困擾我很久，就是婦女的編織工具，究竟要由NGO負擔，還是讓她們自己購買？最後，我覺得『給』很容易，但我希望她們愛惜，並相信這是靠自己得來的，甚至願意更多投資自己。」

「我當然有很多期待，但在事情不符預期時，我漸漸學會尊重，而不是放棄。以前，我不想花心力去愛連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人，因為我一直覺得，人不自助是他自找的，何必浪費生命？
但是，孕育一個願意改變自己、影響他人的生命，就是這麼不容易，而實現這一切的關鍵是『相信』，不是『期待』。」

七天之差，地震後恍如隔世

2015年4月18日，兜兜因為簽證問題，暫時離開尼泊爾兩個月，在印度貧民窟教孩子英文。4月25日，她就收到尼泊爾規模8.1大地震的消息。「我很震驚，一週前，我才住在加德滿都一個當地夥伴的親戚家，原本還打算多留一個禮拜。地震後，我和他們聯絡，才知道房子全毀、女兒左眼失明，女主人則不幸去世……」兜兜說：「我離開的那天，她擱下手邊的工作，要我7月再來拜訪，到時帶我去吃好餐廳。然後，她走到花園摘給我一朵玫瑰，祝我一路平安……」

4月30日，兜兜所屬的NGO救援團隊抵達尼泊爾。負責接泊的牧師，來迎接NGO一行人，手上捧著一瓶大雪碧。「後來才知道，他的教堂都傾頹了，卻在我們抵達之前，特地騎機車去市區買雪碧招待我們。」NGO夥伴接過那罐汽水，心情十分沈重：「因為我知道，這罐汽水的價錢等於他們一天的餐費。」

離首都約兩三小時的地方，還有很多區域沒有人進去探勘過，尤其是山區五十年以上的老村落，房子常常只是泥土、石頭跟稻草糊成，地震一來，全村倒塌，2200戶人家沒一戶完好。現在除了銀行或警政單位，所有公部門全都停擺，大家都在整理家園。政府則從市區開始發補助金，房子全倒一千美金，家人過世三千美金，還有便宜貸款，可以先過一陣子的生活。

NGO、當地組織和居民共同討論。

為了避免混亂，維持領糧的秩序，以鐵門作為分隔，一次處理兩個人的申請，當作業程序完成，兩人出去後，再換下兩位進到鐵門內的辦公室。

在瓦礫堆旁的臨時帳篷，一個男子不停地說：「這是個艱難的時刻，謝謝你們來關心。」他的房屋全毀、太太過世，女兒在瓦礫堆中撐了一夜，被送到醫院動脊椎手術。但NGO離開時，他只堅定地說：「等服喪結束，我也要投入賑災，把慰問金捐回這裡的偏鄉小學……」我們常常以為，「付出」必須具備很多的條件，但是，如果一群身處苦難的人們，仍然可以分享與給予，我們還有什麼藉口不跨出去呢？

尼泊爾大地震前一週，還笑著與兜兜相約七月見的女主人，在地震中不幸喪生。當時，她送了兜兜一朵玫瑰花，祝她一路平安。

救援期已過，這間NGO專精於社區營造，這次勘災就是為了安置期和重建期，蒐集詳細資料，以便日後幫忙蓋房子、蓋學校和重創治療。然而，市區漸漸復原，媒體慢慢撤出，郊區仍幾乎得不到賑災資源。帳篷、食物、醫療等物資需要申請才能大量運送，並容易被政府收走，加上餘震不斷、雨季即將來臨，NGO非常擔心郊區人們將面對前所未有的難關。

兜兜說，六月中，她就會回到尼泊爾，卻又有些害怕那一天的到來：「看到電視畫面，那不是我認識的尼泊爾。雖然波卡拉沒有什麼災情，但不曉得婦女的家人情況如何。我有點不知道回到尼泊爾後，該怎麼去面對這一切，真的會感到心碎和難過。」

但她一個17歲的尼泊爾朋友，卻告訴她：「因著這場地震，我的國家人民開始聚集，不再一直想著要離開，我希望我的國家永遠可以這麼團結，讓我們一起互相扶持吧。」

一切從「不知道」開始

對話快結束的時候，兜兜突然又開口：「我只是想跟你說，其實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

Skype那頭，傳來她坦然的聲音：「當你問我，為什麼我想去尼泊爾，其實我想說，我不知道。畢業時，我看到同學都在計畫升學和就業，所以我想要那種『和大家一樣』的安全感，但我隱約感到我的心不在研究所，而且很不快樂。我對上帝禱告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走，未來的計畫都交給祢吧，之後，就看見了謝老師的貼文。」

「我曾思考過這個問題，也想讓自己說出個所以然，但我就是無法，後來更覺得自己是為了說服別人，才必須想出個所以然。」兜兜說：「其實，我很難活在一個『我不知道』的狀態裡，但那時候，我就是覺得我應該去尼泊爾，只好原諒自己彷彿漫無目的地走上這條路，或許『不知道』也是一種力量吧—雖然，『不知道』聽起來真的很蠢、很隨便！」她笑。

採訪結束，兜兜說，兩個小時之後，她要去貧民窟探訪，在42度的太陽下，走在被曬得發熱的泥路上，這是「不知道」帶她走上的一條路。

兜兜的說法，讓我想起一句話：「人生，常是迷迷糊糊地走上一條清清楚楚的道路。」或許「不知道」，其實是一種特別的恩典，又或許該這麼說—生命中究竟有哪一條路，是我們真正可以知道的呢？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