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轉換期8:1789年.追求自由的時代》導讀:近代的開端,自由的星星之火席捲全世界

《歷史的轉換期8:1789年.追求自由的時代》導讀:近代的開端,自由的星星之火席捲全世界
法國大革命攻下巴士底監獄。Photo Credit: Anonymou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經歷了「漫長十八世紀」的醞釀,西方世界在十八世紀末迎來了兩件劃時代的大事:1776年美國獨立,以及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這兩大事件為濫觴,由西方引領全世界邁入激烈變動的十九世紀近代化時期。也因為這兩大事件分別象徵脫離「舊世界」及「舊制度」,整個十八世紀亦被歸類為平淡而僵化的、應該被否定的舊時代。

文:莊仁傑(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導讀】十八世紀末:近代的開端

求學時期,曾聽台大楊肅獻教授於英國近世史課堂中談及「漫長的十八世紀」的分界線, 即始於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終於一八一五年的滑鐵盧戰爭。至於英國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其「十九世紀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和《帝國的年代》——也曾指出有一個「漫長的十九世紀」,即始於法國大革命,終於一次大戰爆發。

不論哪個概念,都指出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是這個世界的重要轉換期,是近代世界的開始。《一七八九年.追求自由的時代》即以此轉折做為本書宗旨,特別強調「自由」浪潮如何推動世界發展。全書挑選的主題雖然只是此轉換期的某一片段,但可從這些片段中一窺此轉換期的重要性。

第一章所談的法國大革命,許多人已經耳熟能詳,也是本書書名一七八九年直接指涉的事件。但從自由的角度觀之,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人權宣言》明確將自由列為人們的權利之一,也因此打破宗教對教育等領域的限制。雖然自由觀念並非一躍而就,但對於後來的教育與知識發展功不可沒。

第三與第四章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都指出當時蘇格蘭與東南亞商人積極爭取自由貿易的權利。如果政府限制他們,他們將力爭政府透過法律放鬆對他們的限制;又或者透過「非法」手段(從政府的角度觀之),繞過政府的限制來進行貿易(即以武力作為貿易的後盾,換言之則是海盜)。第二章和第五章的主題是商品(毛皮和奴隸/勞動力),透過商品貿易指出當時世界的變動。

第二章指出人們如何因為毛皮貿易等原因,踏上太平洋上許多偏遠之地(從歐洲中心來看)。在此過程中,許多人因好奇心與科學等由開始探勘這塊地區(好奇心和科學都需要思想自由的支持), 同時也因貿易與政治而深入這塊地區,將之納入世界的一部分。第五章探討自由概念如何在英國逐漸發酵,進而促成印度洋奴隸制度的廢除(廢除是因為英國控制當地所致),但之後的契約制勞工跟原本並無多大差異。

雖未明確說明,但《一七八九年.追求自由的時代》的五篇文章都指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是新思想——特別是自由(不論它對世界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出現、逐漸取代舊思想的時期,其中建立的新制度/系統也逐漸取代舊制度/系統(但完全取代是二十世紀的事了)。在新舊制度/系統轉換期間,出現了許多新舊混合的制度/系統,以及它們所帶來的諸多新機會與問題。

在《歷史的轉換期》套書中,島田龍登與太田淳分別在第七與第八冊中指出十七與十八世紀的東南亞貿易變動。下面就以寥寥數筆,為島田和太田教授的論述做些補充,並以東南亞與華人貿易為例,指出十八世紀末新舊思想、制度與系統的交替。

檳城:新舊系統的結合

一七八六年,英國人從當時的吉打蘇丹手中取得檳城(Penang),開闢成港口。雖然看似是又一個東南亞港口的開埠,但其主要經營方針卻與過去不同。過去的東南亞許多港口會對商品徵稅, 甚至收取通行費,例如當時荷蘭控制的巴達維亞和馬六甲,或西班牙控制的馬尼拉都是如此。可是,檳城自開埠以來即是自由港,對於進出口商品一律不徵稅,這項措施一直維持到一九六九年。對當時的東南亞貿易而言,這是全新的做法,也是隨後開埠的新加坡自由港的先行者。

檳城自由港位於孟加拉灣與東南亞的交界,很快就吸引許多商人,並成為南亞-東南亞貿易的樞紐。這些商人之中好些是華商,例如許泗章就隨著英國人到檳城做生意,他的家族後來成為檳城到普吉島之間的錫礦大亨。此外,在十九世紀崛起並控制檳城對外貿易的檳城五大公司——邱公司、謝公司、楊公司、陳公司、林公司——也是在此時來到檳城(按:檳城五大公司是以同姓氏同地域為基礎所建構的團體,五大公司之外也有許多姓氏公司的組成)。

許泗章與五大公司等福建商人並非從中國來到檳城,也非孤身一人在檳城白手起家。他們早已在東南亞建立了龐大的商業網絡(譬如許泗章原本是在今天印尼的明古魯經商),只是改以檳城為基地,繼續維持並擴大原有的生意。他們除了掌握航運業,也掌握從今日泰國普吉島到馬來西亞霹靂(Perak)一帶的錫礦業。此外,當地的米、糖、椰子、胡椒、鴉片、苦力等貿易,也都由五大公司和他們的盟友所掌控。

換言之,以自由港之姿登上世界舞台的檳城,在當時的東南亞華商轉移陣地下,共同促成其一躍成為世界重要商港。位於孟加拉灣與東南亞交界的檳城,是當時南亞-東南亞貿易的樞紐。雖然新加坡開埠之後很快就超越檳城(但非取代,檳城在十九世紀仍繼續成長),但如果沒有在檳城的自由港先行實驗,新加坡也難以達成今日的地位。

雖然自由港是新概念,意味著自由貿易理念開始在東南亞萌芽,但管理方式仍然延續舊做法。在檳城或之後的新加坡,政府仍然任命某一族群領袖為甲必丹,並透過甲必丹管理該族群。此外, 甲必丹制度雖是由荷蘭人等外來殖民者建立,但若追溯過去,可發現自本土政權馬六甲王朝時代起,就已開始任命外國人擔任港務官(Shah Bandar)來管理其所屬族群。

由上可見,在這轉換期中可見到新事物的產生,但其具體做法仍不脫舊時的影響。一直要到十九世紀,隨著交通與通訊科技進步,以及東南亞的資本主義從勞力密集轉移到資本密集,甲必丹制度才逐漸廢除,東南亞各個西方殖民地也從間接統治邁入直接統治的時代。

華人與世界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