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彥勳《生於奮鬥》：難以撼動的大恐龍，台維斯盃事件提出建言卻被網協封殺

文：盧彥勳、盧威儒

提出建言卻被網協封殺

在職業生涯的中段，我與網球協會有過多次衝撞，當時眾說紛紜，還被扣上「盧彥勳就是愛錢，要求要有出場費」、「不愛國、不肯為國家犧牲」等帽子，但我覺得日久見人心，一路走來的作為，足以解釋我們對國家與網球的忠誠。

以不專業領導專業

2005年，我跟網協提出台維斯盃需要明確制度與專業進駐的想法，當時我已經小有成績，也因為到處比賽，見識了許多國家隊伍的規格，也能大致判斷賽事舉辦的好壞。

當年是在台灣迎戰日本，大家都認為這樣我們可以佔有主場優勢，但事情卻沒有這麼簡單，日本隊最強的鈴木貴男喜歡發球上網，喜歡快速球場，所以照道理來講，如果要擁有主場優勢，應該要選比較慢的場地，例如硬地場或紅土，但網協反而選擇陽光山林的球場當主場，因為當時東森的陽光山林旁有一個建案正在推，他們想要炒熱那裡的周邊環境，也節省經費。

但當時那球場年久失修，為了比賽要重新鋪蓋，偏偏遇到天天下雨，在比賽前一個星期才重新鋪好表層，我們台灣地主隊除了喪失先進場練習的優勢外，球場在趕工下，底層減少，導致那個球場非常的快速，反而迎合了日本隊的喜好。

所幸那次台灣的選手程度不比日本弱，最後還是成功擊敗日本，算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擊敗日本，也是台灣首次進入亞太第一級的賽事，大家都非常高興，但選手受到的照顧與待遇卻乏人問津。

記得那次日本派出四位選手外，還有一位總教練、三位教練和兩位助理教練，團隊中配有穿線師、物理治療師，他們在揚昇高爾夫球球場裡訂了十幾間房間，讓每位成員可以一人一間好好的休息。台灣也是四位選手，除了我，還有王宇佐、陳迪、劉泰瑋，但只有一位教練陳志榮，當時我請霍爾多夫前來協助，並希望能再加入體能訓練或防護員，但協會覺得這樣就夠了。

霍爾多夫也跟網球協會建議，希望選手能多選兩個做為後備，可以陪打也可以實習，藉此培養年輕選手，所以另外還有兩位陪練員易楚寰、張凱隆，勉強有六個選手加入團隊。後來沒想到房間不夠，無法安排兩位隨隊陪練員的住宿，只好讓他們睡在球員休息室；種種問題都讓這些不顧身上有傷、放棄職業賽事來參加台維斯盃的選手，感到非常不被尊重。

參加職業賽，婉拒國家徵召被攻擊

後來2006年我因為腳踝受傷剛復出，希望能先打幾場比賽找回狀態，也爭取積分提高自己的排名，台維斯盃是五盤三勝制，要連續打三天，對體能的負荷極大，受傷的機率也大幅的提升。在當年選手受傷，協會或政府並不會提供選手任何補償，對選手非常沒有保障，甚至會影響之後幾個月的賽事。由於之前我對中國比賽時，就因為手傷硬撐，導致賽後一、兩個星期沒辦法參加任何職業賽，從2005年後，我一直出現大大小小的傷勢，在沒有把握可以負擔高強度賽事前，我只能婉拒國家徵召2006年台維斯盃第一輪碰到巴基斯坦的比賽。

於是，當時協會選訓委員總召也是某大報體育記者寫了一篇文章，內容大致是：盧彥勳寧可在澳洲打一個小比賽，也不願意回到台灣，幫台灣打台維斯盃。他還透過其他管道讓我放棄當時進行的比賽，回台灣打台維斯盃。

當時除了要考量身體受傷的狀況外，我從澳洲飛回去還有一段時間，不一定趕得上，因此還是準備放棄參賽。最重要的是，他後來跟我哥哥說「彥勳回來，我們可以請東森王總裁給彥勳額外費用」，這個理由讓我更不可能回去打。若是大家希望我們回去，我可能會再考慮，但加上金錢的條件，若回去打，我相信這些人一定會說「盧彥勳愛錢」，我並不想落人口實。不過，似乎不管怎麼做，我都會被攻擊。

集結選手意見與協會溝通

2005年霍爾多夫會來台灣幫忙台維斯盃的主要原因，是他一直覺得台灣的台維斯盃有我和宇佐在，只要組隊方式稍作調整，制度跟待遇適宜的話，他相信台灣會有更好的表現，因此他一直鼓勵我們，若協會有提供合理照顧，一定要參加。

即使知道這兩年的狀況，霍爾多夫還是很希望我能與協會溝通，改善這個環境。我印象非常深刻，在2006年日本東京公開賽時，他建議我先找宇佐談談看，然後聚集選手意見，提出我們期望協會達成的事項，看看他們的反應。剛開始我很不想這樣做，就跟霍爾多夫說，「我跟Jimmy也沒有好到可以一起並肩作戰。」但霍爾多夫一直覺得我應該試試，我只好聽他的建議。

我還記得當時陳迪與宇佐住在同一間房，我去他們房間問宇佐，「假設我們一起拚下一次台維斯盃，你希望協會能做到什麼？然後我們大家同心協力跟協會一起討論可能性。」宇佐很快就表示，參加台維斯盃前後需要花費兩到三個星期，他覺得應該要有一萬塊美金的出賽費，大家接著又提到需要穿線師，一人一間房等，我則很清楚表示要防護員。我將大家意見彙整後，請哥哥威儒當代表跟協會討論，看他們能夠同意哪些。第一次協會的回應十分友善，並謝謝我們提出來的意見，他們會努力看看再討論。

但第二次我們要討論這件事情時，協會的態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原來他們跟體育署溝通時，在所有條件中只強調出場費，並表示這些選手就是愛錢，忽略我們的本意。體育署只覺得我們想搞事，就以優秀選手的補助獎金可能會減半等說法警示我們。

當時的選手與家人都感受到壓力，宇佐後來問我的意見，我說，「這是我們唯一把這些事情制度化並確認清楚的機會。今天我們不是在乎出場費，而是要他們能提出一個清楚的標準，我們才知道打台維斯盃有哪些待遇，才會覺得除了為國家爭光以外，我們是受重視的，但若今天過不了關，我們以後都不需要再講任何話，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沒有力量。」宇佐本來也堅持我的想法，但後來因為兵役與補助獎金等壓力，只能選擇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