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 人生障礙賽》:應思聰、政大搖搖哥的人身自由與安全——強制住院是精神疾病的不完整解方

《JUMP! 人生障礙賽》:應思聰、政大搖搖哥的人身自由與安全——強制住院是精神疾病的不完整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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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等不歧視、無障礙及可及性、人身自由與安全、社區融合、自立生活、工作與就業、近用司法等面向,帶您認識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在台灣的真實案例故事!

文:游婉琪

人身自由與安全:應思聰、政大搖搖哥、阿三哥和阿明
強制住院是粗糙的不完整解方

轟動一時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掀起台灣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相關議題的關注。隨著戲劇圓滿落幕,並拿下多項金鐘獎肯定後,受訪時任職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叩問:現實生活中的思聰與思悅(編案:在「與惡」劇中扮演思覺失調症患者與家屬角色)們,真的有得到社會福利系統足夠的支持嗎?

本身也擔任《我們與惡的距離》顧問之一的廖福源,肯定與惡編劇團隊用心,在短短十集的篇幅中,竭盡所能地忠實呈現出精神疾病經驗者與家屬的真實處境。即使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對於從事陪伴精神疾病者工作多年的廖福源而言,劇中演員的一個動作,其實訴說著一個又一個家庭經歷多年的困境;劇中看似單一的事件,卻是真實社會裡頭一齣又一齣不斷上演的悲劇。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飽受思覺失調症之苦的應思聰,因為幻覺而出現攻擊他人行為,最後遭到強制住院。廖福源表示,這就像在現實生活裡頭,每當類似的社會新聞事件發生時,多數的民眾總會直覺地支持要把精神疾病當事人往醫院送。然而,醫院不可能無限制地長期收納精神疾病者,這群人最終還是得回到家庭社區之中,誠如在《我們與惡的距離》第八集中的台詞:「人權不是只有醫療權而已,也包括活得像人的權利。」

根據《精神衛生法》第41條規定,當精神疾病嚴重的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4項進一步定義:「嚴重病人」是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強制住院的啟動順序,是從當事人被通報出現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行為,此時如果該名當事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則根據《精神衛生法》第41條第2項規定,縣市主管機關得以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緊急安置,並由兩名以上的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離島地區則因為人力不足,得僅由一位專科醫師實施。

若精神疾病當事人不同意住院或無法表達時,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與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經過由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所組成的七人以上的審查會,從不同專業面向評估並同意後,才可以強制該病人住院。

一旦精神病人遭強制住院,期間不得超過60日,但經專科醫師鑑定若有延長必要,並報經審查會許可者得延長之,每次以60日為限。

表面上看似要保護嚴重病人的強制住院規定,卻在台灣2017年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國際審查中,遭審查委員於結論性意見中明確指出:強制住院違反公約第14條第1項(b)款:「不被非法或任意剝奪自由,任何對自由之剝奪均須符合法律規定,且於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

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專職律師陳威延指出,強制住院在台灣的主要法源依據《精神衛生法》是在民國79年11月23日制定,雖然在民國96年曾經大修,但仍有許多未能與時俱進之處。另一方面,《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通過後,CRPD在國內被賦予了法律位階,公約內容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的規定,也是台灣一直想要努力的目標與方向。

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4條準則第24點則提到,「禁制令應包括要求機構立即釋放當事人,及/或立即終止強制治療的命令,以及系統性措施,諸如要求精神醫療院所開鎖,告知當事人有離開的權利;責成政府部門提供住房安排、謀生方式,及其他經濟與社會支持,以促進去機構化,維護自立生活、融入社區的權利。這些協助計畫不應集中在提供精神衛生服務或治療,而是以社區為基礎的免費或平價服務,包括不牽涉醫學診斷和治療的替代方案。應依身心障礙者決定,提供取得藥物或停止治療的協助。 」

《精神衛生法》在96年修法,提高強制住院門檻與構成要件後,強制住院病患數快速下降。根據統計,國內強制住院人數在修法前,94年共有3565件、95年3129件、96年3171件,修法之後,101年隨即掉到1221件,102年及103年更分別只有735件與701件。根據衛福部心口司最新統計,110年1到6月,強制住院許可數為245。109年的許可數也只有597件。

對此陳威延指出,從近幾年來強制入院人數比例大幅下修,可以看出廢除強制住院,不僅是人權團體努力倡議的方向,明顯是國家一直按部就班推動的目標。

除此之外,根據《精神衛生法》第15條第2項規定,審查會成員依應包括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陳威延指出,過去審查會成員並沒有法律相關背景人士組成,隨著法律人進入審查會後,也讓精神疾病患者遭無端強制住院情況降低。

陳威延表示,社會大眾因為對於障礙者的不了解,因而產生恐懼不安的情緒,所以希望能夠讓他們集中在某一個地方安置,認為這是對障礙者與社會都好的處置。即使CRPD在台灣已經內國法化多年,但陳威延指出,現行社會上並沒有提供適當的資源引導民眾認識CRPD,除非有重大矚目案件發生引發社會討論,所以一般人其實不太有機會接觸,導致身心障礙者人權的落實只能緩慢進行。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黃嵩立表示,無論是CRPD還是世界衛生組織WHO,都倡議藥物以外的治療模式,以及急性期的支持模式。他舉例,WHO在2021年出版的社區精神衛生服務指南(Guidance on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Promoting person-centred and rights-based approaches) 中,就提出了包含社區外展服務(community outreach)、同儕支持系統(peer support)等多國案例,呈現以人為核心、以人權為基礎、以復原為重點的精神健康系統如何運作。更重要的,這份指南同時證明強制住院接受治療,並非唯一可行的方式。

強制隔離 vs. 社區安置

陳威延表示,強制住院是一種將精神疾病患者隔離起來的治療,具有剝奪人身自由性質之手段方式,需要依法律規定謹慎為之,而不能如部分社會大眾期待的一有風吹草動就想要把人抓進去隔離。實際上除了嚴重的精神疾病患者需要強制就醫外,對於其他病情較為輕微的患者,也可以考慮社區安置等其他方式,只要搭配定期派醫護人員或社工前往探訪,而不用動輒就進行強制安置。

正因為對於無須強制住院的患者,以及可以逐步引導回到社區治療的精神疾病患者而言,社區仍然是他們最後的歸處,陳威延期待,透過社區間人與人真實的實際相處,讓社會大眾與精神疾病患者有所接觸、坦然相見,才有機會逐步把彼此間的隔閡給揭開,減少本能的恐懼,長久下來達到相互了解的地步,但這背後除了需要政府引導獎勵社區安置相關配套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也需要對社會及社區當中的一般民眾進行「去敏」的工作。

從多年來的實務經驗觀察,廖福源表示,對精神疾病當事人的家屬而言,強制住院「幫不上什麼忙」。當事人留院觀察期間,通常家屬也必須在現場。一旦當事人出現情緒性傷害他人或自殺行為,在醫院沒有足夠人力照護情況下,多數家屬寧可把他們帶回去。

而在精神疾病當事者人身自由權方面,廖福源舉例,在德國精神障礙者會有輔佐人制度,保障精神障礙者在就醫後人權不會因此遭到侵犯。而在台灣,情況卻是連法扶律師想要到醫院探望被強制就醫的當事人,都可能會遭到院方拒絕。

遭強制住院的政大搖搖哥

「強制住院後就沒事了嗎?」廖福源以多次登上媒體版面的「政大搖搖哥」為例,質疑外界以為將搖搖哥強制送醫就能解決問題;實際上曾經被送到醫院好幾次的搖搖哥,卻鮮少有人關心他出院之後的狀況,反應出強制就醫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本身。

被社區民眾稱為「搖搖哥」的精神障礙丁姓男子,碰巧地在內湖王景玉隨機殺人事件後,於2016年3月31遭台北市政府無預警地以民眾檢舉為由強制送醫。根據媒體記載,搖搖哥在被捕過程中,不斷反抗並大喊:「我沒有犯法」、「我有傷人嗎?」,並試圖掙脫員警手臂;最終兩名員警仍強制將他拉上擔架,推上救護車送醫。

事件發生後,引來人權團體、律師、學者等齊聲指責,認為台北市政府將搖搖哥強制送醫違反人權,而且強制送醫對搖搖哥本身產生心理傷害,要求立即將其釋放。當天晚上,台灣人權促進會與戰鬥法律人成員律師劉繼蔚等人會商後,緊急向台北地方法院提交提審聲請書。

4月1日,律師曾威凱、謝富凱、周宇修及人本教育基金會副執行長謝淑美等人,在台北地方法院前呼籲民眾上網簽署公版提審聲請書,聲援營救搖搖哥;律師團並在台北地方法院門口前高喊:「停止濫權、立即放人」,呼籲北市府立即釋放沒有危險性的搖搖哥。當日晚上,在人權團體的努力下與搖搖哥本人表態不願住院,搖搖哥才獲得釋放。

「為什麼社會系統沒辦法接住他們?」從政大搖搖哥事件中,廖福源提出的觀點是,強制住院議題不應該只是在侵害當事人人權或侵害家屬人權中間二選一。長期以來夾在不同當事人之間的工作經驗告訴他,對於精神疾病當事人家屬而言,就像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的思聰姊姊應思悅,在面臨長期照顧難處時,眼前並沒有醫療以外的選項,一旦廢除強制就醫,精神疾病當事人的照顧責任該由誰來承擔?

廖福源表示,對許多精神疾病當事人而言,原本的狀況可能不至於需要到醫院,但飽受精神疾病之苦,往往在現實生活中沒人願意傾聽,對於疾病不了解的親友,通常只會要他們按時吃藥、接受治療,對當事人而言,「某程度就像是霸王硬上弓」。

該不該讓他們出院?

廖福源也引述了《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其中一幕,精神科社工師宋喬平與精神科醫師林一駿爭論該不該讓精神疾病患者耀暉出院。當時宋喬平主張,當事人媽媽還沒有準備好,家裡面資源也不夠。林一駿則從醫師觀點認為,耀暉的狀況既然已經穩定,那就應該要出院。

廖福源指出,從社工師的立場來看,要不要讓精神疾病當事人出院的決定關鍵,不在於「病情穩定」,也不在「專業評估」,而在於支持精神疾病當事人及家庭的「社會支統系統」靈不靈光。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當病人情況穩定,為了重視病人的權益,醫生選擇讓病人出院,卻發生一連串悲劇,耀輝出院後成為「李曉明模仿犯」,遭到輿論踏伐,最後耀輝媽媽帶著耀輝自殺了。對此廖福源無奈感概:「這不是戲劇,這是真實的生活。」台灣社會大眾應該思考的是,現有可以提供的支持措施,距離精神疾病當事人和家屬真正需求的距離有多麼遙遠?

「在我們一味用習慣的方式解決問題之前,也許應該更全面的去瞭解問題所在。」就像是與惡劇中當宋喬平與醫師林一駿立場矛盾,在難以取得結論情況下由電梯門關上畫面象徵對話結束。廖福源表示,現實中我們以為已經盡力做了我們能做的,但實際情況更像是把電梯門關上,把一個需要他人協助的精神疾病當事人隔絕在電梯門外,讓他繼續獨自面對生命中所必須面臨的問題,而不去思考他們的難處。

「我們太被動了!」廖福源表示,強制就醫不過是「讓溺水的人暫時不會溺水」,與其只有處理事情表面,他認為,我們應該要花更多心思去討論精神疾病當事人與家屬需要的多少資源,做出深度盤點。在醫療健康權、精神疾病當事者人權與家屬生活權利之間,廖福源認為,國家不能利用精神疾病為理由,把照顧精神疾病當事人的責任全都推給家屬。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JUMP! 人生障礙賽》,法律扶助基金會出版

作者:游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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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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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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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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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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