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亨利・胡梭（Henry Rousso）

裂痕再現

歷史學家本身也應該保持警惕，不要陷入時代錯置的魔力陷阱中。只要保持相當的距離，並以完全客觀的角度觀察阿爾及利亞戰爭和占領時期，就能發現二者所面對的利害關係，只有非常薄弱的關聯。可是當時的人並不這麼認為。新法法戰爭的主導者，在他們的想像與口號，有時也在他們的行動當中，將自己與一九四○年的人與事同化了。此外，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尤其是領導階層，還曾經積極參與過占領時期的行動。所以，時代錯置的出現，也許就是抽出了記憶的維度。

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對歷史的引用採取了不同的維度。歷史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模糊記憶，或是出於戰略性的譴責，而是產生了如同政治遺產的作用。不過其中的錯綜複雜同樣很難梳理清楚。新的裂痕並不是一九四○年的間隙重現。裂痕的邊緣，不能完全吻合「抵抗分子」與「附敵分子」之間，不久前出現的裂縫。重新分類劃出了其他裂痕，每個裂痕或多或少都會向過去的回憶求助。不過，反過來看，這些裂痕也提醒了一點，占領時期的分裂，不能只憑藉不是抵抗運動就是附敵行為，就能給出清楚的定義。

猶太裔歷史學家皮耶．維達爾－納凱在他近年發表的分析中，將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抵抗行為」區分出三種類型：一是「布爾什維克」，革命列寧主義的繼承人與異議共產黨人；二是「支持第三世界主義者」，屬於世俗的或信仰狂熱者；最後則是「德雷福斯派」，固守對法國的某種理念而不是對阿爾及利亞的理念。當然，在最後這一類人當中，抵抗運動這個問題才具有象徵意義，但前提是，就抵抗運動的部分組成分子來說，這個運動是反德雷福斯民族主義之戰的延續。

這支左派一開始就聲討某種「法西斯主義」捲土重來：一九五七年，他們反對酷刑；將一九五八年五月視為「七月十日」再現。歷史學家米歇爾．維諾克寫道：「法西斯瘟疫和種種仿效它的行為，不斷從民族情感惡化與扭曲當中，獲得使自己強大的力量。秉持自由主義的國家，在受到威脅與凌辱、必須重新掌握民族命運時，甚至會一蹶不振。」這個標籤不僅囊括了極端民族主義者，也包含了新的「救星」。它是一個通用的概念，不僅止於一九三○至四○年代、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總之，所有威脅到共和與民主政體的都是「法西斯」。

可是兩年後，「祕密軍事組織」（OAS）和激進分子看起來更像是主要的危險，他們為了不讓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而進行的戰鬥，不過是「藉口，用這個方式（……）來達到他們一直以來的終極目標：奪取政權，建立法西斯政體」。因此祕密軍事組織一開始的首選目標，戴高樂將軍，反而在一些人眼中成了阻撓法西斯政體的一堵牆。維諾克表示，當時這種立場的逆轉讓他頗為反感：像是侯傑．斯迪范或是莫里斯．克拉維，他們試圖把戴高樂當成救星，不是出自五月十三日而是出自六月十八日的那一位。「將軍的陰影再次籠罩在每個新聞編輯室。」

然而左派此時對一九四○年的引用，有它先天上的限制。引用一九四○年，屬於回顧過程中的一點，可以用來跳到更遠的過去，跳進德雷福斯事件的回憶中。可是它無法考慮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其他層面。歷史學家貝納．德侯茲在研究這場戰爭與其他更早之前的分裂具有何種演變關係時，指出「真正的內戰，是那場蹂躪了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戰爭」，當我們偶爾從法法衝突的往事，探討內戰的性質時，這是顯而易見的真相。最後，以記憶彼此交戰的論點進行觀察，毫無疑問，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抵抗運動的傳承並不只屬於反對戰爭的成員，他們必須和其他人共享這份遺產。因為，黑暗年代的回憶，對擁護法屬阿爾及利亞的群眾而言，不僅更強烈也更矛盾。

戰後的極右派經歷了一系列、反覆描述的變遷。布熱德一派在一九五六年勝選後，目睹自己的影響力隨著第四共和的落幕而衰退。雖然在左派眼中，他們是貝當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繼承人，但這種隸屬關係在布熱德黨團內部，似乎並沒有產生什麼作用，在論及意識形態的傳統時，算不上什麼穩固的基礎。有些人嘗試概述「更新的民族主義」，以皮耶．布東和他創立的《法蘭西民族》週刊為中心。這份期刊聚集了「曾經為老元帥效力並始終保持忠誠的人，以及其他曾在抵抗運動的行列中為自由法國而戰，並絕不背棄自己過去的人」。總之，只有兩個陣營一直鍾情於占領時期的政治傳統，一個是堅守「民族革命」的貝當主義者，其中包括了迪協－維尼昂古、伊索尼，等等；另一個是遵從「歐洲新秩序」的新法西斯主義者，例如作家莫里斯．巴代什。

一九五八年戴高樂重掌政權，引起許多分歧的意見。伊索尼，屬於最鐵桿正規的貝當主義者之一，他從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授職投票的那天起，就一直對將軍持否決的態度：「我所重視的回憶之中，有些染上了鮮血的印記，還沒有任何字句或行動可以把它們抹去，這些回憶禁止我投下這一票。」迪協－維尼昂古投了授職票，但拒絕授予立法權。不過其他人倒是從反對變成支持，例如……貝當元帥的夫人！

在這件事上，《里瓦羅爾》週刊猶豫不定的態度，表現得頗為明顯。這個隸屬懷舊人士的發聲媒體，一開始對將軍懷著一貫的敵意：「要求公共安全政府，可以，但不要戴高樂。」（五月十五日的社論）過了一個星期，週刊的第一頁並排刊登了兩張照片，一張是貝當，另一張是戴高樂。照片解說引用了這兩人的句子：「我為法國獻上我自己以消弭它的災難。」（貝當，一九四○年六月十六日）「我不屬於任何人，我屬於所有人。」（戴高樂，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這種編排讓週刊利用筆尖支持戴高樂，儘管他過去犯下「災難性」的行動，但選擇他還是比「維護另一個自命不凡、話都說不清楚的團隊」來得適宜（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的社論）。從當時一直到七月，《里瓦羅爾》週刊保持的這個立場可以總結為兩個公式：因為忠於貝當所以挺戴高樂，而且與其面對另一個新左派「人民陣線」，不如選戴高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