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琪政府症候群》:在法國本土觀察阿爾及利亞戰爭,確實就是法法戰爭的再現

《維琪政府症候群》:在法國本土觀察阿爾及利亞戰爭,確實就是法法戰爭的再現
圖左為法國國旗,圖右則為阿爾及利亞國旗。|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於法國自1944年開始的這場漫長旅程,作者稱之為「維琪症候群」。為此,他用田野調查的方式,從電影放映、歷史著作,以及紀念日等面向,深入分析法國人如何塑造這段集體記憶,以及維琪歷史如何影響法國人的群眾心理。

文:亨利・胡梭(Henry Rousso)

裂痕再現

歷史學家本身也應該保持警惕,不要陷入時代錯置的魔力陷阱中。只要保持相當的距離,並以完全客觀的角度觀察阿爾及利亞戰爭和占領時期,就能發現二者所面對的利害關係,只有非常薄弱的關聯。可是當時的人並不這麼認為。新法法戰爭的主導者,在他們的想像與口號,有時也在他們的行動當中,將自己與一九四○年的人與事同化了。此外,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尤其是領導階層,還曾經積極參與過占領時期的行動。所以,時代錯置的出現,也許就是抽出了記憶的維度。

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對歷史的引用採取了不同的維度。歷史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模糊記憶,或是出於戰略性的譴責,而是產生了如同政治遺產的作用。不過其中的錯綜複雜同樣很難梳理清楚。新的裂痕並不是一九四○年的間隙重現。裂痕的邊緣,不能完全吻合「抵抗分子」與「附敵分子」之間,不久前出現的裂縫。重新分類劃出了其他裂痕,每個裂痕或多或少都會向過去的回憶求助。不過,反過來看,這些裂痕也提醒了一點,占領時期的分裂,不能只憑藉不是抵抗運動就是附敵行為,就能給出清楚的定義。

猶太裔歷史學家皮耶.維達爾-納凱在他近年發表的分析中,將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抵抗行為」區分出三種類型:一是「布爾什維克」,革命列寧主義的繼承人與異議共產黨人;二是「支持第三世界主義者」,屬於世俗的或信仰狂熱者;最後則是「德雷福斯派」,固守對法國的某種理念而不是對阿爾及利亞的理念。當然,在最後這一類人當中,抵抗運動這個問題才具有象徵意義,但前提是,就抵抗運動的部分組成分子來說,這個運動是反德雷福斯民族主義之戰的延續。

這支左派一開始就聲討某種「法西斯主義」捲土重來:一九五七年,他們反對酷刑;將一九五八年五月視為「七月十日」再現。歷史學家米歇爾.維諾克寫道:「法西斯瘟疫和種種仿效它的行為,不斷從民族情感惡化與扭曲當中,獲得使自己強大的力量。秉持自由主義的國家,在受到威脅與凌辱、必須重新掌握民族命運時,甚至會一蹶不振。」這個標籤不僅囊括了極端民族主義者,也包含了新的「救星」。它是一個通用的概念,不僅止於一九三○至四○年代、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總之,所有威脅到共和與民主政體的都是「法西斯」。

可是兩年後,「祕密軍事組織」(OAS)和激進分子看起來更像是主要的危險,他們為了不讓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而進行的戰鬥,不過是「藉口,用這個方式(……)來達到他們一直以來的終極目標:奪取政權,建立法西斯政體」。因此祕密軍事組織一開始的首選目標,戴高樂將軍,反而在一些人眼中成了阻撓法西斯政體的一堵牆。維諾克表示,當時這種立場的逆轉讓他頗為反感:像是侯傑.斯迪范或是莫里斯.克拉維,他們試圖把戴高樂當成救星,不是出自五月十三日而是出自六月十八日的那一位。「將軍的陰影再次籠罩在每個新聞編輯室。」

然而左派此時對一九四○年的引用,有它先天上的限制。引用一九四○年,屬於回顧過程中的一點,可以用來跳到更遠的過去,跳進德雷福斯事件的回憶中。可是它無法考慮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其他層面。歷史學家貝納.德侯茲在研究這場戰爭與其他更早之前的分裂具有何種演變關係時,指出「真正的內戰,是那場蹂躪了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戰爭」,當我們偶爾從法法衝突的往事,探討內戰的性質時,這是顯而易見的真相。最後,以記憶彼此交戰的論點進行觀察,毫無疑問,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抵抗運動的傳承並不只屬於反對戰爭的成員,他們必須和其他人共享這份遺產。因為,黑暗年代的回憶,對擁護法屬阿爾及利亞的群眾而言,不僅更強烈也更矛盾。

戰後的極右派經歷了一系列、反覆描述的變遷。布熱德一派在一九五六年勝選後,目睹自己的影響力隨著第四共和的落幕而衰退。雖然在左派眼中,他們是貝當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繼承人,但這種隸屬關係在布熱德黨團內部,似乎並沒有產生什麼作用,在論及意識形態的傳統時,算不上什麼穩固的基礎。有些人嘗試概述「更新的民族主義」,以皮耶.布東和他創立的《法蘭西民族》週刊為中心。這份期刊聚集了「曾經為老元帥效力並始終保持忠誠的人,以及其他曾在抵抗運動的行列中為自由法國而戰,並絕不背棄自己過去的人」。總之,只有兩個陣營一直鍾情於占領時期的政治傳統,一個是堅守「民族革命」的貝當主義者,其中包括了迪協-維尼昂古、伊索尼,等等;另一個是遵從「歐洲新秩序」的新法西斯主義者,例如作家莫里斯.巴代什。

一九五八年戴高樂重掌政權,引起許多分歧的意見。伊索尼,屬於最鐵桿正規的貝當主義者之一,他從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授職投票的那天起,就一直對將軍持否決的態度:「我所重視的回憶之中,有些染上了鮮血的印記,還沒有任何字句或行動可以把它們抹去,這些回憶禁止我投下這一票。」迪協-維尼昂古投了授職票,但拒絕授予立法權。不過其他人倒是從反對變成支持,例如……貝當元帥的夫人!

在這件事上,《里瓦羅爾》週刊猶豫不定的態度,表現得頗為明顯。這個隸屬懷舊人士的發聲媒體,一開始對將軍懷著一貫的敵意:「要求公共安全政府,可以,但不要戴高樂。」(五月十五日的社論)過了一個星期,週刊的第一頁並排刊登了兩張照片,一張是貝當,另一張是戴高樂。照片解說引用了這兩人的句子:「我為法國獻上我自己以消弭它的災難。」(貝當,一九四○年六月十六日)「我不屬於任何人,我屬於所有人。」(戴高樂,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這種編排讓週刊利用筆尖支持戴高樂,儘管他過去犯下「災難性」的行動,但選擇他還是比「維護另一個自命不凡、話都說不清楚的團隊」來得適宜(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的社論)。從當時一直到七月,《里瓦羅爾》週刊保持的這個立場可以總結為兩個公式:因為忠於貝當所以挺戴高樂,而且與其面對另一個新左派「人民陣線」,不如選戴高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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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風吹|行動講堂》Ep4:疫情戰火雙重挑戰,經濟難民與糧食危機搶救行動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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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風吹|行動講堂》Ep4將帶大家關注因委內瑞拉通膨問題產生的經濟難民,透過與兩位來賓的對談深入瞭解問題始末,並從中認識世界展望會如何透過社區發展工作來回應全球經濟與糧食問題。

由李漢威、蔡尚樺聯手主持的直播節目《國際大風吹|行動講堂》第4集已於7月12日播出。本集邀請宏都拉斯國防大學榮譽教授楊建平、台灣世界展望會國際事工處主任吳正吉對談,深入委內瑞拉經濟難民問題始末,瞭解背後的政治、經濟脈絡,以及其涵蓋的飢餓、貧窮與兒童保護等迫切需要援助的議題,並從中認識世界展望會在委內瑞拉積極推動的社區發展工作。同時,也邀請各界共同付出行動,與世界展望會一起協助貧窮家庭與兒童回歸正常生活。

從世界展望會的角度來看「多做多得」,我們付出後得到的是兒童豐盛的生命。這些豐盛的生命是必須被協助、被完成的,因為這是兒童本應該有的權利。

經濟數字之下,看不見的兒童飢餓危機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近年委內瑞拉難民數字不斷飆升,累積至2021年已超過460萬人,僅次於敘利亞的680萬人。但在戰火爭端與氣候變遷影響較少的中南美洲,為何會產生如此多的難民人口?事實上,委內瑞拉歷經國家一連串錯誤的社會及經濟政策後,於2014年爆發惡性通貨膨漲,民眾面臨嚴重的經濟困境,為求生存人們只好被迫出逃成為「經濟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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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數字上觀察,委內瑞拉在2014年至2020年的6年之間經濟規模縮減74%、失業率高達51%,甚至有76.7%的人口處於極端貧窮(每日生活費低於1.9美元)的狀態。

今年初,世界展望會為了進一步了解委內瑞拉家戶在糧食安全、營養與兒童保護等方面的實際狀況,與當地組織合作展開深入的需求調查。結果發現,委內瑞拉70%的家庭面臨中度以上的飢餓狀況,嚴重的飢餓問題更造成30%的兒童身高年齡比低於平均值,這意味著孩子無法獲得足夠營養,而造成智力與身心靈發展上無可挽回的傷害。此外,調查更發現有20%的出逃難民會將小孩獨自留在國境內,衍生兒童保護、隔代教養等社會問題。這不只如實呈現經濟危機對當地家庭的衝擊,更讓我們看見其中迫切需要幫助孩童的輪廓。

繁華之後:弱勢孩童被剝奪的基本生命權利

或許很令人難以想像,如今面臨經濟困局的委內瑞拉,過去曾擁有包括醫療、教育、住宅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雖然存在貧富不均的問題,但人民生活仍算安穩。來賓楊建平教授分析道,對比今昔天堂地獄般的差異,其實皆源自於委內瑞拉國家得天獨厚的石油產出:

過去國際油價飆漲的黃金年代,委內瑞拉憑藉石油出口獲取豐厚的利潤來支撐國家的龐大支出,依據國際組織的調查,當時的施政策略確實減少貧富不均問題。但從2010年開始,因為頁岩油技術趨於成熟、國際經濟制裁等一連串的因素,讓國際上包含石油在內的大宗物資價格巨幅下跌,嚴重動搖委內瑞拉賴以為生的經濟命脈。漸漸的,國家開始無法支付各項社會福利的鉅額開支,加上國內政治動盪,最終使得國家經濟完全崩潰。

來賓吳正吉主任也補充,受經濟問題影響最直接、嚴重的就是生活其中的人們,尤其在脆弱的政經環境中,弱勢家庭與兒童更是毫無選擇的權利。就像影片中的Ami一家,孩子的缺陷不只讓家庭先天需要更多資源,母親離家、父親失業的後天影響更是巨大,此時冒險出走並非出於思慮後的決定,而是環境壓迫下不得不的無奈。幸好,世界展望會看見努力掙扎中的弱勢家庭,迅速組織動員發展緊急溫飽及社區發展的救援工作,協助更多與Ami相同境遇的家庭,給予兒童更豐富的營養條件,獲得應有的生命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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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聾啞的女孩Ami,5歲的她和祖母南希及父親安芬尼從家鄉長途跋涉到達厄瓜多找尋安身之所。圖中的米老鼠玩偶是她祖母親手清洗、縫合的,也是這段旅程中她唯一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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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土地關係,世界展望會從社區開始的經濟復健之路

追根究柢,石油究竟算是天賜禮物還是惡魔果實?來賓楊建平教授解釋,這種國家過度依賴單一天然資源的現象被經濟學家稱為「荷蘭病」。就國家經濟發展而言,這就像是雙面刃,天然資源出口獲得的大量外匯拉抬幣值,導致其他產業的出口不利,農業、工業、製造業等產業發展也隨之受限。不過相反的,這表示委內瑞拉仍有尚未開發的肥沃土地可以耕作,所以世界展望會進入委內瑞拉的首要工作,就是回歸根本,恢復當地居民與土地之間的關係,結合社區發展行動與生技發展工作,發展如「家庭菜圃」的長期計畫,陪伴社區成長、鼓勵多元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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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展望會面對委內瑞拉經濟問題的回應,就是透過「家庭菜圃」計畫去恢復社區跟土地的關係。

家庭菜圃計畫的重點之一,其實是源自於前面提到的兒童飢餓問題。世界展望會透過以下三個漸進式的進程,從糧食援助、技術扶助到地方組織的能力建設,讓許多受益家庭的孩子不只獲得營養改善,家庭的父母也更有自信,而委內瑞拉國家的社區發展更受到莫大的幫助。

一、緊急糧食援助
針對當下經濟困頓、糧食缺乏的家庭與兒童,提供立即性的糧食援助。
二、技術援助,扶助謀生
透過工作坊教導受益家庭種植技法與相關物資,包括種植技巧、種子、糧食技術等,並慢慢建立社區關係,給魚也給釣竿的過程也是在恢復人與人、人與社區、人與土地的多元共存關係。
三、長期兒童保護
經濟蕭條之下,童工、童婚等問題也層出不窮。因此世界展望會也在扶助的過程,加強兒童保護觀念的訓練,教育民眾如何避免兒童受到剝削,以及剝削發生時,如何與相關單位回報加以阻止。

不只委內瑞拉,新冠疫情衝擊全球糧食分配議題

然而,糧食與貧窮問題不只發生在經濟崩潰的國度。隨著俄烏戰爭與新冠疫情的雙重影響,經濟通貨膨脹已經蔓延全球,甚至許多國家開啟進一步的糧食管制措施,這將衝擊國際糧食問題,產生更多潛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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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能從聯合國SDGs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看出端倪,降低極度貧窮人口率(extreme poverty rate)發生20年來首次倒退;截至2021年,有超過1億1千萬人口重新落入極度貧窮狀態,流離失所的人數達到8900萬人,其中最嚴重的4500萬人已經面臨飢荒邊緣。

經濟緊縮加上戰爭導致的國際糧食保護政策,都將嚴重影響那些原本就缺乏糧食、仰賴進口糧食的非洲國家。世界展望會也注意到危機將至,救援行動刻不容緩,不只透過飢餓30活動推行全球飢餓的倡議行動;更與世界糧食署合作,進入需要的國家進行緊急糧食發放、社區發展、家庭菜園等事工推行扶助計畫,讓人們擁有推行自己社區、謀求幸福生活的能力,藉此回應糧食缺乏帶來的生存危機!

立即伸出援手,共同面對糧食缺乏的困境!飢餓三十救援專線:(02)8195-3005 即刻救援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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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際大風吹|行動講堂》

由《國際大風吹》李漢威、金鐘主持人蔡尚樺聯手主持,每集《國際大風吹|行動講堂》直播節目將邀請重磅來賓,帶大家深入淺出、探討急需人們重視的國際議題,並呼籲各界付出實際行動,向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展開即刻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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