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課01】美學》:美感評判不是某種普世通用的標準,而是根深蒂固出自你的文化背景

《【牛津通識課01】美學》:美感評判不是某種普世通用的標準,而是根深蒂固出自你的文化背景
Photo Credit: Domenico Veneziano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精簡介紹了西方與非西方的美學傳統,你將明白美學遠遠超過藝術範圍,更包含了人們情緒展現的方式、感知改變的方式,以及美感欣賞與社會參與互動的方式。日常生活中那些能讓你感受到值得擁有、縈繞於心的體驗,都能稱之為美學。

文:本斯・納內(Bence Nanay)

現實生活中的美學分歧

關於美學的一致和分歧,真正問題不在於誰對誰錯,而是關於我們如何分配注意力、我們的背景信念、知識,以及過去所接觸的事物,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經驗。一但了解我們的經驗會因為這些而改變,將十分有助於解決美感分歧。

我曾經擔任影評人,這份工作的好處之一是可以參加電影節;我就經常擔任評審團成員。擔任電影節的評審有其迷人的一面:和知名演員見面、入住高級飯店等等。但這有時也是一種令人筋疲力盡、且往往令人火大的經驗。

你和另外四個人一起擔任評審,他們通常來自世界各地,對電影的品味與你截然不同。但是你們必須就哪部電影應該獲獎做出決定,而且一定有嚴格的截止日期。你必須在午夜之前給電影節主辦單位一部片名。已經是晚上十一點了,但你們對於任何一部電影都沒有達成共識。這是現實生活中的美學分歧,休謨對於解決這種分歧並無太大的幫助。擔任過幾次評審之後,關於美感分歧爭論的老調,在我眼中開始變得很不同。

這些評審會議上發生的事,不是在分享經驗,而是在於困難的美學批判。我們必須同意某部電影比其他電影好。事實上,實際運作的方式往往與此相反。首先,我們必須同意,有些電影顯然不能得獎;這還是比較容易的部分。但這樣一來,我們還剩下四、五部電影,這時就要拿刀出來了。

如何理性地說服另一位評論家,他喜歡的電影實際上缺乏原創、陳腔濫調?恐怕答案是無法,也不能。這些辯論毫無理性可言。而且可悲的是,獲獎的電影往往是沒有哪個影評人為之瘋狂、但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它獲獎的那一部。

令人信服的不是理性,我很少看到影評人試圖訴諸理性。一些較有經驗的影評人試著採取某種形式的心理戰,早在陪審團討論之前,通常是在放映期間,就系統性地破壞、有時無意識地反對某些電影。這種心理戰也是非理性的,是在更情緒化的層面上進行的。但我不覺得整體而言這在美學上有何益處,除了學到影評人的狡猾之外⋯⋯。

這些評審所做的事,幾乎只有試著讓其他影評人關注電影的某些特徵。這不像是批判繪畫或小說那樣清楚明瞭,因為電影是一門與時間有關的藝術。我們是在觀看電影的幾天之後決定,因此我們關注的不是電影本身,而是我們對電影的回憶。

儘管如此,幾乎所有的爭論實際上都是用來將其他影評人的注意力,引到一些尚未被注意的特徵上。注意這個特徵可能會產生負面的美感差異(當目的是排斥這部電影時);但也可以產生正面的美感差異(據以說明為何這部電影比其他同領域的電影好)。

實際上這正是影評人該做的事,不僅在擔任評審時如此,在他們撰寫影評時也是如此。這就是好的影評人實際上做的事。不像美國具代表性的影評人寶琳.凱爾(Pauline Kael, 1919-2001)那樣,將批判視為一種藝術形式。不總結劇情、不講述和情節只有一點點關聯的童年記憶,也不用告訴我們他們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影評人的工作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到我們本來不會注意到的特徵上。注意到其中的一些特徵,可能會完全改變我們的體驗。

其中一些特徵可能是結構性的,例如,小說第十二頁的主題如何在第一百三十四頁再次出現,然後在第四百三十二頁和五百六十三頁又再度出現,以及這如何為原本非結構化的敘述提供了結構。還有一些可能和其他藝術作品的銜接有關,例如,一首樂曲引用了另一首樂曲的音調。注意其中的一些特徵,可能會讓我們的體驗更令人滿足,這也使得評論真的值得一讀。

以下是一個真實的例子:一幅十五世紀義大利的小畫,描繪的是天使報喜(見圖4)。畫家多梅尼科.韋內齊亞諾(Domenico Veneziano, 約1410-1461年)在畫中玩弄了軸線——對稱的建築偏離了中心,被推到畫面中間左側;而「動作」也偏離中心,但它是被推到右邊,而不是左邊。這三個對稱軸(建築、畫作本身以及瑪麗和大天使之間的軸)的交互作用,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立即注意到的。但是當它被指出來並引起你的注意後,就會產生巨大的美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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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omenico Veneziano Public Domain

就數量而言,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多的評論,相關的部落格和網站就有數十萬個,一點也不誇張。但這一點只是更加顯明評論已陷於危機中。正如英國文學評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 1943-)早在三十多年前(部落格出現之前)就義正嚴辭地指出:「現今的評論缺乏任何實質性的社會功能。要嘛是文學事業公共關係部門的一部分,要嘛是完全屬於學院內部的事。」

有件事和當時不一樣,那就是名人評論家的出現,這些人(通常在現場觀眾面前)發表對電影、音樂和電視節目的意見,除此之外無所事事。但是,如果評論者只做他們收錢該做的事,也就是引導觀者注意可能會產生美感差異的特徵,那麼評論的社會功能是可以被恢復的。

法國小說家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 1901-1976)說過,寫作藝術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讓讀者能夠了解藝術,而是讓他們愛上藝術。高談闊論藝術當然要容易得多,但評論家的工作是用一種說服人們喜歡上作品的方式,幫助讀者注意該作品。

現實生活中的美學一致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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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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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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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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