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偽裝的改革者》:台獨、美帝和中共,蔣經國的「三合一」敵人

余杰《偽裝的改革者》:台獨、美帝和中共,蔣經國的「三合一」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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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今天的中國與台灣,鄧小平和蔣經國政治神性依舊。而本書認為這是華語世界最巨大的神話和最可怕的迷思。作者余杰別出新意地把鄧小平和蔣經國放在一起比較分析,挑戰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和陶涵(Jay Taylor)的《蔣經國傳》這類讓華語知識分子以為有西方背書、貌似客觀的歷史定論。

文:余杰

蔣經國的五次訪美「趕考」

國民黨政權一開始是蘇聯扶持起來的,孫文和蔣介石的意識形態,一半是馬列主義一半是民族主義。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共後,與蘇聯翻臉,倒向英美。但在英美眼中,南京政府始終是「小粉紅」,難以完全信賴。只是由於日本在東亞過度擴張威脅歐美維持的世界秩序,美國才勉強支持獨裁的蔣政權對抗日本。若非美國的大力支援,蔣政權根本不可能熬過太平洋戰爭。

戰後,腐化的蔣政權難以抵禦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武裝、新發於硎的中共,在內戰中節節敗退,就如同阿富汗世俗的親西方政府難以抵禦捲土重來的塔利班一樣。美國不願將資源投入到這個無底洞之中,更不願自己的子弟兵在這片陌生土地上埋骨,抽身而出,眼睜睜地看著中國赤化。直到韓戰爆發,美國重新制定亞洲政策,蔣政權再度死裡逃生。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指出,二戰之後,美國形成「非正式的帝國」:它擁有自由主義的價值體系,內部有以主權平等為核心的主權國家體系以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並存。這是一種志不在擁有殖民地之「無殖民地的帝國」,它的非正式帝國體系是通過帝國在其他主權國家內所租借的土地上建構的軍事基地網絡,以及在東南亞地區典型可見的軸心-放射狀之安保同盟的圈圈來維持的,或可稱之為「基地帝國」。

一九五○年代的台灣,在美國帝國體系中佔有明確的地位。作為美國的同盟國之一,台灣在帝國體系的軸心-放射狀體系之中被賦予正式的地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軍隊獲得大量軍事援助與美軍顧問介入,得以重建、重組;經濟在巨額經濟援助下逐步復興,更在美國要求被援助國經濟自立的壓力下,讓經濟成功步上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軌道。國民黨政權將這些當作外部正統性的資源,確立並維持政權的運作。由此,蔣氏父子成功地在台灣建立了一個對美國而言的「協力者政權」(對台灣人而言則是「遷占者政權」)。

蔣介石刻意培養蔣經國為接班人。蔣經國有留蘇十二年背景,又有「上海打虎」、粗暴侵犯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的實踐,美國人對他不會絕對信任。美國政府對蔣經國進行考察,這項工作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台北辦事處主任克萊恩。克萊恩回憶說:

「我在台北任職的目標之一,即是搜集蔣經國的消息,但不公諸於眾,而是私底下送交美國政府,以便判斷蔣經國對蘇俄制度的真正感想。這在一九五○年代末相當重要,因為當時中華民國許多舉足輕重的人士仍認為蔣經國是蘇聯的代理人,或至少是蘇聯的同情者,他們以蔣經國長期留蘇的事實作為此項判斷的依據。提供事實的真相供決策者參考是我當時的目標。」

蔣經國也知道克萊恩的使命所在,將其批判蘇聯的著作送給克萊恩,還多次公開發表反蘇講話,以此獲取後者之信任。兩人建立起長期的友誼。

克萊恩離開台灣二十五年之後,以對雷根政府頗有影響力的學者身份來台訪問,受到蔣經國的熱情接見。克萊恩肯定台灣的成功,並認為鄧小平無法成功仿效台灣經驗:

「你們的努力得到許多很好的成效與經驗。共產黨在大陸的實驗,證明共產主義是行不通的。中國大陸也想改變,向你們學習,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誠如您以前講述的,共產黨的任何改變都是不會成功的。鄧小平學中華民國的經驗,模仿貴國的經濟及社會制度,但是他們不會成功的。因為鄧小平畢竟是個共產黨員,他無法擺脫共產主義的臼巢。」

蔣經國回應說:「世界是會改變的,但我們反共的政策是絕不改變的。」

儘管派駐台灣的美方高級官員對蔣經國逐漸有了更多正面的看淡,但遠觀不夠,還需當面考察。從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年,美國政府先後五次邀請蔣經國訪美,等於是對他進行五次「考試」。蔣經國每次訪美都有不一樣的身份和使命,先後見到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和尼克森等四位總統,順利通過美國的考核——若得不到美國支持,任何人都不可能順利接班。台灣不是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但從某種意義上說,蔣經國是得到美國「摸頭」的「台灣總督」。

一九五三年,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邀請蔣經國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美軍中沒有這個對口單位和職位,美國方面對此一單位和職位頗為反感),首次訪問美國。蔣經國於九月十一日至十月二十日訪美,一向輕車簡從的他,這次只帶一名隨員——翻譯官兼秘書沈琦。

在舊金山、洛杉磯、沙加緬度、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和紐約市的華僑,無不以盛大酒會歡迎他。他在酒會結束後經常到後廚與廚師聊天,還要求參觀公立學校、工廠、農莊、軍營,竭力營造親民形象。在訪問紐約時,他甚至下榻簡陋的汽車旅館。 但美國人沒有那麼容易被糊弄,國務卿杜勒斯對蔣經國印象不佳,這次訪問兩年後,提及蔣經國,還稱他是「反美派可能的領袖」。

蔣經國赴白宮受到艾森豪總統接見。艾森豪提及中華民國從緬甸撤軍問題;當時緬甸的「孤軍」已淪為毒梟,在聯合國成為一個棘手難題。蔣經國告知,台北方面正在安排撤軍。

美國政府和社會高度關切蔣經國第一次訪美之後的言論。十月十七日,蔣經國在離開美國時發表講話說:「我曾利用這個優厚的機會,盡可能的考察和記取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偉大的美國民主政府的工作情形。」十一月十二日,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說:「除了軍事範圍以外,美國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政治上的民主作風、社會上的守法精神,以及人民生活上的自由和快樂。」蔣經國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理解遠不如一百年前的托克維爾準確,存有若干偏差,但總體而言,他對美國的民主自由、繁榮富足充滿肯定和艷羨,當然也有他刻意講給美國人聽的因素。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十九日,蔣經國第二次訪問美國,距其上次訪美已有十年之久。他僅有政務委員身份,卻已內定為蔣介石的接班人,因此此次出行有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沈劍虹及國家安全局副局長黃德美中將同行。他的身份本不夠格見到美國總統,他是以蔣介石代表的身份受到甘迺迪總統接見,會晤長達七十五分鐘。

甘迺迪問:「蔣介石所建議的增強對大陸突襲,成功的前景如何?為什麼中華民國相信空投或從海上登陸數百人會成功?」蔣經國先迴避答覆該問題,在追問下只有從實招來,承認作為軍事作戰,這些突襲並不算成功,過去一年來,突襲進行了二十八次,傷亡率達百分之八十五。但他仍宣稱,未來在時機成熟時,計劃佔領江南一省或更多的省,在大陸上建立據點。這次會談顯示,蔣氏父子企圖將美國拖入新一輪中國內戰,而甘迺迪不願輕易上鉤。

在拜會麥克阿瑟將軍時,這位最支持台灣和最反共的將領告誡說:「希望你們要好好準備;忍辱待時,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因為你們的反共,是只許成功不許稍有失敗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影響於未來中國和世界的前途,關係實在太大了!」 麥帥在韓戰戰場上知道共軍之強悍,也知道國軍打不過共軍,勸告蔣經國稍安勿躁、以保守台灣為第一要務。

在會見了美國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國務卿、中央情報局局長等重要官員之後,蔣經國仍然在記者會上宣稱:「消滅中共政權現為最佳時機。」 蔣氏父子的盲動心態,是自取滅亡。

一九六五年九月,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後不久,應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之邀第三次訪美,並傳遞願意派兵參加越戰的訊息——其實不是參加越戰,而是攻擊中共。蔣經國此行的重點是遊說美國協助國民黨軍隊奪取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五省,「切斷中國援助越南的補給線」。但蔣經國在五角大樓與麥克納馬拉會談時,麥氏不客氣地批評反攻大西南的建議是空中樓閣。會後雙方發表聲明,無一語提及台北希望的國軍在中國或越南的軍事介入。

九月二十三日,蔣經國在白宮受到詹森總統接見,但詹森告知,美國正在越南撤軍,他一句也未提台灣的反攻大陸計畫,或台灣協助美國打越戰等問題。

蔣經國的第四次訪美相對單純: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日,他以蔣介石特使的身份,赴美參加艾森豪的葬禮。他與美國國務卿羅傑斯會談了兩次。當時,尼克森政府已確立「聯中抗俄」的大三角戰略,台灣的國際地位岌岌可危。

一九七○年四月十八日,蔣經國第五次訪美,也是最後一次出訪,此後他再沒有出過國。蔣經國在行前就明白,這是「一次不會有結果的形式訪問,余將以忍辱負重與勿妄勿求的態度與立場,完成此一外交工作」、「此次訪美環境複雜,任務艱難……美國不惜出賣我中華民國之利益,製造一個中共、一個台灣之政策已日見明顯」。

四月二十一日,蔣經國在華府與美國國務卿羅吉斯會談。羅吉斯直率地否定了蔣氏父子反攻大陸的妄言:「貴國想純以武力收復大陸乃是不切實際者。」蔣經國不敢反駁,只能勉強解釋說:「吾人將永不放棄收復大陸、毀滅匪偽政權之決策。但在戰略上目前則以保持台灣之安全為重。」

隨後,尼克森在招待蔣經國的晚宴上致辭,稱讚「在接受美援國家中表現最優異的莫過於中華民國」,並且高度評價蔣氏父子,尼克森最後說:「美國不會拋棄她的盟國和友邦。」但國際政治靠實力說話,尼克森口是心非,蔣經國亦只能聽聽而已。

蔣經國沿途訪問之地,都有台獨聯盟發起示威活動。四月二十五日,蔣經國飛抵拉瓜迪亞機場後搭車至廣場飯店。他的轎車在正午過後開到第五大道的飯店入口處時,大約有三十位台灣獨立聯盟成員在馬路對面抗議,他們手持標語,寫著「我們代表被噤聲的多數」和「台灣既沒有自由,也不是中國」。

在飯店門口,蔣經國遭受台灣獨立聯盟成員、康奈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黃文雄等人的未遂刺殺。黃文雄在開槍的瞬間,被安全人員扣住手腕,子彈偏離目標,射在旋轉門的玻璃上。 《紐約時報》報導,黃文雄被戴上手銬拖至馬路對面的巡邏車時高呼:「福爾摩沙萬歲,台灣萬歲,打倒蔣介石。」

此事對蔣經國衝擊極大。他故作鎮靜並寬宏大量地聲稱「如果那個年輕人請求見我,我會接見他的」。他又問身邊的人說:「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這個大哉問,或許就是他推動人事「本土化」的肇端。

台獨、美帝和中共,蔣經國的「三合一」敵人

蔣介石有一句名言:「凡對中華民國有利者,亦必對美國有利。反之亦然。」但實際上,蔣氏父子只是想利用美國來保住政權,心中並不信任美國。尤其是蔣經國,美國對蔣經國的擔心沒有錯,他骨子裡是反美的——蔣經國在其日記中透露了真實想法:

「美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的奸惡,但是要比別人愚蠢而又笨,今天的美國人已經不是理想中尊重正義的美國人了,不知誰能挽此重大變局。」、「美國自以為強,玩弄手法,欺善怕惡,化友為敵,無一友國,危者此國,余既恨之,而又不得不應付之。」、「美大使邀余晚餐,並觀美國電影,本想謝絕,因以此類應酬為苦,但是以國家的利益計,接受了此一邀請。當晚足足花了三個多小時,在精神上是近月來最感痛苦的一段時間。心裡在反,面上在笑。」

蔣經國需要美援,需要美國的軍售和軍事保障。美援在台灣經濟尚未起飛的時代,對國民黨政權性命攸關。從贛南時期就在蔣經國身邊工作的文膽漆高儒在《蔣經國評傳》一書中寫道:當時國民政府著手整軍,整軍就連帶發生安置退除役官兵的經費問題,因為政府實在很窮,國民所得只有五十美元,對外貿易不足三億美元,十足是個低度開發國家,對現役官兵所需經費,已是捉襟見肘,哪裡還有錢來發給退除役官兵;好在美國那時對台灣頗有好感,同意一次性贈與四千多萬美元,簡直是雪中送炭。

蔣經國對這筆錢的用途,作了兩筆事業的支應。第一項是興建中部的東西橫貫公路,僱用數萬退除役官兵當工人。第二項是辦了一個規模宏大的榮民總醫院。 這兩項「蔣經國的德政」,花的都是美援,但國民黨在宣傳中淡化、掩蓋這一事實,蔣經國對美援缺乏基本的感恩之心。

但美國與國民黨政權的戰略目標並不完全重合,存有相當大的分歧。多年以來,美國政府只是支持中華民國對抗中共的低度軍事活動,拒絕不斷要求同意採行的大規模反共行動。這是蔣經國幾次訪美商談的主題,但都無功而返——美國沒有忘記國民黨在中國慘敗的歷史,而今日之國軍並不具備擊敗共軍的能力。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問台北,隨後與國府發表聯合公報。在聯合公報中,國府以放棄武力反共大陸為代價,換取美國承認中國沿岸島嶼與台灣防衛有「密切之關連」。

軍事戰略不僅僅是引起台灣與華府關係緊張的唯一領域,美國顧問和駐軍享有的「治外法權」觸動了國民黨人和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此一情緒在「劉自然案」中被引爆。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少校學員劉自然在陽明山駐台美軍宿舍附近遭美軍軍官羅伯特・雷諾(Robert G. Reynolds)開槍擊斃。美軍法庭於五月二十三日經陪審團投票表決,以「殺人罪嫌證據不足」為由,宣告雷諾無罪釋放,當天將其遣送回美國。

蔣經國在日記中評論說:「為美軍法庭判殺人犯無罪之事,余憤慨到了極點,甚至想到拒絕美方之邀請取消訪美之計畫,此情感之衝動也。」次日,民眾在美國使館外示威抗議,警察袖手旁觀。失控群眾衝入大使館,搗毀內部設施,燒掉汽車並毆打使館人員,事件演變成「五二四」暴動。在清場過程中,三人死亡,三十八人受傷,一百一十一人遭逮捕。

美方認為這起抗爭充滿疑點,考慮到當時白色恐怖的政治氣氛,很難相信人民可以走上街頭,用激烈手段表達不滿。若沒有來自高層的默許和操弄,要在首都台北發起這樣數千人的暴動,實在匪夷所思。中央情報局局長表示:「我傾向於懷疑某一國民黨高官指控的正確性,即:蔣的兒子發動這場動亂。」

其中部分參與抗議的學生,如陳映真、陳中統等人均來自成功高中,該校又是蔣經國長子與次子曾就讀的學校。那時是中學生的許曹德在回憶錄中寫道,事發當日遇到一位在成功中學的在校友人,友人告知要換上便服,在教官帶領下,前往美國大使館抗議:「我們知道那時控制學校的是救國團,教官就是救國團的學校警察,而救國團主任就是當時台灣的特務頭子蔣經國。」蔣介石的秘書周宏濤在日後的回憶中認為蔣經國和事件脫不了關係,是小蔣利用安全局在背後操作。

蔣介石召見蔣經國並告知,美國大使館向外交部及他本人表示,此次搗亂美大使館之暴行為救國團所指揮,「拖延驅散暴民之時間乃學習俄國方法,乘此機會偷開保險箱,雖非明說而事實上則明示蔣經國為此事件之幕後人」。此事引發了蔣經國在蔣介石那裡的信任危機。

蔣經國不承認該事件是其操縱的。因為一旦承認,他的政治生命就畫上了句號——美國不會容忍一個反美人士成為台灣的領導人。

蔣介石親自向美國駐台大使藍欽道歉,並將衛戍司令黃珍吾、憲兵司令劉煒、警務處長樂幹等免職。六月一日在國父紀念月會,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將劉自然事件比擬為義和團暴動,視為恥辱。蔣經國亦被調為任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委,暫離權力核心。這些處置,尤其將蔣經國調職,可以視為蔣介石個人情緒的反應或判斷,同時也有來自美方壓力。

一九七○年代,國際局勢驟變,美國在越戰中受挫,國際身望和實力相對下降,決策者中缺乏麥克阿瑟那樣的英才,對戰勝蘇俄、贏得冷戰缺乏信心。在季辛吉策劃下,制定聯合中國對付蘇俄的新戰略。這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外交戰略最大的錯誤。美國決策階層沒有看到,蘇俄極權體制已出現鬆動,從赫魯雪夫開始即提倡與西方和平相處,蘇聯自身的經濟遇到大問題,蘇聯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強大。

反之,中共堅守僵化、好戰的史達林主義和毛主義,認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能並存,叫囂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打核戰爭,在共產國家中最具原教旨主義色彩,其危險性已然超過蘇聯。美國正確的戰略不是聯中抗蘇,而是聯蘇抗中,若美國採取後一種戰略,今天的國際格局將大為不同,美國不會迎來建國以來最可怕的敵人——野蠻崛起的中國。

當時,美國仍給台灣留下相當餘地:當美國無法阻止中國加入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之際,美方先提出「雙重代表權」方案,若按此方案發展,未來就是「兩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蔣介石為守住其虛構的「中國唯一的正統政府」的名分,以「漢賊不兩立」為名斷然拒絕美方的建議,等於自尋死路。最後,聯合國大會通過「招請中國,驅逐國府」的阿爾巴尼亞提案。從此,台灣被國際社會孤立、隔離。多年後,台灣希望重返聯合國,卻難於上青天。

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是失去國際合法地位的第一步,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是更致命的第二步。十二月十五日午夜,美國駐台灣大使安志克緊急求見蔣經國,告知卡特總統幾個小時後將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被從睡夢中叫醒的蔣經國強作鎮靜,向其提出「最嚴重之抗議」,卻也深知無濟於事。

十二月二十七日,由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托弗率領的美國政府代表團於夜間抵台北,與台灣政府商議兩國斷交後如何維持「准官方關係」。結果,大量民眾到機場抗議示威,克里斯托弗的座車受到攻擊,安志克描述說:「機場都是暴民、拿著竹竿、眼睛充滿血絲,我們生命受到威脅……」蔣經國像慈禧太后那樣認為「民氣可用」,試圖重演劉自然事件中的「三二四」暴動,卻讓事態更加惡化。他在日記中輕描淡寫地說,「群眾難以控制,深以為憾」——白色恐怖時代,他控制群眾收放自如、滴水不漏,這一次當然是故意放水。

但蔣經國與美國人談話仍彬彬有禮,他的政權離不開美國的軍事保護。學者汪浩概括說,萬變不離其宗,「經國路線」的核心是「反共,親美,保台」。 然而,蔣經國內心並不親美,他的思想哲學生活方式與美國並不相同,但基於現實主義考量,要「反共」和「保台」,不得不採取親美政策。

進入一九八○年代中期,兩國的緊張關係轉移到人權和經濟兩個領域。雷根政府基於冷戰局勢出現緩和,不願支持若干雖反共卻獨裁的政權,坐視菲律賓馬科斯政權垮台。

一九八二年在美國洛杉磯成立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旨在「宣揚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與自由的決心,造成有利於台灣人民自決及自主獨立的國際環境」,在美國展開廣泛的遊說活動,促使美國國會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案》等多項議案,對蔣經國政權造成巨大壓力。「畢竟國民黨政權本身即是殘存於冷戰時期東西緊張氣氛下的怪物,因此對於這種世局變動較之任何人都有著更深的感觸。國府不但不能再逆上世界潮流,而且也必須遵守『法律與正義』、『自由與秩序』、『和平與平等』等法則。」

江南案將美國對台灣人權狀況的批評推到最高點——國民黨情治人員和黑幫在美國暗殺美國公民,美國為之震怒,蔣經國及國民黨政權的國際名聲猛跌。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民主化決議案》,敦促台灣當局朝向完全民主化的方向邁進:「承認在野黨,廢除新聞檢查制度,實行完全的代議制政體」,「如果國民黨在推動民主的腳步上有所怠惰,美國將不惜以更激烈的方式要求台灣改變」。美方的壓力是台灣走向民主化重要推動力。

蔣經國晚年在內心深處將台獨、美帝和中共視為「三合一」的敵人。他對美國的怨恨,除了兩國在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分歧及民族主義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對自由的恐懼——在他看來,自由是一種可傳染、無法抗拒的病毒,美國是其源頭。所有來自美國的東西,都包含有自由這種病毒。

即便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知識分子,也是病毒攜帶者(諷刺的是,他將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留學,不惜破壞此前不准官員送唸中學的孩子留美的規定,專門為蔣孝文規劃一場瞞天過海的留學人才選拔「考試」)——而這種病毒必然危及其對權力的壟斷。果不其然,蔣經國挑選的接班人李登輝是一位留美歸來的博士,李登輝成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和「民主先生」。

相關書摘 ►余杰《偽裝的改革者》:李登輝何以戰勝林洋港,成為蔣經國的接班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偽裝的改革者:破解鄧小平和蔣經國神話》,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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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NO!
蔣經國建設台灣、啟動台灣的民主歷程?NO!
兩岸知識界的最大神話
被余杰無情犀利破解——

當習近平否定鄧小平、當蔡英文肯定蔣經國?
剝洋蔥般層層地剝去鄧小平與蔣經國臉上的重重油彩
揭露兩人作為獨裁者、屠夫和黨棍的真相

在台灣,「蔣經國神話」始終揮之不去;在中國,「鄧小平神話」更是雲山霧罩;在海外華語圈及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媒體和學術界,這兩種神話更是彼此交織,剪不斷理還亂。

華語知識界大多已經否定了毛澤東和蔣介石,卻同時把鄧小平和蔣經國兩位獨裁者的政治繼承人定義為「改革者」。鄧小平一手主導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出全球經濟奇蹟。蔣經國則推動十大建設,解除黨禁、報禁,把台灣帶入民主體制。

2018年,《美麗島電子報》公布《2018年六月國政民調》,其中一題是「您認為在以下這幾位總統任內,哪一位最能夠堅持或是代表台灣價值?」。結果,蔣經國排序第一,其支持度高於直選產生的後四位總統的支持度總和。2020年,台灣民意基金會調查顯示,針對蔣經國的評價,有高達84.8%打出及格以上的分數,只有5.7%打出低於60分不及格的分數。

在今天的中國與台灣,鄧小平和蔣經國政治神性依舊。而本書認為這是華語世界最巨大的神話和最可怕的迷思。作者余杰別出新意地把鄧小平和蔣經國放在一起比較分析,挑戰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和陶涵(Jay Taylor)的《蔣經國傳》這類讓華語知識分子以為有西方背書、貌似客觀的歷史定論。

余杰指出,鄧小平和蔣經國共同的政治本質是:

  • 都留學蘇聯,都是不同程度的史達林主義者和平庸的黨棍。
  • 都是不穿軍裝的軍人,都沿用蘇聯的政工和政戰制度,將軍隊打造成黨軍。
  • 都是手上沾滿鮮血的獨裁者,一個搞紅色恐怖,一個搞白色恐怖。
  • 都是表面上假裝親美,但骨子裡反美式民主和自由市場制度。
  • 都喜歡搞計劃經濟和公營企業,所謂經濟起飛不過是搭上美國便車的結果。
  • 兩人所謂的改革或推動民主化,都是在美國壓力下為拯救黨國的無奈選擇,而不是出自內心的價值和信念。

在本書中,余杰進一步分析了鄧、蔣的列寧式(或半列寧式)黨魁本質,闡明兩人均維護黨國體制、以黨代國,採用特務治國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更具卡里斯瑪魅力、統治更有個人風格的毛澤東和蔣介石,鄧小平與蔣經國更像是官僚體系之中的「平庸黨棍」,因此也更容易被包裝形塑為「改革者」。

「若不破除鄧小平和蔣經國之偶像崇拜,中國的民主化不可能啟動,台灣的民主亦難以鞏固。而否定蔣經國和鄧小平的神話,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而是破除宣傳假象、還原歷史真相。」——余杰

本書同時也是余杰的自我反思。他寫道,在二○○六年第一次訪問台灣以前,他對台灣所知有限,讀美國學者陶涵的《蔣經國傳》,不知道這是一本收錢寫下的歌功頌德之作;他受其影響,對蔣經國頗有好感,一直憧憬「中國的蔣經國」的出現,卻不知道鄧小平和蔣經國都不是戈巴契夫。直到此後他多次訪問台灣,得見彭明敏、林義雄、黃文雄等若干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驅,撰寫五卷本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才如剝洋蔥般一層層地剝掉蔣經國臉上的重重油彩。

藉由此書,余杰尤其希望破解中國自由派或民主清新派對鄧小平和蔣經國的誤解和迷戀。他之所以特別反對蔡英文出自政治考量而認為蔣經國的核心價值是「反共保台」,正是因為蔣經國的「反共」只是為了捍衛他的家天下和黨天下,並非出於堅持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而「反共」。兩種「反共」用語雖相同,實則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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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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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