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珊珊:33個人生故事》:都什麼年代了還想操作「含淚投票」、「忍痛支持」,何苦?

《黃珊珊:33個人生故事》:都什麼年代了還想操作「含淚投票」、「忍痛支持」,何苦?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個年代還想操作「含淚投票」、「忍痛支持」,把選舉搞得像是要在自己身上割一刀,何苦?有什麼好含淚的?又不是面臨世界末日。連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都能實踐他看似天方夜譚的計畫,讓火箭升空之後,還能倒退回地球,回收再利用。為什麼我們到今天,還不能擺脫政黨的束縛,相信自己的理念?

文:黃珊珊

〈都什麼年代了,別含淚投票〉

我打過六次議員選戰,加上兩次立委選舉,八次經驗下來,我最不喜歡聽到什麼「含淚投票」、「還誰一個公道」,難道選舉永遠都只能哭哭啼啼的這麼悲情、這麼痛苦嗎?

記得我第一次出來參選市議員,雖然我什麼都沒有,但也什麼都不怕!

存款只有八萬元,還要標會來籌措競選經費,可是那次選得好開心。每回出去掃街拜票,就像一場歡樂嘉年華會。

前導是把我們競選總部當安親班的小六男生陳宥丞(今年換他出來選),他拿著麥克風用童稚的聲音說:「各位叔叔伯伯阿姨,請支持黃珊珊。」

後面是我的朋友們組成的志工團。大家都笑著跟民眾打招呼聊天,因為能把我們的政見拿出來跟大家分享,就是值得開心的事情。

好的事情,就要開開心心跟大家分享,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當時從零出發,展開一場歡樂選舉,後來高票當選。

當選的那天,我覺得好開心喔!而且選舉讓我發現,我只是付出一點點,但民眾給我的回饋是超過好幾百倍的熱情。

我在法律服務時間為民眾義務提供法律服務,聽他們問我:車禍怎麼辦?離婚怎麼辦?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簡單的小事,能出一點點微小的力量幫助人,解決他人的痛苦,我很開心。但沒想到我只付出了一點點,可是民眾不論認識的、不認識的,都主動給我支持與鼓勵。

在拜票的過程中,我感受到這個社會的善意。大家對我說,「這麼年輕,好好做,我會支持妳!」他們也不問我到底是誰,看到一個年輕女孩子願意服務社會,理念很好,他們就投票支持了。

第一次的選舉結果,有2萬6246人投票給我。其實我一開始只認識其中的四個人,就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學一家人,真沒想到後來有這麼多人願意信任我。我得承擔起責任,只要當一天的議員,就絕對要對得起他們的信任。

一路走來,二十多年過去了,我的心情始終一樣,有好的政見想要跟大家分享,希望有機會好好實踐。所以心情還是很歡樂的,可是環境卻大不相同。

隨著藍綠對立嚴重,每次選舉都會有人操作棄保,好像台灣只剩藍綠,沒有其他。

不在政策上辯論,只搞政黨對立,只想製造仇恨,難道不能開開心心、盡心盡力的選舉嗎?

在這種邏輯下,選舉不是「選你想支持的人」,變質成「怎麼讓你討厭的人不要當選」,只要討厭的不讓他當選,甚至寧願犧牲自己內心支持認同的候選人?這樣對嗎?

難道在政黨的壓力下,提個豬頭,你也投給他嗎?雖然很多人批評我影射某人是豬頭,但我的本意確實與人選無關,而是要請政黨不要低估民眾。

這個年代還想操作「含淚投票」、「忍痛支持」,把選舉搞得像是要在自己身上割一刀,何苦?有什麼好含淚的?又不是面臨世界末日。連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都能實踐他看似天方夜譚的計畫,讓火箭升空之後,還能倒退回地球,回收再利用。為什麼我們到今天,還不能擺脫政黨的束縛,相信自己的理念?

我真心覺得選舉不需要這樣,選舉就該回歸到選舉本質――選賢與能。不然社會怎麼進步?每個選民都不一樣,有不一樣的人生,當然會有不一樣的關心重點,本來就該支持自己覺得對的對象,讓這個社會可以多元發展。

我從小就覺得人應該說出自己的主張,才能造成改變。像我在基隆做法律服務,看到那麼多人受到法律的傷害,發自內心覺得這些當然要改變,所以我才有出來參選的動機。

如果我不把想法說出來,或是我只想把這些對社會的夢想寄託在旁人身上,期待旁人來實現,那這些改變都不會發生。

如果我不出聲,不去改變,不去修改傷害人的法律,我們的民法現在還是父債子償,還是有小孩們苦哈哈地繼承完全沒見過面的雙親、甚至祖父母留下的債務,而不能翻身,賠上他們的一輩子。

我沒辦法眼睜睜看這些事情持續不斷地發生,所以我參選了,大聲說出我的意見,告訴大家,我要改變這些不合理、傷害人的法律;雖然花了點時間,但真的改正過來了!

如果不表達意見、不說出看法,這個世界的悲劇不會始終與我們無關,總有一天會傷害到我們自己,讓大家一起陷在泥沼裡,原地踏步,逃生無門。

也許因為我是家裡的老么,上面的哥哥姊姊和爸爸媽媽,年齡全都比我大很多,都想管我,反而養成了我對抗威權、表達意見的習慣,我生平最討厭旁人來下指導棋。

如果我不堅持自己的意見,他們就會以為我會照他們的意思走,所以我總是倔強、清楚地說出我的想法,不論在讀書、在就業、在婚姻上,我都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也清楚的告訴他們,我想要什麼,堅決走上自己選擇的路。

從小到大,我都覺得不公不義就是不對,希特勒為什麼會變成希特勒?為什麼沒有人告訴他大屠殺是錯的!

如果我面對希特勒,我也會跟希特勒說,你這樣屠殺猶太人是不對的。假設當年有一個人可以不顧一切的勸阻希特勒,帶動十人、百人、千萬人阻止他,悲劇也許就不會發生了。

如果大家都不說,都盤算著,反正他要殺的是那些「別人」,是「他們」,又不是我,也不是我家人朋友,那我就別囉唆了!接下來,當然就會發生我們已經看到的歷史。

我們華人社會比較不鼓勵跟旁人有不同意見。我經常在會議與演講上問,各位有沒有意見?通常都是一片死寂,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不發表意見,免得大家覺得我跟其他人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