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輩的罪惡》:父母無法哀悼、承認責任,甚至談論戰爭,不幸的子女就得肩負表達之責

《父輩的罪惡》:父母無法哀悼、承認責任,甚至談論戰爭,不幸的子女就得肩負表達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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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從蘇珊.奈門親身經歷出發,考察當代德國的轉型正義、釐清過往的努力,也為寫作本書而走訪美國南部,訪談許多為釐清過往而努力的人們。因此這本書有報導文學的紀實性質,文筆流暢好讀,更處處可見她充滿哲學洞見的分析,傳達人權的普世價值。

文:蘇珊.奈門(Susan Neiman)

得獎作家卡洛琳.恩可(Carolin Emcke)說:「對我這代人而言,生而為德國人的意思是,別信任你自己。」她出生於一九六七年。

在德國,你出生的確切年份很重要。如果你出生於一九一○年之前,你所受的教育並未受到納粹政治宣傳的滲透,而且你可能認識夠多的猶太人,政治宣傳沒能對你產生最壞的影響。如果你出生於一九二八年之後,納粹掌控了你的教育;但你太年輕了,國防軍無法徵召你入伍,儘管你在戰爭末期的絕望日子裡可能當過防空輔助員(Flakhelfer)。如果你出生在上述兩個年份之間,那你的運氣大概是最差的。即便在戰後,出生年份也一樣重要。如果你出生於一九六○年之後,你的父親不太可能曾參戰過,儘管他的學生時期仍受其影響,而且他也會記得在戈培爾口中的總體戰期間落下的那些炸彈。若你出生時間稍早,你大概會變得破碎、受到磨損。

我所認識的那代人之中,沒有哪個正直的人未在某個無法觸及的地方背負著傷痕。如果你曾不幸發現某件關於自己父母的可怕事實,那你就能瞭解德國人的感覺。無論你的父母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他們仍是餵你喝奶、替你擦屁股的人。他們確保了兩歲之前的你能生存下來,若他們沒有這麼做,你確實可能活不到今天。就算你發現他們是納粹,這點也不會改變。

這群人被稱為六八世代【譯注1】。他們於一九四○年代出生,在電視上看了艾希曼和奧許維茲大審而有所頓悟:突然間,父母與老師面無表情的殘酷沉默都有了原因。「這像是受害者的沉默,但也有另一種原因:受害者因為羞愧而沉默,加害者因為內疚而沉默。」希莉.庫格曼說。德國精神分析師米切利希夫婦(Alexander & Margarete Mitscherlich)的著作《無力哀悼》(The Inability to Mourn)便是這場覺醒的成果之一,他們讓這個國家在諮商室的沙發上坐下。

二戰世代的德國人不得不在二十年內經歷劇烈的身分轉變。德國國防軍的英雄成了轟炸與戰俘營的受害者與失敗者,這樣的轉變已相當困難;現在,他們還得習慣加害者的身分。從英雄到受害者再到加害者,教人該如何理解此?米切利希夫婦認為人們確實無法理解,國家因此陷入困境。他們無法哀悼他們敬愛的元首以及他所賦予他們的自我形象,他們也不能哀悼這個政權所奪走的性命。

父母無法哀悼、無法承認責任,甚至無法談論戰爭,不幸的子女就得肩負表達之責。有人說,如果沒有這份沉默,聯邦共和國不可能被重建;清理廢墟已經夠難了,還得思考自己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難怪人們的表達會走調,甚至比這更糟。他們無法認同自己的父母,因此急於認同受害者,也許是猶太人、巴勒斯坦人或越共。米切利希夫婦稱其為妒羨清白(an envy of innocence)。許多人大聲說出了這種妒羨:他們多希望自己的父母位於鐵絲網的另一邊。那些生了孩子的人,常替他們的孩子取希伯來名字。一九八○年代,你若在任何一個操場上大喊「雅各」,便會有三個金髮碧眼的小男孩轉過頭來。

他們有時會陷入理直氣壯的自憐之中。就連那些不太喜歡讀理論的人也讀了阿多諾、霍克海默和班雅明,但他們對於活著的猶太人的反應,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以尷尬來形容。一九八三年的一個雨天,在啤酒花園的座位上,有位仁兄對我說:「每次看到妳,我都會想到達豪(Dachau)集中營。」有時候,他們以哲學上的猶太主義來取代其父母的反猶主義;這並沒有比較好,至少我沒有覺得比較好。有時候,他們只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展現出經過微調的反猶主義;當他們瞭解到以色列人在占領期間可能也很殘酷的時候,許多人都鬆了一口氣,有些人甚至感到高興。

現在回頭看六○年代的德國,有些人會說納粹提供了一個藉口、一個劇烈的轉折,讓他們得以反叛父母,而這場反叛無論如何都會發生。「他們突然有道理可講,而不只是賀爾蒙作祟而已,」貝蒂娜.施坦奈特說。不過,這代人畢竟還是打破了沉默,即便他們的口號並不是毫無問題。「占領空屋總比占領外國好,」這是急於進駐柏林那些被屋主拋棄的公寓的占屋者,特別喜歡的一句。

六○年代末的騷動所造成的結果之一是,官方一陣慌亂地表示確實有需要說點什麼。騷動平息後,許多當初製造騷動的人開始慢慢進入體制之中,打造出一系列制度化的贖罪儀式。這感覺起來常像是顛倒的猶太曆,每年都有一些需要標記出來的日期。許多儀式是如此公式化,以至於有些日子裡我寧願人們沉默不語就好;但隨著時間過去,人們為了打破沉默所做出的努力變得更有反思、更加健全。

沒有哪個德國人比揚.菲利普.雷姆茨瑪(Jan Philipp Reemtsma)花費更多心思與時間來釐清過往了。在這個過程中,他也花了相當多的錢。「戰爭與死亡是我兒時的同伴,」他曾如此寫道。揚.菲利普出生於一九五二年,但他恰好與許多最常見的狀況擦身而過。他的父親在一戰中受了重傷,因此不必在二戰中服役。而他也不是納粹,只是一個默默堅持著自己的品德守則的機會主義者。戰爭一結束,他父親就找到了人在紐約的猶太裔生意夥伴,並且把他應得的那份利潤交給他——他們的生意早前已被雅利安化【譯注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