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鎖新「識」界》:「我是誰?」成為新時代的關鍵性問題,如同存在主義成為上世紀的時代精神一樣

《解鎖新「識」界》:「我是誰?」成為新時代的關鍵性問題,如同存在主義成為上世紀的時代精神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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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因過去,我們的思維其實都是由現代民族國家、族群、社會文化等邊界下塑造而成。一旦這些邊界鬆綁後,就立刻要面對浩瀚的宇宙及個人內心深處的兩個極端。前者逼我們要在那麼大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便安身立命。後者讓我們誠實的面對潛意識的自己。兩者都很難解。

文:黃應貴

凡是這部分腦細胞較發達的人,對於宗教現象與問題都較敏感。這與既有的宗教知識是相符的,如漢人民間信仰中,八字較重者看不見鬼神,反之亦是。而乩童往往有家族遺傳等,都與認知科學的發現相符。但這樣的研究成果,只是用自然科學語言與方法證明已知的知識而已,並沒有因此讓我們對於宗教的本質或宗教與非宗教間的關係有任何新的理解。

由上面的陳述,我們大體可以知道,宗教的研究在上個世紀初以來至今都難以突破。之所以這樣,最重要的因素其實是從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抬頭之後,主流社會就逐漸不再認為宗教是社會重要因素,而成為個人私領域的事。尤其在工業化下的現代化過程,理性主義達到最高點,使得世俗化已成了一般人的共識,認為人們面對任何困難,愈來愈會用科學知識與理性來面對,使用宗教的手段則被視為是迷信(Asad 2003, Cannell 2010)。

這種世俗化的趨勢,更導致愈來愈少人進行宗教研究,也愈難吸引第一流人才去研究宗教,這領域就更難有所突破。但另一方面,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去教堂的人數確實銳減,但新興宗教卻層出不窮,像基督宗教的靈恩運動就是當時的普遍現象,其最大特色就是強調每個人都可以直接與神溝通,不需透過教會或神職人員。這種有明顯個人化傾向的新興宗教,正好挑戰了過去既有的世俗化觀念及依制度性宗教來理解宗教的限制。

不過,對於過去既有宗教現象及研究的最大挑戰,實來自新自由主義化所帶來的新宗教形式本身(黃應貴2015: 9-11)。我們知道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發展出當代的新面貌,網際網路的科技發明是它不可或缺的前提或條件。因只有在網際網路存在的條件下,資本主義企業才得以將生產過程分散至世界各地中最有利於實現利潤的地方,而不必像過去那樣集中於一地。然而,網際網路的普及化,卻對人類社會帶來極大影響。因過去人類社會中個人的自我認同,是在人與人之間密切的、面對面互動與回應過程中,發現或找到了自我。

這是C. H. Cooley (1964)及George Mead(1967)所說的「鏡我」(looking­glass self)理論。雖然,自我認同的建立或是榮格(Jung 1966, 1971)所強調的個性化(individuation),係指涉發展整全性的人格,以便與他人有所區別的心理分殊化過程。然而,在現代性之中的個人,仍必須憑藉民族國家、階級、核心家庭、族群團體等社會文化的制約或塑造才得以發展,這一點即使在存在主義達到高峰的1960年代亦然。但網際網路的發明及手機的流行,使人不再面對面互動,這等於無形中消除了我們建立自我認同的機會。因此,這個新時代出現之初,即埋下了一個嚴肅的課題:我是誰?

除了網際網路之外,交通與溝通工具的快速發展也是新自由主義得以發展的相關前提或條件。這些使得人、物、資金、資訊能快速流通,超越現代民族國家的限制,促成既有傳統社會組織沒落,人得從既有的社會組織或社會規範中解放出來,讓個體與自我發揮到極點,更使人得面對人原生的自我。然而,從當代腦神經科學的研究成果已知,一個人的生理構造至少是由六個以上的獨立神經系統所構成,每個系統自行運作雖共同構成一個單一體,卻不構成一個統一性的整體。缺少了社會文化的塑造與制約,人天生具有形成多重人格或自我認同的破碎的條件。這自然加重了「我是誰?」問題的嚴重性。

另一方面,更因新自由主義化的全球性發展的結果,使商品化及消費主義得以主宰當代人的日常生活,更使得人與商品或物的互動,成為當代人尋找自我認同主要且普遍的方式。這裡所說的物,還包括空間。但這種建構自我的方式,往往造成破碎的、多重的人觀與自我。更嚴重的是,多重的人觀與自我,時常彼此矛盾衝突,充滿痛苦。此一發展的結果經常是以暴力方式將內在的痛苦發洩出來,加諸外在世界,讓家與社會承受更多痛苦。因此,這時代的暴力將是人類歷史所未曾經歷的,而隨機殺人事件即是這類暴力的典型代表。

是以,新時代的發展使人不得不面對人性中的不同層面,包括人性中的黑暗面。「我是誰?」幾乎成為新時代的關鍵性問題,就如同存在主義在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後成為當時的時代精神一樣(Barrett 1969)。但二者的成因不同,必須另尋解決之道:因這時代的存有問題,很難再透過個人內在的超越來解決,而是必須經由與人直接面對面互動中找到自己,這是Jackson (2005, 2009)所謂的「關係性存有」(relational being),是「互為主體性的」(intersubjective)。也在這樣的新時代條件下,我們若能跳出過去既有的制度性宗教觀念的窠臼與包袱,就可發現,當代有一股新形式的「宗教」正在浮現。

以大江健三郎著名的小說《燃燒的綠樹》(2001)來說明。在這本被喻為預言日本新興宗教之出現的小說中,我們看到「燃燒的綠樹」教派中既沒有神、欠缺神職人員編纂而成的教義福音書、更沒有正式化的儀式,而是一個強調個人修練的人群集結,這群人構成的組織一旦擴張就必然分裂。其次,由於該宗教群體與儀式活動充滿了傳統習俗、佛教、禪宗和基督教等不同宗教的要素,被主流社會譏諷為「諸教混雜」。新教派內種種特異的宗教現象與實踐,明顯有別過去既有的宗教觀念。事實上,這些特色不僅出現在日本當代不斷出現的各類新興宗教活動上,也出現在世界其他各地的新形式宗教活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