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北市飲料店棄用塑膠杯,環團憂紙杯用量激增、含塑淋膜回收更不易

年底北市飲料店棄用塑膠杯,環團憂紙杯用量激增、含塑淋膜回收更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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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一次性塑膠杯,可能促使飲料店轉而全面使用紙杯,但含有塑膠淋膜的紙杯回收更困難,還可能讓「回收基金」虧損更為惡化。環團呼籲政府應訂定禁限用紙杯時程,並建議民眾養成攜帶自備杯的習慣,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環境資訊中心記者 陳昭宏報導

今年12月起,北市2206家飲料店將不能使用一次性塑膠杯。台北市環保局6日開出第一槍後,也引發不少網路討論,改用紙杯真的好嗎?依據環保署規定,「紙類」或「植物纖維」為主體的替代材質都在允許使用範圍。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憂心表示,全台僅有苗栗一家專門處理淋膜紙容器的處理廠,「替代結果會不會比不替代還要糟糕?」

北市府表示,只要是一次性飲料杯,市府都不鼓勵,盼飲料店業者自發推出自備杯優惠、引進循環杯借還系統。

年底北市飲料店棄用塑膠杯,環團:紙杯也很難回收

事實上,棄用塑膠杯並非北市獨創。環保署今年公告「一次用飲料杯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要求各縣市最晚在2024年底,都須提報飲料店禁用一次性塑膠杯的期程。北市環保局8月6日宣布,北市將從今年12月開始實施限用一次性塑膠杯,業者須在三個多月的緩衝期內評估可替代的材質,並鼓勵民眾自備飲料杯。

依據環保署的辦法,以「紙類」或「植物纖維」為主體的替代材質,都在允許使用的範圍內。台北市環保局資源循環管理科科長林鈺惠受訪指出,預估多數飲料店第一時間會以紙杯作為替代一次性容器。

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指出,目前市面上的紙杯含有防水防油的塑膠淋膜,回收過程需要將紙和塑膠分離,相當耗時耗能。他憂心表示,其他材質回收未必更容易,「替代結果會不會比不替代還要糟糕?」

「紙」、「塑」分離耗時40分鐘,全台僅一家專門處理廠

謝和霖指出,一般廢紙的散漿時間只需10至20秒;含有塑膠淋膜的紙杯,則需要40分鐘攪拌,才能分離紙漿和塑膠淋膜。且在民眾的回收流程中,紙杯常誤放入一般紙類,因無法短時間分離紙漿和塑膠,就會被判定為紙渣廢棄物,再送入焚化爐,「等於沒回收」。

分解需要不少時間,然而全台僅有苗栗一家專門處理淋膜紙容器的處理廠 [註]。且就算紙杯進入正規處理程序,製成的產品品質也通常不佳。謝和霖進一步解釋,由於散漿的時間較久,紙纖維會因此變短,再生紙的品質就會較差,只能做成衛生紙或其他一次性紙品,且處理時間較久,也相對耗能。

謝和霖補充,紙杯用量提升,還可能讓「回收基金」虧損更為惡化。紙杯屬於「公告應回收」項目,環保署向製造商徵收「回收清除處理費」,作為「回收基金」補貼回收處理業者。不過,近年卻屢見製造商短、漏報生產量的狀況,導致補貼回收費用遠高於徵收費用,回收基金面臨嚴重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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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一次性塑膠杯,可能促使飲料店轉而全面使用紙杯

北市府禁用一次性塑膠杯,可能促使飲料店轉而全面使用紙杯,謝和霖擔心,若紙杯生產量、使用量都增加,製造商短漏報的情形將更嚴重,市場上出現過多未申報、卻需耗時耗力回收的紙杯,回收基金虧損也會惡化。

其他替代方案?植物纖維杯恐具致癌「全氟烷化物」塗層

根據環保署辦法,「植物纖維」是紙杯之外的另一個選項。但謝和霖指出,為達防水、防油的目的,植物纖維容器表面常添加「全氟烷化物」(PFAS)塗層。部分的全氟烷化物無法分解、且具毒性,若進入環境、在食物鏈中被擴散,可能影響人體內分泌,更可能提高致癌風險,但環保署、衛福部目前均未要求植物纖維製品不得含有全氟烷化物。

謝和霖認為,若飲料店改採植物纖維產品替代,可能增加這類未被管制的毒物進入環境及人體的風險。

至於其他替代材質,謝和霖表示,目前確實有業者研發以「澱粉改質劑」作為塗層,隔絕飲料和紙的時間可達八小時;塗層可溶於水,紙杯容易製成紙漿。不過他強調,無論業者提出什麼替代品,主管機關都應先審核和檢驗,確認對環境、人體有無危害,才不會反而製造新問題。

謝和霖也呼籲政府及民眾從「源頭減量」做起,政府應訂定禁限用紙杯時程,建議民眾養成攜帶自備杯的習慣,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註釋

  • 台東、新竹另有兩家業者,在回收紙廠另外撥出產線,處理少量紙容器。

本文經環境資訊中心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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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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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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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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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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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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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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