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伯芬X顧玉玲對談】末代女礦工—張桂的生命敘事(下):寫作令我重新思考,可恨之人是否必有可憐之處

【戴伯芬X顧玉玲對談】末代女礦工—張桂的生命敘事(下):寫作令我重新思考,可恨之人是否必有可憐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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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戴伯芬:有時我是一個場內的人,有時我是一個旁觀者。或許這樣可以保持客觀,也可以對家人衝突進行有距離的觀察。當然,這時候作者要保持理性,不能感性地站在其中一端,來表達自己對某一方的支持或反對。

戴伯芬:關於女性的書寫,我最初想用一般人的視角,很容易指認故事之中「誰是壞人」。對阿嬤而言,第一個壞人就是虐待阿嬤的阿祖(阿嬤的婆婆),第二個壞人是我的阿爸(從阿嬤、母親及我的立場)。如果「壞人」指的是造成別人生命經驗的痛苦、支配他人生命的人。但是寫著寫著,令我重新思考,可恨之人是否必有可憐之處。

當我瞭解阿祖的故事,發現阿祖是一個綁小腳、無法自由的女人,必須依賴丈夫,但兩任丈夫卻都是意外死亡,所有的人都視她為掃把星。回到她的脈絡,她對於兒子與兒媳新婚時的甜蜜十分不滿,將兒子的去世歸咎於兒媳(阿嬤),這種「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後來阿祖在宿舍中臥床,卻無人照顧(生活太貧窮,以至於沒有任何勞動力可以去照顧一個臥床的病人),她的晚年其實十分悲慘。她是一個被時代造就的可憐女人,同情多於憎恨,希望不要簡單地將她視為一個壞人。

另一個「壞人」是我父親,他禁止我母親回娘家,我小時候也看到父親對我母親的言語與肢體暴力,對父親有憎恨與害怕。本來也書寫了幾代之間對父權的對照,但父親如今還在世,我認為這一部分不應該被寫出來。但在書寫過程中發現,父親也是來自底層的礦工家庭,從小是孤兒寡母,受盡欺凌,最後也只能發洩在母親身上。某種程度上,父親的困境與阿祖的困境其實有相似之處。我最後沃定把父親部分去掉,這也是「反身性書寫」中自我披露的侷限。我自己可以理解的,未必是寫出來大家可以理解的,這中間的曲折其實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人。

還有一個「壞人」似乎是我大舅,他吃喝嫖賭,浪費了大筆的錢,最後留下債務。他逃過幾次礦災,但卻始終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後來也受到塵肺病的影響。但是放在他的脈絡中,又能見到失怙的小孩在中老年礦工耳濡目染、吃喝嫖賭的經驗中長大。進到他們的生命經驗、理解他們的背景時,我就不願意弱弱相欺,用批判的視野去看這些底層的、被環境塑造出來的人。

作為社會學家和行動者,在寫完這篇文章之後,感到還有事情要做。比如三大礦災發生之後,民眾捐了3億多元善款,但這些問題善款卻沒有發到受災的礦工身上,以至於我阿嬤生病時也無錢治病,還要依賴我母親去醫院付醫藥費。去(2021)年我見到一些礦工要求政府補助礦工津貼,包括之前的善款,國家到底如何進行再分配,希望我可以再多做一些事情,揭露真相之後,把應屬於礦工家庭的善款還給他們。

「在場」主持人:戴老師在場外手記中的話,「這篇作品的完稿不是一個個人生命敘事的結束,而是一個新的社會行動的開場。」我們第二期依舊堅持「在場」的主旨是在時代的現場,以寫作作為行動。戴老師的作品是我們理念的很好的回應。

第一期「在場」徵集提案時,我們收到了不少書寫個人生命史的提案,比如書寫家庭的歷史,或回溯自己的村莊。我們閱讀提案、或和寫作者對話時,會發現個人生命史的寫作的第一個困難就是真實性。

從歷史中打撈真實,個人記憶也會因為年代久遠而有些疏離,我們在寫作中如何做出篩選,如何保障寫作沒有偏離真相?在口述之外,如何搭建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

顧玉玲:記憶本來就不可靠,歷史也不一定可靠。真實是不可能再現的,因為視角的差異、視野的侷限、利害的對峙、以及口述與事實發生之間的時間差等,非虛構寫作者只能窮盡一切可能,逼近真實,依目前探究所知,寫下所能表述最好的故事。

我認為,進入田野本來就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在不同的事實碎片間,串連起有脈絡的、意義化的連結與敘事。記憶的視框有其侷限,有時候人們會自圓其說,也會為了符合現在的利益對過去進行改寫。

非虛構寫作者依據史料、口述、與重返場域,試圖重構事實,但這個被敘事者「發現」的事實,只是貼近真實的一種可能性,不應該壟斷單一真相。書寫者只能保證,沒有任何一個人物、情節是為了合理化我的推論而虛構的,承認我們的認識的有限性,承認未知的遠比已知的還要多,但一切文責終究只能是作者自負,因為採訪對象對他們生命歷程的詮釋,其實也經過了作者的再詮釋。

戴伯芬:真實性的確很難確定,我的做法其實有兩個。一是透過家庭的其他成員(如母親),來補充受訪者(尤其是高齡受訪者,如阿嬤)忘記或記錯的部分。二是透過報章雜誌,去理解是否真有其事,與個人經驗對應。我也認為真實是困難的,但作者有義務去呈現出不同資料檢驗過的真實。

顧玉玲:我補充一點,田野工作,製作個人與歷史的雙重年表是非常重要的。有時候,受訪者認為只是個人際運之事,比如某一年被裁員了,但對照著歷史年表看,就會發現這並不是單一個案,而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國際股市起伏帶來的失業浪潮,一個人失去工作,反映的是整個礦業的結束。

「在場」主持人:兩位老師提出了交叉驗證與雙重年表這兩個方法論。而對於作者而言,「不要壟斷真相」也是重要的提醒。

讀者在提問中問道,如果我們已經在故事之中,如何處理複雜的情緒,如何做到自我揭露?

戴伯芬:關於家人情感的問題,我在文中處理了我母親對阿嬤第二任丈夫的不滿。我母親與養父(阿公)的感情很好,因此很難接受阿嬤「移情別戀」,和另一個男人在一起。我從小就聽到母親對阿嬤第二任丈夫的負評,但回到阿嬤、大舅的說法中,我認為這是我母親的「偏見」。遇到這樣的衝突時,我會切換角色,把自己抽離出來,把不同視角和感受並置、保留。有時我是一個場內的人,有時我是一個旁觀者。或許這樣可以保持客觀,也可以對家人衝突進行有距離的觀察。當然,這時候作者要保持理性,不能感性地站在其中一端,來表達自己對某一方的支持或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