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史》:當長袖善舞的東南亞女性,遇上為商業與殖民而來的異族男性

《東南亞史》:當長袖善舞的東南亞女性,遇上為商業與殖民而來的異族男性
這畫作製作於1744年,畫中背景是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Photo Credit:©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CC BY-NC-SA 4.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了解歐洲人的東南亞女性先驅,就像了解之前的華人一樣,她們自然成為了翻譯和協商者。東南亞群島區有證據顯示,即便在語言不是問題的情況下,女性還是會擔任協商談判的角色,這應該是因為女性具備商業角色且習慣於議價與和解;同時,貴族男性不願從事這類的事情,唯恐這會貶低自己的地位。

文:安東尼•瑞德

作為文化媒介的女性

公元1800年之前,從世界各地來到東南亞的男性商人、水手、士兵,與東南亞女性形成了對彼此有益的伴侶關係。東南亞口岸的開放性與國際性,使長途貿易的富商在此擁有頗高的地位,對於習慣控制自身市場多數領域的當地女性來說,這些可作為性伴侶的富商特別有價值。東南亞的港口對於來訪的貿易商提供了具有高度價值的暫時婚姻機會,而非其他地區那種賣淫的娼妓:

只要他繼續居住在此地,這場婚姻就會和睦地持續下去。當他想要離開的時候,他會給她任何他承諾的事物,這樣他們就能以朋友的態度與對方分開,而她也可能繼續隨心所欲地找尋另一個屬意的男人,這沒有可恥或丟臉的。(van Neck, 1604/1980, 225)

風下之地男、女權力較為均衡的情況,促進了一夫一妻制,也讓男女雙方都比較容易離婚。中國人、印度人、穆斯林這些亞洲的外來者,要將這個模式納入他們的一夫多妻制觀念之中,其實並不困難,因為他們人在不同的港口時,就可以有不同的妻子。相對的,歐洲的基督徒要在沒有罪惡感或醜聞的情況下接受這套體制就困難地多,但他們若能逃脫家鄉社群的社會控制,也會覺得自己和東南亞這套作法頗為契合。由此,跨種族結合成為這些東南亞城市的典型情況,一直要到外來的歐洲人與家鄉的聯繫變得非常穩固的時候,歐洲地區的偏見才會輸入。到19世紀時,這種跨種族的結合竟受到商業移民自身的藐視,而這樣結合的人們也會被當成低等階級;不過,東南亞人本身比較不會這麼看。

由此,東南亞女性成為與外來者進行文化交流的先鋒,然而,這樣一種具有創造力的角色,既不受民族主義者表彰、亦不受帝國主義者推崇。東南亞女性率先展現出適應技巧的領域,自然是在語言與貿易,這兩者對性別交流體制(sexual exchange system)而言都很重要。作為當地銷售體系的參與者,商業中心的東南亞女性,可以向她們的異國伴侶提出市場狀況的建議,並且在這些異國伴侶離開的時候擔任代理人:

如果她們的丈夫有貨物要賣,她們就會設置店鋪以零售方式販賣,這種兜售方式會比批發出售的價格更好,她們之中有些人會帶著貨物到內地城鎮,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購買丈夫所要前去的外國市場處所需之產品……但如果丈夫出軌,她將會熟練地給丈夫服一劑藥,把他送往另一個世界,以消解自己的怨恨。(Hamilton, 1727/1930, 28)

尤其是在早期的階段,我們可以想見,當時是東南亞的女人在對來訪的華人、歐洲人或阿拉伯人,解釋度量衡和通貨的體制,也是東南亞女性發展出不同體制之間混合經營的做生意方法。此外,只要貨幣兌換這個行業還是當地人在主導,從事的人通常都是女性。

在麻六甲、馬尼拉、巴達維亞等城市土生土長的華人,形成永久的混合語/克里奧爾化文化(creolized culture),此即土生華人/「峇峇娘惹」(peranakan)/「麥士蒂索」,在此等文化的形成之中,第一代東南亞母親的角色極為關鍵。麻六甲和馬尼拉的華人,似乎是在當地人中找到伴侶;在地處偏僻的巴達維亞地區,早期華人則是從奴隸或前奴隸女性之中選擇伴侶。日本基督徒的小型流亡社群,在一個世紀之間,便因為同化而消失了,這種日本基督徒的女兒大多嫁給歐洲人,他們的兒子則是迎娶信奉基督教的印尼前奴隸女性。

17世紀定居在巴達維亞的華人,比較可能會娶來自峇里島或婆羅洲的女性(她們可以接受華人吃豬肉),其中,成功人士的兒子可能會被送到中國受教育,但女兒就從來沒有這種待遇;這類人士的女兒會成為比較有成就的華人眼中適合的結婚對象,因此混血群體的內婚制再次建立。公元1648年,巴達維亞華人甲必丹過世,即便華人男性曾表達過抗議,他出生峇里島的妻子仍接管起甲必丹的職責。巴達維亞的華人基督徒很罕見,即便是混血的峇峇娘惹也不樂意信奉基督教,這點與馬尼拉的情況很不同;讓東印度群島(Indies)地區的華人社群相互團結聯繫的要素,是祖先崇拜以及系列的廟會節慶。

娘惹
Photo Credit: Lukacs.
一對峇峇娘惹夫妻的婚禮,1941年

初期軍事階段進入印度洋的歐洲冒險者組織嚴密,使得他們從東南亞女性伴侶得到好處的機會更為稀少;但逃脫官方控制的歐洲人卻可能這麼做,而這對於他們要適應東南亞極有幫助。最初一批前往東南亞的葡萄牙遠征隊,是1509年狄奧戈.薛奎羅(Diogo Lopes de Sequeira)的隊伍,探險隊相信他們之所以倖存,是靠一位來自麻六甲大型爪哇人社群的女性,「她是我們一位水手的愛人,趁夜晚的時候游泳到船上」,並警告葡萄牙人,盤陀訶羅計畫在宴會時把他們抓起來(Albuquerque, 1557/1880, 73-4)。

阿爾布克爾克在1511年征服麻六甲之後,曾派遣三艘船艦前往東邊,探索肉豆蔻和丁香資源,這次任務中最成功的成員,就是副指揮官佛朗西斯科.塞拉(Francisco Serrão),塞拉在爪哇島港口錦石進行補給期間,很明智地娶了一位當地女性。塞拉的船雖然在摩鹿加地區失事,但塞拉和他的妻子,再加上一些族群混雜的追隨者,居然設法贏得德那第蘇丹的友誼,並為葡萄牙和德那第蘇丹國的親密關係奠下基礎,後續雙方關係甚至撐過了宗教兩極化的1560年代。

幾乎所有身在東南亞例如摩鹿加或大陸區據點上的葡萄牙人,都有當地的妻子或是小妾,隨著葡萄牙人漸漸適應亞洲的商業方法,這些妻妾扮演著至為關鍵的媒介或調解角色。這種跨種族結合的後代中,較為知名者有朱昂.伊利地亞(Juão de Erédia)的三個兒子。公元1545年,朱昂.伊利地亞帶著一位武吉士公主乘船私奔,離開公主不情願的父親,也就是蘇拉威西南部蘇帕(Suppa)的羅闍。朱昂和公主這對夫婦,日後居然成為麻六甲社會的支柱,他們有兩個兒子成為領導麻六甲的教士,第三個兒子曼努爾.高丁紐.伊利地亞(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則成為一位偉大編年史家與探索者,他是第一位繪製南半球澳洲大陸地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