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青梅竹馬》:楊德昌眼裡的城市相,人們被卡在動則得咎的時代轉折之間傷逝猶疑

【影評】《青梅竹馬》:楊德昌眼裡的城市相,人們被卡在動則得咎的時代轉折之間傷逝猶疑
Photo Credit: 《青梅竹馬》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八零年代的台北急速動盪,跨國企業的置入、企業組織面臨結構變更,人們的工作生態轉變為碩大辦公空間中線條分明的座位方格。規整空間一直是楊德昌藉以形容新時代的場景,從《青梅竹馬》阿貞走過將被併購的公司辦公室的橫移鏡頭,延續到《獨立時代》處處角力的內部隔間,此依然是楊慣常的諷刺手法——在橫豎框架裡頭洞見現代的荒謬可笑。

文:Expired Images

楊德昌眼裡的城市相,個體劃歸於線條矩陣裡,穩穩地塞在現代物理規則中,隨著都市脈搏起伏運轉。《青梅竹馬》開場,阿隆(侯孝賢飾)與阿貞(蔡琴飾)就站在新屋落地窗的兩片玻璃前,望出去的同一片未來即被割裂。

《青梅竹馬》正是以好幾組對立共同劃分了前現代與現代、進步與遲滯。流質時間本無斷裂,惟當啟蒙立定了現代,人與人彼此之間便有因時間而生的落差,個人和集體的時間也就此被分隔出今昔對立。

對比於楊德昌之後幾部現代題材,如《獨立時代》、《麻將》,《青梅竹馬》更多的是對過去的傷逝,也同時突顯出對未來不可預測的猶疑,人們不前不後地卡在任何舉動都注定鑄成錯誤的時代轉折之間,鏡頭裡被拋下的人們的哀傷也就此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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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青梅竹馬》

楊德昌所嘗試建構的台北,是線條齊一,內裡卻未必有秩序的。社會加速進入現代,外在達成物質性的重新排列組合,然裡頭面臨層層斷裂而未能重新接起的則是人際紐帶。

八零年代的台北急速動盪,跨國企業的置入、企業組織面臨結構變更,人們的工作生態轉變為碩大辦公空間中線條分明的座位方格。規整空間一直是楊德昌藉以形容新時代的場景,從《青梅竹馬》阿貞走過將被併購的公司辦公室的橫移鏡頭,延續到《獨立時代》處處角力的內部隔間,此依然是楊慣常的諷刺手法——在橫豎框架裡頭洞見現代的荒謬可笑。

而《青梅竹馬》的時間座標正是落於新舊轉換的年代,台北景框勢必從舊時街景跨至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在「舊」場景裡,如阿隆拜訪少棒時期老友阿欽,或前去將嗜賭的阿欽妻子帶離賭桌,那些望進巷尾的遠景定鏡,幾乎與同一時期的《童年往事》有著相似之處,讓侯孝賢飾演的阿隆出現其中不免使人會心一笑,顯得念舊場景總有著某種凝固而遲滯的不變性。

至於「新」的台北,相較過往的死水,多了幾絲動態。有時是遠景的橫移,或鳥瞰都市車流的俯角鏡頭。 新的城市景觀以難以直觀辨認的姿態映回人們的雙眼,那正是我們再也看不見社會整體的預兆。

就如公司併購前,阿貞與同事在空橋上無目的地走著,負責建築的同事感慨道,自己再也分辨不出哪一棟大樓是自己的作品,「有我、沒我,好像都一樣」,又或是根本無法指出哪一個掛著眼鏡的他者。個人與外在的關係亦同時被抹消殆盡,認不出自我在處境裡的位置。好比下一顆鏡頭,即是排列齊一、個個外觀無異的車陣,而其中一輛裡頭坐著的正是匍匐駛於這座新台北的阿隆。

在秩序與人和環境的斷裂之外,少數的動態鏡頭隨著汽車穿梭台北街頭,透由街景霓虹照得人們混亂、炫目,「中華民國萬歲」的字樣閃現,現代物質本身激昂宣告新時代來臨,行過的人們卻是再也弄不清何謂現代,以及如何在現代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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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青梅竹馬》

在這整個環境都急於建構新體系,以「同一」含納所有個人的敘境裡,阿貞與阿隆恰恰形成鮮明的對立——交織著性別與時代的新舊。

兩人於影像中的現身方式,在開場即有了區別——阿貞是鏡像、倒影的,甚至不時會用墨鏡阻絕外在的;阿隆則總是門框內的,茫然神情直攤在臉上的。楊德昌的對話鏡頭,往往不是常見的正反打,而是以間隔、臉部正拍來顯見人物在溝通時的無交流。

於此,阿貞與阿隆之間的對視/對話,則不斷地被車流、陳設來打斷,甚至當阿貞失業時,兩人並肩坐在床墊邊,也不斷地從景深處的電視機傳出職棒轉播干擾談話。

接著,當阿隆言不及義地探問、試著幫忙時,景框轉至餐桌,區隔出兩人於當下的姿態:不斷在房內兜轉,盼望美國消息的阿隆,以及立於原地,還未想透自身的感情、前程會走向何方的阿貞。

前者靜待機會將他自他從來未能適應的現代中,帶往另一個已經構築完成了的現代(美國);後者在轉變中隨之猶疑/游移,在能有答案以前也許只能隨現代的浪潮緩緩漂流。

現代的觸手同時深入並解構了家庭,原先早已相互齟齬的親情關係在金錢換算下更接近裂解。始自阿貞父親出場,與阿隆的互動即多於對女兒的交流,進而製造出男性主導的家庭空間,然那裡卻總是昏暗的、誇下海口許諾不會存在的未來的,如父親的投資和阿隆的美國。

在《青梅竹馬》少有的手持鏡頭裡,拍下了阿貞與阿隆為了父親爭執的場面,那是阿貞鮮見的情緒起伏,她一面氣急敗壞於阿隆出借了錢而危及他們移民美國的夢,一面將不知道未來會如何的焦慮與氣憤投往她終究要背對的過去——正是那敗光了家產的父親。

而這也是人情關係間的一次典範轉移,因為過往的情感和怨懟放諸於現代已無法度量,或情感是否該當被度量已是人人判準不一的問題了,也因此當今的阿貞也只好用這樣最簡易、看似最公平的方式遏止父親,並(以金錢)彌補母親,卻也諷刺地徒留一顆只見母親依賴路人指引搭上公車,充滿交通噪音的鏡頭。

《青梅竹馬》談人身處現代性必經轉變的議題,最終透由阿隆的結局給出了殘酷的答案。阿隆的念舊和迴避轉變陣痛的方式是少棒比賽和球賽錄影,好比那些需要重溫當年勇以賦予當下自己微薄信心的人們一樣。

每每出現棒球的場景——無論是在待售空屋裡投球、旁觀比賽或是反覆播放錄影帶,阿龍總是在那時憶起從前。與他同年的阿欽早已因現實困境走出往事泡沫,成為現代體制之下的底層、迷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