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五):江南案與十信案後,擔憂情治系統失控的蔣經國出手了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五):江南案與十信案後,擔憂情治系統失控的蔣經國出手了
圖為1985年獲頒一等卿雲勳章,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觀禮,與時任總統蔣經國握手|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種無法控制情治系統,無法在現代國家轉型與威權體制之下保持平衡的擔憂,在1980年代的蔣經國心裡,一直盤據著。儘管蔣經國的意志積極地介入了十信案,看似和黨國一直以來相近的作法下,卻指向了對「白色恐怖」機器根基的拆除。

文:申飛

將近兩年的時間裡,曾在西伯利亞集中營、集體農場工廠、史達林大整肅下度過青年時期,培養出堅忍性格,總是相信理智判斷超過意識型態的蔣經國,彷彿什麼都沒做,但也像是一直靜靜注視著,戰後台灣這套他一手參與建立的黨國體系。注視著在那上面,地方勢力有限度的政治開放、技術官僚主導的經濟發展、情治系統的危機監控,三者之間是否還能——特別是在自己死後——維持平衡。然後在江南案與十信案後,做出了最後的決定。

在人生邁入終點的前夕,這位從情治系統起家的最高領導者,也許,腦海中旋轉的,包括最初組建三青團幹部學校的壯志;試圖以建國勘亂大隊對抗上海豪門資本的嘗試;在內戰失敗後用政工體系重組國民黨取得在台灣的穩定;一直到20年前接班時掌握情治系統的優勢。而在這時,他終於否定了這些,確認這一套體系已經不能用於統治這個島嶼上越來越複雜的現代化社會。

甚至於,不僅是有意借助情治系統的接班人做不到,即使是他自己,假定健康無礙,在維持統治平衡的30多年後,也必須選擇不同的道路了。

看著這兼具傳統宮廷接班以及現代國家轉型的複合劇本,從手上的資料,我們很難清楚地說,是因為外界壓力,孝武外放新加坡大使,父子相擁而別,說出蔣家人「不能也不會接任總統」之後,沒有了傳位的困惑,終於看清楚台灣不能不朝現代國家轉型;抑或更多的是,兩年來對制度的思考,終於因為案發而在心中達成結論。

可以確定的是,這種無法控制情治系統,無法在現代國家轉型與威權體制之下保持平衡的擔憂,在1980年代的蔣經國心裡,一直盤據著。這樣,或許,不同於黨外雜誌的想像,儘管蔣經國的意志積極地介入了十信案,看似和黨國一直以來相近的作法下,卻指向了對「白色恐怖」機器根基的拆除。

在此,「白色恐怖」一詞,彷彿說著,不僅僅是棋子一般的被統治者,連同最高統治者,也是被其壟罩的一員。當他一度在緊急狀態下受到威權體制的誘惑,在他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範圍之外,情治系統內各種不確定的因素,便會開始不斷增生,直到維護整個體制的成本不斷增加,而吞噬他所統治的國家本身。直到他發現,自己也在那恐怖之中,必須用建立這套系統的個人意志的最高命令,來拆解這套系統。

蔣經國先生臘像
Photo Credit: Devan Hsucc by sa 2.0
蔣經國臘像

有著四種恐怖的島嶼

在1985年的台灣,我們看到了這個島嶼上的四種恐怖。

蔡家的小兒子,背著自小的小兒麻痺與分家爭產的挫折,把財務槓桿壓到最大,交結大小官員,對準金融監管的漏洞,意圖把自卑轉為霸業。蔣家的次子,眼前是正在往現代治理轉型的政府,為領導人權力的繼承,面對越發複雜的社會發展,在情治系統效力越來越不足的時刻,反過來用了黑幫的力量。

這兩個繼承人,都試著繞過運轉不靈的體制,直達自己的目標,卻因此揭開了體制的實情,把早已鏽蝕的痕跡公佈在人們面前。在這個體制下,一般民眾儘管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卻也缺乏制度性保障。在日益繁榮也日益競爭的經濟轉型中,不安的陰影也一天天擴大。伴隨反對運動刊物的收集、加工與傳播,各種陰謀的想像與謠言,既從中吸收養分,也成為抒發體制不公的出口。

而比起一般民眾,彷彿具有特殊管道,能謀求自身利益的民間財團,也像是走在自身架起的高高槓桿上。有多大的利益可獲取,也就有多大的深淵,當私人的官商網絡破滅時,在下頭等待著。

在官僚中,有心牟利的官員,固然可以透過財團的尋租空間而上下其手,但在貪腐的網絡中,也隨時可能被拋棄成為替死鬼。而在複合了威權人治關係與近代國家治理的黨國政府體制裡,即使是有心做事的官員,也難以平安度日。規章充滿漏洞,許多人想要利用。與人為善跟被殺雞儆猴,在兩者之間,能按規章辦事、安分守己已經是難得的運氣。甚至於,在輿論的傳佈中,你沒有辦法控制自己被建立成哪一個形象。

最後,處在整個體制的頂點,最高領導人也深深困在其中。當整個體制與其所控制的島嶼越發複雜,資訊的不透明與不對稱,曾經使他能夠控制一切的機器,如今,也每件事物開始慢慢都失去控制。

把這些陳年的報紙雜誌,日後的傳記和回憶錄,放滿一張桌子。回到那每個人都懷著不安的年份。在那些陰謀與謠言被忘記的多年之後,透過他們之間虛擬的對話,或許我們終於得以跨過當時各個封閉困惑的節點,而看到時代的整體面貌。儘管仍然沒有材料可以說明十信案的每個細節,但是我們卻可以看到籠罩在整個島嶼上空,關乎了每一個人的不安。

在民主化30多年後,當政治上不同光譜的人們,持續辯論著,究竟是民眾從底下推翻了這個體制,或者如黨國的辯護者所說,是最高領導人主動開啟了改革。在民主化尚未成為確定歷史方向的1985年,這不安的積雲,提醒了我們,在後民主化各種版本的歷史記憶裡,有著一塊一直沒有被好好探討的歷史環節:

在經濟發展中,威權體制如何長成一個超出自身預期的怪物,甚至在那個時候,開始吞噬自己。而這吞噬又如何使得各方必須停下來,面對共同的不安,以確認接下來的方向。

故事到了這裡,似乎終於可以告一段落。就像我們知道的民主化歷史,在兩年後的夏天,黨國宣告了解嚴令。此後的台灣,不再有報禁跟黨禁,沒有言論的禁區。那些埋藏在陰謀和謠言裡的,對自由的想像與對公平的渴望,都將在公眾之前被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