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後記：從1985年眺望今天，我們還沒真正修改這個系統不是嗎？

文：申飛

•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一）：蔡辰洲大開財務槓桿，將家族發跡的十信利用到極致
•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二）：經濟部長徐立德請辭成為替罪羊，避免案情往上延燒
•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三）：整頓十信是黨國轉移江南案焦點的「白色恐怖」？
•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四）：從王昇掌權到十信案，反映黨國體系的平衡正在瓦解
•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五）：江南案與十信案後，擔憂情治系統失控的蔣經國出手了
•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六）：轟轟烈烈召開，卻沒有達成任何成效的「經革會」

禮拜五的晚上，時針顯示7點，台北冬天的雨沒有打算停的意思，幾個同事說了下週見，出版社不大的辦公室，還是顯得空蕩起來。泡了一杯紅茶，回了幾封工作的信，打開WORD，準備在回家前把十信案的調查報告打完。

在YouTube上繞了幾圈，先是停在Liberation Music Orchestra在1970年的〈Song for Che〉，然後換成大友良英在2012年的吉他獨奏。風起雲湧世界革命的時代遠去，那首為了非洲殖民地獨立而寫，獻給切格瓦拉的曲子，也難以保持原來的樣子。

在旋律的限制邊緣遊走，在未來的頌歌與樂器的自由之間揚起帆布，這樣的自由爵士已經是40年前的事。在大友良英手中，這首曲子充滿噪音破片，不協調的高頻，急速的突進，只能在幾個片刻裡，辨認出主旋律。

就像後來從出土材料人們知道的，切格瓦拉的死並不那麼浪漫。切輸出革命，到非洲到南美都沒有群眾基礎。在留下的日記裡，他抱怨非洲部落沈溺內鬥，抱怨印地安農民樂天順從，招募不到士兵。世界革命的時代顯得越來越遠，並不只是風尚易變，也是因為人們發現身處的世界是一個巨大而難以說清的複雜系統。眼前這份十信案的調查，可以說是從10年前開始的，也可以說是這半年前作的。

10年前，我還待在學校研究所，跟幾個朋友一起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歷史。經費自掏腰包，形式克難。不過比起早期台灣省文獻會的訪談，那時前輩們開始比較願意，也比較不害怕談起半個世紀前的事。

不像最初都說是冤枉是被牽連，幾次拜訪，東談西聊，熟了之後，有時他們會終於開始談起地下黨的事，眼睛看著遠方說「其實，當年我是有參加。」 歷史的另一種樣貌逐漸重建，在台灣各地，當年的農村、工廠、學校、部落，儘管只是初步的連結，在1950年韓戰爆發，島嶼歷史走向確定之前幾年，面對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失序，確實有過幾千人，在國共內戰的夾縫中，抱持著改變社會的理想而成為地下黨的一員，然後用生命與青春換取。

只是，儘管為這段歷史的復原感到振奮，搭著客運與地方公車，一位前輩牽線另外一位，按下電鈴拜訪，與此同時，我也帶著疑惑。這段歷史跟今天的台灣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不要忘記歷史，希望後來的人們都能記得，不會讓台灣再發生這樣的事。」這樣的解釋顯得美好，也多少顯得空泛。

戰後台灣的戒嚴長達38年，政治案件與軍法槍決集中在1950年代前半。在中國內戰失敗後，流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東歐、南非、南美相比，具有一個奇特的性格。它既採取非民主的軍事戒嚴，但同時也試圖推行現代化建設。在後面的30多年，它的體制儘管充滿各種壓制，但並不全是非人性的。

美國的壓力，從中國搬來寫著民主的憲法條文，自由中國的名號，地方治理的妥協，冷戰中的美國國際貿易陣營，中國官僚系統長期以來的現代化構想。這些，使得在戒嚴黨國體制下，有著不完全的市場經濟，不完全的地方選舉，不完全的言論出版空間……。在這之中，戒嚴體制與其縫隙，一同將台灣打造成一個近代社會與國家的結構。

不像東歐與南非，黨的控制與種族隔離，將日常生活牢牢抓住；不像南美，軍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只能出於大規模屠殺；當民主化歷史軌跡最類似的韓國，在1980年光州事件出動陸軍鎮壓，民眾死去近兩百人時，前一年台灣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儘管引發大量逮捕，政府的槍口卻沒有直接的煙硝。

鐵籠的疼痛，只屬於試圖衝撞飛出的鳥。不完全的自由下，經濟起飛的奇蹟與政權轉移的和平，使得島嶼上大多數的人們，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相對遙遠。「過去的事就過去了」，「在那種時代也沒有辦法」，「建設國家也有功勞」，於是當被噤口的疼痛揭開，這樣的反應四處可見。於是最好的，也只能是「不要忘記歷史」，「不能讓國家侵害人權」。

Photo Credit: 中央社

那幾年，在曾經是集中營的綠島，舉辦過幾次營隊。看著20歲上下的學員，與80歲的前輩並肩坐下，聊起過去，心裡一邊感到欣慰，另一邊也總有不能解答的問題浮現。重新挖掘這段歷史的方法，只靠溫暖與善意真的夠嗎？

10年後，政權再次輪替，當年的黨外人士除了總統選舉，也第一次拿下國會多數，「促轉會」進入立法院議程，「轉型正義」概念不時在兩黨交鋒中出現。當時的一些朋友，有的進入了政府做事，有的在民間監督，相關的學術論文，也開始累積成果。

而作口述歷史時，東奔西跑，作息不正常的我，則在第3年患了胃潰瘍，離開學校，久沒見到那些前輩。養病幾年後，進了這家專作推理小說的出版社。本來以為那段歷史終於可以進入公共的視野，在衰老追上他們的年紀之前，撞到鐵籠的鳥，可以跟錯覺自由的鳥，談一談自己的故事。

但一年過去，「促轉會」的成立，反而讓不同的記憶更強烈對立，在各方政治盤算下，寸步難行。新政府推行各種改革，也在成效出現前在各種反對下中挫修正，這一年裡，在版權往來信函、改編翻拍片場、各大小說獎項的特稿之間，我常想起那時的事，也想起跟我一樣，後來沒有待在學術工作的W。

當年總是一起喝酒的W，一度到美國念博士，沒有回到台灣，沒有進到促轉會，也沒有在民間NGO監督。在博班第4年，他沒跟指導教授說原因，買了一張機票去了廣州當台幹。有時，翻牆連上網路的時候，會傳來幾張當地的照片，像是他們公司新研發的芒果香味除臭劑，像是小攤子上印著習近平的年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