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後記:從1985年眺望今天,我們還沒真正修改這個系統不是嗎?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後記:從1985年眺望今天,我們還沒真正修改這個系統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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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十信案,我們終於得以看到戒嚴機器跟今天台灣的關係。那並不只是被忘記的歷史,而是今天仍然卡住的體制的根源。那既不是「都過去了」的事,也不是拿來相抵的功過,而是延續到眼前的,即便要「拚經濟」都要去解決的現實問題。

文:申飛

禮拜五的晚上,時針顯示7點,台北冬天的雨沒有打算停的意思,幾個同事說了下週見,出版社不大的辦公室,還是顯得空蕩起來。泡了一杯紅茶,回了幾封工作的信,打開WORD,準備在回家前把十信案的調查報告打完。

在YouTube上繞了幾圈,先是停在Liberation Music Orchestra在1970年的〈Song for Che〉,然後換成大友良英在2012年的吉他獨奏。風起雲湧世界革命的時代遠去,那首為了非洲殖民地獨立而寫,獻給切格瓦拉的曲子,也難以保持原來的樣子。

在旋律的限制邊緣遊走,在未來的頌歌與樂器的自由之間揚起帆布,這樣的自由爵士已經是40年前的事。在大友良英手中,這首曲子充滿噪音破片,不協調的高頻,急速的突進,只能在幾個片刻裡,辨認出主旋律。

就像後來從出土材料人們知道的,切格瓦拉的死並不那麼浪漫。切輸出革命,到非洲到南美都沒有群眾基礎。在留下的日記裡,他抱怨非洲部落沈溺內鬥,抱怨印地安農民樂天順從,招募不到士兵。世界革命的時代顯得越來越遠,並不只是風尚易變,也是因為人們發現身處的世界是一個巨大而難以說清的複雜系統。眼前這份十信案的調查,可以說是從10年前開始的,也可以說是這半年前作的。

10年前,我還待在學校研究所,跟幾個朋友一起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歷史。經費自掏腰包,形式克難。不過比起早期台灣省文獻會的訪談,那時前輩們開始比較願意,也比較不害怕談起半個世紀前的事。

不像最初都說是冤枉是被牽連,幾次拜訪,東談西聊,熟了之後,有時他們會終於開始談起地下黨的事,眼睛看著遠方說「其實,當年我是有參加。」 歷史的另一種樣貌逐漸重建,在台灣各地,當年的農村、工廠、學校、部落,儘管只是初步的連結,在1950年韓戰爆發,島嶼歷史走向確定之前幾年,面對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失序,確實有過幾千人,在國共內戰的夾縫中,抱持著改變社會的理想而成為地下黨的一員,然後用生命與青春換取。

只是,儘管為這段歷史的復原感到振奮,搭著客運與地方公車,一位前輩牽線另外一位,按下電鈴拜訪,與此同時,我也帶著疑惑。這段歷史跟今天的台灣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不要忘記歷史,希望後來的人們都能記得,不會讓台灣再發生這樣的事。」這樣的解釋顯得美好,也多少顯得空泛。

戰後台灣的戒嚴長達38年,政治案件與軍法槍決集中在1950年代前半。在中國內戰失敗後,流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東歐、南非、南美相比,具有一個奇特的性格。它既採取非民主的軍事戒嚴,但同時也試圖推行現代化建設。在後面的30多年,它的體制儘管充滿各種壓制,但並不全是非人性的。

美國的壓力,從中國搬來寫著民主的憲法條文,自由中國的名號,地方治理的妥協,冷戰中的美國國際貿易陣營,中國官僚系統長期以來的現代化構想。這些,使得在戒嚴黨國體制下,有著不完全的市場經濟,不完全的地方選舉,不完全的言論出版空間……。在這之中,戒嚴體制與其縫隙,一同將台灣打造成一個近代社會與國家的結構。

不像東歐與南非,黨的控制與種族隔離,將日常生活牢牢抓住;不像南美,軍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只能出於大規模屠殺;當民主化歷史軌跡最類似的韓國,在1980年光州事件出動陸軍鎮壓,民眾死去近兩百人時,前一年台灣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儘管引發大量逮捕,政府的槍口卻沒有直接的煙硝。

鐵籠的疼痛,只屬於試圖衝撞飛出的鳥。不完全的自由下,經濟起飛的奇蹟與政權轉移的和平,使得島嶼上大多數的人們,與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相對遙遠。「過去的事就過去了」,「在那種時代也沒有辦法」,「建設國家也有功勞」,於是當被噤口的疼痛揭開,這樣的反應四處可見。於是最好的,也只能是「不要忘記歷史」,「不能讓國家侵害人權」。

綠島紀念園區保留過往面貌 留下黑暗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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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表示,下一階段綠島紀念園區(圖)將進行景觀工程修復,要把園區空間回復到1950年、1970年代的歷史氛圍,留下台灣珍貴的黑暗遺產。 中央社記者鄭景雯攝 109年7月19日

那幾年,在曾經是集中營的綠島,舉辦過幾次營隊。看著20歲上下的學員,與80歲的前輩並肩坐下,聊起過去,心裡一邊感到欣慰,另一邊也總有不能解答的問題浮現。重新挖掘這段歷史的方法,只靠溫暖與善意真的夠嗎?

10年後,政權再次輪替,當年的黨外人士除了總統選舉,也第一次拿下國會多數,「促轉會」進入立法院議程,「轉型正義」概念不時在兩黨交鋒中出現。當時的一些朋友,有的進入了政府做事,有的在民間監督,相關的學術論文,也開始累積成果。

而作口述歷史時,東奔西跑,作息不正常的我,則在第3年患了胃潰瘍,離開學校,久沒見到那些前輩。養病幾年後,進了這家專作推理小說的出版社。本來以為那段歷史終於可以進入公共的視野,在衰老追上他們的年紀之前,撞到鐵籠的鳥,可以跟錯覺自由的鳥,談一談自己的故事。

但一年過去,「促轉會」的成立,反而讓不同的記憶更強烈對立,在各方政治盤算下,寸步難行。新政府推行各種改革,也在成效出現前在各種反對下中挫修正,這一年裡,在版權往來信函、改編翻拍片場、各大小說獎項的特稿之間,我常想起那時的事,也想起跟我一樣,後來沒有待在學術工作的W。

當年總是一起喝酒的W,一度到美國念博士,沒有回到台灣,沒有進到促轉會,也沒有在民間NGO監督。在博班第4年,他沒跟指導教授說原因,買了一張機票去了廣州當台幹。有時,翻牆連上網路的時候,會傳來幾張當地的照片,像是他們公司新研發的芒果香味除臭劑,像是小攤子上印著習近平的年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