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尊嚴》:一個抵抗壓迫,同時自我毀滅的美國內城底層世界

《尋找尊嚴》:一個抵抗壓迫,同時自我毀滅的美國內城底層世界
圖為紐約東哈林區牆上的壁畫。|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閱讀此書,我們終於能夠用一種跨越種族的、白話的、同情乃至同理的,卻又感覺受騙的心情;有機會深入了解性暴力的養成,以及那不忍卒睹的集體輪姦少年儀式,哪怕它已經被化為文字。

文:趙恩潔

在幾本經典的美國內城民族誌當中,《尋找尊嚴》一直是最令我難忘的作品。在台灣,《泰利的街角》、《全員在逃》、《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都已經有繁體中文譯作,如今《尋找尊嚴》能問世,通往美國內城底層世界的通道也走得更深。

不同於上述幾本重要的都市民族誌與公共人類學/社會學著作,《尋找尊嚴》更為深刻地呈現出內城的女性視角。從華盛頓特區、費城、芝加哥到紐約,上述每一本著作都論及貧民窟居民受苦的結構性成因,然而只有《尋找尊嚴》花了最多篇幅,針對個人受苦的性別化與性暴力的循環,做了毫無保留、走到瀕臨道德臨界點的呈現。這樣的露骨呈現超越了民族誌工作者自身的倫理煎熬,直指任何存有厭女文化的社會都必須面對、卻往往難以公開討論的議題:性暴力的養成、集體輪姦的少年儀式,以及倖存者矛盾的生命圖像。

儘管碰觸的是棘手的禁忌話題,本書作者,資深人類學家布古瓦,非常有意識地致力於寫出一本為活在紐約底層的波多黎各裔社群辯護的書。他追溯波多黎各的被殖民經驗,從西班牙到美國的軍事策略與經濟殖民,一路來到二十世紀期間人們如何因貧窮而大規模移民至美國本土。然而美國內城的生活彷彿注定了新移民被迫面對種族化的不平等就業命運,而將一部分人的生計捲入販毒的地下經濟之中。

這些殖民與後殖民的結構因素已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分析,布古瓦做得更多的是從這些歷史的軀幹與骨架的縫隙,鑽入人們的血肉與靈魂之中。見證了人們的受苦,他決定不避開性暴力的難題,不畏懼極具爭議性的描繪,在倫理上拒絕漠視女性的受苦與性暴力的常態化。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同時不將人們扁平化與去人性化,他必須避免再度複製特定少數族裔身上已經加諸的各種暴力與色情的刻板印象。

因此,他在書中提供了大量而仔細的對話逐字稿,以及那些對話產生的脈絡、報導人說話的神情與肢體動作,讓讀者充分地感覺到,每一位報導人都是活生生的真實存在。因此,讀者不會只停留在快克藥頭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等結構性壓迫或是文化生產理論分析,而是能真實有感地碰觸到這個邊緣社群裡頭,人們的個體自主性及性別化主體的養成,是如何與自我毀滅相互扣連。

雖然布古瓦在這本書中並未特別深入地針對性與性別來進行理論創建,但全書的主軸一直緊密地貼合著波多黎各男子氣概、後殖民父權及厭女的深層心靈結構,就連女性自身的視角也高度內化了仇女的意識。因此,在本篇導讀中,我想嘗試從一種著重性與性別的角度切入,將全書的精神性別化。為了使讀者能身歷其境般進入販毒貧民窟的生命經驗與心境,我將儘量不破哏民族誌的細節菁華,但提點全書主要的論證結構,並依序按照本書的三個重要環節——東哈林區街頭文化的殖民系譜、正式經濟的陰性辦公室與服從文化、性暴力的習得與受暴者的尊嚴,並提示每一環節中,性與性別的重要性。

跨世代的吉巴羅性別化主體:東哈林區街頭文化的殖民系譜

在丟滿吸食及注射藥物器具的人行道及謀殺率超高的公宅區背後,是一長串顛沛流離、持續經歷剝奪的被殖民者經驗。

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西班牙殖民者購買非洲奴隸來波多黎各種植農園,但最主要的目標仍是把這塊土地定義為軍事戰略地點,而非盈利場所。接著,美國殖民者在十九世紀最後兩年進駐並沿用西班牙的統治模式,但逐漸加重這塊土地的經濟投資角色。二十世紀初,波多黎各的土地有一大部分都落入大型國有農業出口公司的控制底下,導致成千上萬的小農戶不得不離鄉背井去到其他地區的大甘蔗園工作。政治上,所謂的波多黎各「自由邦」裡的人民並未擁有選舉權或任何的民主權力。尤其在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後,美國政府以遏阻共產勢力擴散為名,將波多黎各打造為自由經濟展示舞台,以「投資換來免稅,免稅換來利潤」等政策,將波多黎各土地上所有的投資利潤都放入跨國公司的口袋。種種獨厚跨國公司利益的政策,終究造成二十世紀最大規模的人口流離失所。

在二戰後的二十年內,一百五十萬人,相當於島內三分之一的人口,紛紛來到了紐約城中最破敗不堪的公寓,他們帶著苦幹實幹就能爭取到更好生活品質的願景,但真正迎接他們的,卻是一九五○年代大型工廠紛紛轉戰海外廉價勞工之後,取而代之的種種毫無保障、只提供不穩定最低工資的服務部門。「後工業」經濟轉型所宣稱的進步僅僅優惠了中上階級,而將跨國的勞工階級置入不堪的勞力條件之中。對剛進城不久的「吉巴羅」而言,後工業轉型意味著一種美夢破碎的末日宣判。

「吉巴羅」(jibaro)一詞,原先是指在這些殖民經濟系統底下生存的農民後代,尤其在二戰後作為譏諷這群「落後貧窮」社群的詞彙,可粗略譯為「鄉巴佬」。在西語中,jibaro含有「野蠻」之意,而把人描繪成「野蠻」的,正是那些剝削非裔奴隸、美洲原住民與混血兒後裔的西班牙殖民主子。奇妙的是,布古瓦敏銳地捕捉到,波多黎各移民翻轉了「吉巴羅」一詞原有的負面意象,進而與這個標籤產生認同感,並將jibaro視為「波多黎各人自尊心與文化完整性的象徵」。

這其中的理由,當然與遭受壓迫及抵抗主流社會的邏輯有密切關聯。對於不願意被統治、決心放棄在作物莊園出賣勞力賺取微薄薪資的「逃跑者」而言,這個詞彙保留了抵死不屈的抵抗意涵。當這些「逃跑者」的後代穿越時空來到紐約街頭,他們將「野蠻」的貶義轉化為挑戰殖民者、使統治者恐懼、無法駕馭的正面意涵,而成為具有反抗者尊嚴的自我認同:「我就是吉巴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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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 Photographs Division,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Black-and-White Negatives.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波多黎各的一位年長吉巴羅,也是21位山區農民的族長。攝影師Edwin Rosskam於1938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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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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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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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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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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