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尊嚴》:一個抵抗壓迫,同時自我毀滅的美國內城底層世界

《尋找尊嚴》:一個抵抗壓迫,同時自我毀滅的美國內城底層世界
圖為紐約東哈林區牆上的壁畫。|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閱讀此書,我們終於能夠用一種跨越種族的、白話的、同情乃至同理的,卻又感覺受騙的心情;有機會深入了解性暴力的養成,以及那不忍卒睹的集體輪姦少年儀式,哪怕它已經被化為文字。

然而,「吉巴羅」認同是一道雙面刃。它提供內城勞工抵抗的骨氣,卻也是邊緣化自身的溫床。但「吉巴羅」之所以歷久彌新,正因為它涉及的是性別化的主體,也就是人們的自我構成中最深層、最頑固,同時也是最脆弱的那一塊。布古瓦說:

老派的家庭經濟是圍繞著一名獨裁男性的生產力而建立起來的,但長期以來,這種定義已在波多黎各的離散處境中遭到嚴重挑戰——尤其是在內城。無論男人或女人都會反覆想起過往的回憶,並美化那段吉巴羅的歲月,他們遙想著平原上的甘蔗種植園、高原的農作社群,又或者是都會裡的貧民窟,而眼前的現實卻是他們被孤立地困在公宅大樓中,身邊全是不認識或不信任的人。

人們憧憬著被浪漫化的過去,認為以前在家鄉甘蔗園勞作,雖然貧苦,但至少身邊的社群都是自己熟悉的人,男性家戶長或許勉強也能從家庭中的地位維持自己的男子氣概。現在,他們卻在美國都會裡被陌生的人群圍繞,被陌生人鄙夷。他們的尊嚴蕩然無存。這也是為什麼,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為,始終圍繞著尊嚴及自主性的議題,而他們所發明出來的生活模式,甚至比他們的祖先更具有反叛的意味,以至於有些波多黎各學者將此稱為波多黎各裔特有的「對立心態」,並認為這些「抵抗文化」背後的驅策力就是面對長期殖民支配力量的結果。

曼哈頓島上也存在著內部殖民的力量。東哈林區幾乎像是帶著一種「詛咒」的封印,不管誰去誰來,什麼種族或什麼社群,東哈林區彷彿「永遠都在製造兇暴的吸毒罪犯」。一開始是十九世紀中期以前還沒成為「白人」的愛爾蘭移工;接著是被黑手黨意象濃厚籠罩的義大利移民;還有猶太移民、東歐移民;最後才是波多黎各人,以及在他們之後的墨西哥移民。東哈林區是給新來的窮人住的地方。最新來的人,都是最窮的人。而窮人並未團結起來抵抗種族歧視,往往急著向上流動,最好自己可以成功融入主流社會,接著再轉過頭來,輕視最底層的人。

在波多黎各社群所經歷過的美國外部殖民與內部殖民中,語言與文化都是迫使人屈從的重點。

由於美國殖民政府直到一九四九年都在波多黎各的學校推行全英語政策,因此對於波屬移民而言,他們的言談與舉止在美國社會是低人一等的。原本在家鄉,一個人的自尊心是圍繞著人際之間respeto(尊敬)的鄉村網絡而建立,由各種不同的年齡、性別,及親族關係之人結合而成,然而就在一夜之間,他們成為了茫茫的陌生人海之中,種族上,包含語言上,較為低劣的「賤民」。布古瓦因而評論:「他們自從抵達美國開始就一直受到輕蔑及羞辱,這種惡毒正是北美歷史種族關係的兩極分化,及移民勞工市場的種族隔離,所造就的特定產物。」

可以說,在祖父母輩的殖民經驗之後,那種抵死不屈的、逃離被統治的、能夠從家庭獲得父親尊嚴的波多黎各父權體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大部分移民能夠找到的工作,都是過勞低薪、極不穩定,且嚴重損害他們對尊嚴定義的職場關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選擇對抗正式經濟。

合法陰性辦公室文化:階級、種族與性別的交織

東哈林區的波多黎各第二代與三代移民所面臨的,是一個正在面臨經濟轉型的美國社會,而他們受到的壓迫是一種典型的階級、種族與性別交織的三重歧視。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年代,原本以工廠為基礎的經濟體系正快速遭到服務業取代,帶來一種我稱之為「後工業末日」的年代。

在這個年代裡,許多內城的人們被迫在地下經濟與合法工作之間不斷轉換,而唯一恆常不變的,卻是他們持續的貧窮處境。主要的理由,是因為在正式經濟裡,他們費盡心力努力找到的工作,都是美國社會中最沒人想做的低薪過勞工作:無證照的石棉清除工、家庭照護員、在街角發傳單的、炸物廚師、夜班病房守衛,或是麥當勞店員。布古瓦的報導人凱薩曾直截了當地說在麥當勞工作是一種奴隸的工作:

你知道我都說,在漢堡王和麥當勞工作等於什麼嗎?就是在當奴隸。

我很清楚,因為我在那裡工作過。在麥當勞工作根本就是過勞又超低薪。你可以全職在那裡工作——一整個星期喔,五天都在工作——都已經全職囉,每週帶回家的薪水還是只有一百四十塊,或者一百三。

你知道為什麼這份工作爛透了嗎?不只因為過勞又超低薪,還因為你要——我是指已經過勞又超級低薪囉!——你還要去他的炸漢堡肉、要刷地板。你得為了那點屎錢做一大堆這種工作。

貧窮如同凱薩的青年男女,如果不是在漢堡王工作,也必須要搭地鐵去市中心的辦公室做那些只有最低薪資的工作——甚至還得兼差做兩份最低薪資的工作,而那些微薄的薪資,只能勉強維持收支平衡,等於朝九晚五又加班,到頭來卻只能糊口飯吃。最慘的是,在正式經濟裡,他們永遠都是「最先開除,最後錄用」。

內城人們不只占據勞工階級中恆常被剝削的經濟底層,與白人勞工處境不同的是,他們還需要每日每夜在職場上面臨文化衝擊與種族歧視。書中最深刻的例子,來自布古瓦最親密的報導人普里莫。他曾經在一間貿易雜誌社擔任郵件收發員兼打雜小弟。期間,他的一位白人女性主管到處告訴其他同事「他是文盲」,而他必須要查字典才知道「文盲」的意思。這個事件帶來的羞辱感完全擊潰了他。專業服務部門下意識地將屬於盎格魯、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視為在此工作的必要條件,因此他的英語咬字發音不清楚就變成了一種專業的大忌。事實上,老闆禁止他接電話,因為客觀來說,波多黎各口音會讓潛在的客戶退避三舍,因而害她賠錢。諷刺的是,之所以會發生普里莫接電話的爭議,正是因為他看見主管在忙或離開辦公室,為了表達積極及善意,他才接了電話。

不只是言談,甚至是波多黎各人走路的方式,都可能驚嚇到白人世界的服務部門。「他們沿走廊走向飲水機時一定會下意識地搖擺肩膀,一副充滿攻擊性的態度,彷彿在巡視自家地盤」、「他們會因為用帶有性攻擊意味的行為冒犯同事而一再受到譴責」。他們往往被年輕的白人主管粗魯地頤指氣使,而這些低階主管的兩個月薪資可能比他們一年的薪資還高。他們幾乎只拿最低薪資,曼哈頓金融區的驚人財富更讓他們感到羞辱。

除了辦公室工作之外,普里莫曾經也想發展自己的合法事業,他把影印的傳單貼在公車站,宣傳自己修繕家用電器的「修理先生服務」。遺憾的是,每當有電器壞掉的潛在顧客透過電話找到他,也就是撥電話到他女友瑪麗亞的公宅公寓時,只要一聽見他提供的地址,他們就卻步了,就算他提議去他們家,對方通常也會拒絕。甚至,「他們常一聽見我的聲音就不說話了」,因為白人聽見了波多黎各口音,就判斷他們不想要跟這樣的人有任何來往。根據布古瓦的觀察,普里莫本來就已經特別沒自信又容易受傷,因此類似像這種「改邪歸正」的嘗試,「還得在一次次對話中面對種族歧視的羞辱」,總是慘敗收場。藥頭老大雷伊也是,因為不識字,總是無法順利走完任何行政官僚程序,以至於每次想合法創業,最後都被政府部門打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