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安談死刑:我們有把「復仇」的權利讓渡給國家嗎?

朱家安談死刑:我們有把「復仇」的權利讓渡給國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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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若國家的功能是為了維持契約,那要回答「國家有權做什麼?」,答案顯然是看哪些事情有助於維持契約。以當前死刑議題,相關的問題就會是「怎樣做能最有效的阻止重罪行為?」。

有種支持死刑的說法認為,在建立國家之時,就如同我們交出了暴力、偷竊等權利一樣,我們把復仇的權利讓渡給國家,因此國家不但有權利替被殺的人復仇,也有義務這樣做,否則就是辜負當初對我們的承諾。以下我試圖展開這種說法,並說明它可能有哪些問題。

我們放棄的那些權利,現在全都在國家手上嗎?

有些人對國家的想像是:某天人們厭倦了自然狀態,於是聚在一起簽一個社會契約來成立政府,在契約裡他們把自己的種種權利讓渡給政府,因為(A)顯然如果所有人能一起放棄殺人之類的權利,再好不過,而且(B)但我們都不值得信任,所以得要有某個有力的單位去確保A。(當然,既然這個單位是我們組成的,所以他也不是很值得信任,所以我們也另外簽約成立了監察院,這樣就萬無一失了,對吧!)

上面這個故事很容易理解,因此也很容易誤導,想一下:

  1. 幾乎沒有任何國家真的是簽契約成立的,所以這些關於契約的說法都不是真的在描述過去發生的情況,最多只是在討論:如果在某種假設情境裡,一群對等、理性的人要決定公共秩序,他們會怎麼做。有些哲學家認為這能協助我們思考怎樣的政府設計比較好。
  2. 假設我們真的在某個契約裡把某些權利交給了國家。要能這樣做,你得要手上先有那些權利,對吧。問題是:說人在未簽契約的自然狀態裡有某些權利,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是說,都到了自然狀態了,我們還得要有權利才能去做事嗎?
  3. 因此,就算真有那場簽約,比較合理的理解應該也不是「我們簽約把手上的權利讓渡給國家」,而是:我們簽約彼此承諾不再做某些事情,而這樣的約定給了我們某些對應的權利。例如,當你承諾不揍我,我就擁有免於被你揍的權利。
  4. 在這個比較合理的理解下,簽約並沒有讓渡權利,而是產生權利。這意味著當某些本來很盛行的事情,像是說謊、偷竊、強暴、種族屠殺,因為我們的簽約而變得不能做,而這並不會導致國家有權利去做這些事。你應該看得出來為什麼這是好事,對吧?

(有些人可能喜歡另一種假想契約故事:人在自然狀態下雖然沒有法律上的權利,但已經有種種道德上的權利,例如生命權和復仇權,人把自己擁有的這些道德權利讓渡給國家,來造就公共秩序。在這故事裡,人本來就不擁有說謊、偷竊、強暴、種族屠殺的道德權利,而國家的權利來自人的讓渡,所以國家也不會擁有那些權利。

這個故事很乾淨漂亮,也能說明為什麼國家可以把你處死但不能騙你。但這個故事是先射箭才畫靶:它把自己要給國家的權利全部都事先假設在自然狀態裡。因此在「政府為何有某些權利?」的議題上,這個故事其實沒回答問題,只是把問題往後推。)

所以,就算我們真的在某場簽約當中彼此約定不再做某些事情,並且形成一個國家來約束彼此,這也不會讓這個國家自動擁有權利去做那些我們約定不再做的事。至少如果你夠聰明的話你就不會簽那種約。

所以國家到底有權做什麼?

在我們假想的簽約情況下,國家是為了維持契約不受破壞而存在,如果國家需要一些特殊的權利才能維持契約不受破壞,那我們就得給國家那些權利。而事實上國家也必然擁有你我沒有的權利,像是對我們抽稅的權利、執法的權利和執行義務教育的權利。如果國家擁有的權利沒有比你多,那國家就跟你這個平民沒差別了,無法達成維持契約的功能。

這裡也可以看出前述「讓渡權利」說法的問題,像是:國家有權執行義務教育,這是因為我們讓渡了哪些權利給國家?那全民健保呢?國家依功能所需,有很固定的形狀,並不是「我們簽約,把手上一些權利交出去,因此形成國家」這麼直接。

若國家的功能是為了維持契約,那要回答「國家有權做什麼?」,答案顯然是看哪些事情有助於維持契約。以當前死刑議題,相關的問題就會是「怎樣做能最有效的阻止重罪行為?」。

死刑比坐牢可怕,所以某些連坐牢都無法嚇阻的犯行,得要死刑才能嚇阻,對吧?有時候直覺並不反映事實。我對犯罪防治並無專業,但在我閱讀死刑討論的範圍內,「沒有跡象顯示死刑比自由刑更能嚇阻犯罪」已經差不多是大家的共識。

在法學家Benjamin van Rooij和犯罪學者Adam Fine合寫的《行為失控》(The Behavioral Code)第一章,兩人耙梳了美國1970到2000年關於死刑嚇阻力的研究爭論;在《死刑肯定論》裡,連支持死刑的日本法官森炎都承認目前並無證據顯示死刑具備大家期待的嚇阻力。

若上述說法有代表性,就算在假想契約的故事裡,我們似乎也得承認國家不該擁有把人民處死的權利:比起把人關起來,把人處死會更嚴重的侵害人的權利,而且在維持契約運作方面並沒更有效,沒有道理選擇這種做法。

復仇情感能支持死刑嗎?

最後,我也想簡短的談一下:在這種假想契約的故事裡,有沒有可能,在維持契約運行之外,還有其他理由支持國家擁有權利去把人民處死呢?一些常見的說法會提到人們在情感上的復仇需求。如前述的森炎法官,就認為死刑的合理性可以來自被害者遺屬的復仇情感,及其引發的社會共感。

森炎的完整論點,是這些情感和前述「權利讓渡」說法的綜合版本,比較複雜,你可以在我替《死刑肯定論》寫的導讀看到我的介紹和回應。此外,我在〈死刑和甜食〉這篇文章裡比較詳細的說明了為什麼復仇情感無法用來支持死刑,而且還會阻礙刑罰達成刑罰該有的效果。

※感謝林昱嘉給本文初稿的諮詢意見。

本文經Readmoo閱讀最前線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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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