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親媽媽育兒困境(上):身兼養家、照顧與教養三項任務,女性承受更大的密集母職壓力

單親媽媽育兒困境(上):身兼養家、照顧與教養三項任務,女性承受更大的密集母職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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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吳若妤案,反映出當代父母遇到的嚴苛教養困境。相比過去來說,現在的父母不但要給予充足的物質供應、專人照顧服務、還要在「教養」上著力,以免孩子在各方各面輸在起跑點。這些都讓父母在育兒上所承受的壓力與挑戰,遠比上一輩來得艱困。

文:洪惠芬(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這七年來,都是我在養他們兩個小孩,我今天要帶他們一起走,因為我覺得這七年來,我被看低了,我獨自一個人面對所有的輿論壓力與各式異樣的眼光,包括工作找得不順遂。我會覺得為什麼這兩個小孩,這七年來都是我自己,他們生病的時候、不舒服的時候,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在顧,我二十四小時去哪裡都要顧著他們,我完全沒有自己的自由。

上述文字是殺害兩子單親媽媽吳若妤在法院審理時所說的一段話。基於過去在母職研究的田野經驗,我認為這段文字反映的不只吳若妤作為單親媽媽長時間一個人孤單養育子女的困境,它也凸顯了:在現下的台灣社會,養大一個孩子對所有的父母而言,都是一項艱困的任務。

吳若妤案一審被判處死刑,二審改判無期徒刑。在兩次法院審理,吳若妤作為母親對孩子的母愛是法官在作裁斷時的核心命題。這背後的弦外之音是:如果吳若妤夠愛她的孩子,她怎麼忍心痛下殺手,奪走孩子的生命。

用父母對孩子的愛去證立他們對孩子理當的付出,這樣的論述邏輯的確符合一般人的道德直觀。然而接下來,我想從我近幾年在田野中對台灣當代母職的觀察,去指出:育兒這項任務的艱難程度,只憑對孩子的愛,並不足以支所有的父母捱過這樣的難關。

當難關捱不過去時,我們都有可能成為吳若妤,以一種傷害孩子、剝奪他重要權利的方式來對待孩子。

當代父母的育兒困境

就分析層次而言,育兒涉及三項任務。首先是活下去所需要的「物質資源供應」。在以物易物的年代,它可能是食物、衣服與遮風蔽雨的地方;但在現在以金錢為交易媒介的資本主義社會,它可概括為「養家所得」的維持。

其次則是「照顧」。當孩子尚未成年,尤其在幼年階段,因未具備充足的自我照顧能力,他/她要活下去,除了需要成人提供吃穿睡所需的物質資源外,還需要專人的照顧服務,將物質資源轉換成直接可以滿足其生理需要的形式(例如用錢到市場去採買食物,並將它烹調成學步兒可以食用的餐點)。

第三項任務則是「教養」。孩子若要長成社會可用之材,不能只處理基本生理需要的問題,成人還必須給予「滋養」(nurture),提供陪伴與心理支持,跟孩子建立情感依附,讓他/她們可以取得長成健全大人所需的心理歸屬與安全感。

另一方面,作為未來的可用之材,孩子稍大一些後也必須被施予「教育訓練」,灌輸他們未來在成人社會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在不同的社會中,養家、照顧與教養這三項育兒任務的標準以及外部條件、甚至組成比例都大不相同。年輕一代的父母本身或許在各方面的資源與條件,整體優於上個世代的父母;然而他們在這項任務育兒所承受的壓力與挑戰,卻遠比上一輩的父母來得艱困。

困境一:照顧與教養的標準變得更高

雖然在大多數人類社會,母親都被設想成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但在前現代的小農社會,身為小農家戶重要生產人力的母親,在對孩子的照顧上往往相對「成人中心」。母親或其他成人在繁重的家務勞動下根本沒有餘力去回應嬰兒的情感需要,大多數襁褓中的嬰兒只給予極基本的照顧。

檢視十七、甚至十八世紀英國相關的歷史文獻,當時年幼的孩子因哭鬧而被毆打的狀況極其常見;有些照顧者甚至餵食孩子鴉片令孩子昏睡不吵鬧,讓大人得以專心處理其他家務。

對比之下,當代母親對孩子的照顧方式幾乎完全「以孩子為中心」:母親或者其他成人照顧者在陪伴與照顧年幼孩子時,被要求要將注意力完全專注在孩子身上。美國社會學家Hays將當代這種「以孩子為中心」的母職圖像稱之為「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

就跟前現代的小農社會一樣,當代女人不只有「孩子母親」的身份。若擁有工作,工作者也是她重要的社會身份。同時她也可能是別人的親密伴侶與朋友、父母的女兒、兄弟姐妹的手足等。

但在密集母職的文化期待下,倘若孩子的需要與女人作為母親「之外」的社會身份相衝突時,孩子的需要必須被擺在最優先的位置。

另一方面,母親也被期待將孩子教化成社會可用之材,因此隨著孩子年紀漸長,母親必須運用自身的能力與資源對孩子進行「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包括:運用自己的經濟資源、人脈與時間幫孩子連結及組合各項的課業加強與才藝課程,甚至讓孩子嘗試創新的體驗學習課程。

目的在為孩子日後的勞動市場競爭力作好準備。這雖不涉及密集的照顧勞動投入,但母親必須協調孩子的行程交通接送,並在過程中不斷地和孩子及補習班老師反覆溝通,確保孩子的學習成效。這同樣耗費母親的心力與時間。

這裡存在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何當代台灣社會對孩子的照顧與教養變得如此高標準?其中一項原因跟「兒童」概念的建置及強化有關。現在人所熟悉的「兒童」觀,無論是禁用童工立法、或者兒童保護制度,均是晚近的現代國家產物。

以台灣來說,從《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歷年來的修正內容、以及近幾年簽署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 of the Child,簡稱CRC),都可以發現國家公權力對於兒童人權的支撐力道不斷在增強。當整個社會對兒童人權的觀念越強化時,人們對親職的標準當然也會跟著提升。

另一個原因則跟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底下勞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趨勢有關。

在前現代的小農社會,父母可能只需將孩子養到九歲、十歲左右,就能期待他成為自家田地或生意的幫手。在這樣的社會,一個孩子要成為可用之材,他所需的裝備就是父親傳承給他的耕種或工匠技術。而在工業社會,孩子小學畢業後就算完成義務教育,父母給予孩子的裝備或許是初中甚至高中職的文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