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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自己的執行長》:經過十年我終於領悟到,「當你越做越輕鬆、成果越來越好時,就是在做正確的事」

《成為自己的執行長》:經過十年我終於領悟到,「當你越做越輕鬆、成果越來越好時,就是在做正確的事」
Photo Credit: Jeff McNeill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由於要能做到「策略性自我長處的管理」實是一件偉大的功課,正因為這樣杜拉克才需花掉近二十年之久的時間反覆探索和省察。這也證實絕大多數的知識工作者之所以低生產力、低薪酬的真正原因,需要以兼差多元領域方式取得更多的收入,斜槓人於是誕生。

他父親是一位直言不諱的自由主義者,當希特勒於一九三八年入侵奧地利時,他人已到了美國並且在大學教授「國際經濟學」,退休後又在柏克萊教了幾年的「歐洲文學」,享年九十一歲。

母親是卡羅琳是奧地利率先讀醫學的女孩之一。談及母親時杜拉克回憶道:「我十足是她的兒子。我父親有他自己的原則,而母親有洞察力。直到她晚年,尤其病危時,我們還是能夠不必經過溝通就能相互了解。」

當談到父親時,杜拉克充滿了驕傲與敬意道:「他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們不論對事或人,從來不持相同的看法,也從來沒有相同的興趣。但是我們非常親密,而且彼此尊重。我從小就景仰我父親的完美人格。他交友的天分,對我而言卻完全缺乏,他的勇氣更甚。他對我則完全容忍,即便他認為我所做的事沒什麼意義。」

在這樣的家庭裡十分幸運,但要有所作為與成就,得靠自己天賦加上後天的努力。國小四年級愛莎老師就發現了他的天分,並說道:「你的作文寫得不錯。不過,還要多練習,不是嗎?」杜拉克點點頭。「好了。我們現在可以擬定目標了。每周你必須交兩篇作文。一篇是自由命題;另一篇則由老師決定。此外, 」她繼續說:「你低估了自己的算術能力了。你的算術好極了……你就可以準備學習高年級的數學,也就是幾何和數學。」

杜拉克於一九二七年修完大學預科,緊接著就先後到英國倫敦、德國漢堡,在出口貿易擔任實習生,這段「社會化」過程,對他日後取得關鍵性的轉捩點,尤其是對管理學之梳理和見解極其重要。一九二九年他一面在報社工作,一面在漢堡法學院就讀,並於一九三一年完成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在前年一九三○年,他就開始以講師身分教授國際法和憲法史。

杜拉克的專長是什麼?大多數人認為是法學專業。其實他認為「政治學」和「歷史學」才是他的專精,原因是這兩門課有他「專業而嚴謹的自我訓練」。難怪當《紐約時報》訪問他道:「你最擅長的是什麼?」他從容不迫地回答:「若有,是對商業未來趨勢的變化,尤其是質的變化掌握能力,以及對人性的洞察力。」

專長與長處究竟有何不同呢?專長即自己擁有的才華和專業,可說是潛力或潛能;若能通過工作帶來對人的幫助與問題解決的結果,這就是長處,這就是績效表現。

從這個結果角度來說,就不難理解杜拉克之所以有卓越的成就,就是將自己所學的法學邏輯訓練專業,加入憲法史、政治學以及歷史學的素養,導入齊克果的神學信仰觀、社會與人類何以存在的現實觀,再加上他以「社會生態學者」的超然客觀的求真精神。正是他有高度的歷史觀以貫穿人類人性的局限性,始能創作出既以「人」為核心,以「人性」為訴求,更以人的「長處」為績效的動態觀,最終建構一套有目的、有條理、又有系統的「管理學」,以對應全球開放而動態的系統觀和創新與創業之需求,讓組織得以進入永續經營之可能實現,這才是杜拉克真正的長處之所在。

不過他卻認為他一生是以寫作維生。以「立論」為定位,以建立一個「自由而有功能的社會」為願景,窮究他一生的時間和精力貫徹其職志而奉獻。從這點來看,他實在沒有看到自己的局限性或力所未逮。若能建構一個可長可久的機構或許還有可能,奈何前女童子軍執行長賀賽蘋在紐約成立的「彼得.杜拉克基金會」卻被杜拉克本人所否定,最終賀賽蘋不得不更名為「領導對領導基金會」(Leader to leader Institute)迄今。(杜拉克為何不願留名在世上,唯一能說的便是「他自認為自己沒有那麼重要吧」。)

談到軟實力(Soft power),可能是心靈的層面、心理素質和心智能量以及核心價值觀、文化底蘊與自我管理的綜合能力;而硬實力(Hard power),指的是學歷、證照、獲獎、著作……等。若能軟硬兼顧、內外如一,便是所謂的「核心價值」(Core Value),像杜拉克就是箇中典範之一。他高度紀律、不受利誘、信仰堅定、心智成熟;加上他擁有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四十一部重要著作,榮獲自由勳章以及管理學教父之封號……等,使得杜拉克不為名利所誘惑,逐漸成為一代巨人,奠定他罕見而獨特的一種能力——認清現實與不自欺欺人的一種能力即「心靈能力」(Competence)。而其代表作品就是那本小冊子,《史達爾─保守的政治學說與歷史的變遷》一書。

這本小書是一本共三十二頁專題論文——正是杜拉克國際法的博士論文。書中乃是以史達爾(Fnedrich Julius’ Stahl)為主角的專文,這是長期以來被人們所忽視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全盤反對普魯士對德國的霸權和民族主義浪潮,終其一生,他在政治上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更極力反對絕對的君權概念,他認為不合法並應以創立憲政主義的法律基礎作為取代。雖然他是猶太人,但在大學時期即轉為基督信仰——他致力於發展德國基督教主義的政治學說。

年僅二十三歲的杜拉克雖默默無聞,但他的專題論文卻立刻被德國聲譽卓著的莫爾出版社所賞識。該社出版了在當時是德國最受尊重的法律與政治專題文集——莫爾所編的《法律與政府》文叢,作為紀念號出版。莫爾出版社就在納粹掌權後六十天出版了杜拉克的論文,讓杜拉克十分欣喜的是,當天剛好是納粹取得政權的第一次「群眾大會」。該書效果遠超出作者與出版社所預期,沒想到可能因書名「保守的」字眼而過關,該書立刻受到廣泛的焦點而大為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