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博弈》:大多數學者認為,衰落中的美國是在對崛起的中國洩憤,洩憤的同時偶爾還會傷到自己

《長期博弈》:大多數學者認為,衰落中的美國是在對崛起的中國洩憤,洩憤的同時偶爾還會傷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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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杜如松是美國新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更是現任拜登國家安全會議的中國事務主任。憑藉著對中國政府文獻、官方新聞媒體、名人回憶錄、半官方學術報告的系統性鑽研,他以嚴謹的學術方法挖掘中國秘而不宣的大戰略。

文:杜如松(Rush Doshi)

美國為何衰落?

簡要瀏覽一下中國如何談論美國衰落,也許能得到一些啟發。故事通常始於經濟不平等。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謝韜寫道,自一九七○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處於主導地位」,各國政府「把經濟自由放在首位,主張減稅和監管,對社會平等的重視度明顯下降」。知名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認為,這種「新自由主義」浪潮始於「一九七九年撒切爾革命和一九八○年的里根革命」,並導致「貧富分化」,經濟結構也產生變化。

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聶文娟則認為,「在民主社會中,美國無法遏制金融資本主義在社會內的膨脹,無法對自身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刮骨療傷」,導致經濟停滯與不平等。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吳白乙強調,這些力量讓美國經濟「空心化」,科技和金融服務業的成功,卻造成出口和傳統產業萎縮。

在中國看來,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就是西方國家為上述趨勢付出代價的時候到了;之後幾年間,民粹主義和種族衝突更不斷升高,讓西方國家陷入癱瘓。中國外交部轄下智庫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出版的一篇論文就指出,「現在歐美出現的民粹主義,背後體現的是中下階層與上層之間矛盾的加劇」,因此產生金融危機。

意識形態上的極端主義也日漸激化。金燦榮認為,「在觀念領域,極端主義思潮不斷擴展,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等思潮日益活躍,變得更加公開化,影響力越來越大。朱鋒同樣認為,「美國和歐洲的『白人民族主義』勢力日趨活躍」。而科技放大了上述所有趨勢。

一篇針對習近平二○一七年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演說的官方評論,引述西方報導稱「西方世界秩序的最基本支柱正在弱化。在『後真相』時代,『自由民主國家』很脆弱地受到錯誤信息(資訊)影響」。中國社科院一名學者指出,「信息爆炸」造成「社會極化」,演算法、針對式廣告和假消息都加劇了這種「信息爆炸」,因而「加速全球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傳播的動力源」,並造成「社會極化嚴重」。

金燦榮認為,這些趨勢達到頂點就會形成自由倒退和治理效能不彰,「貧富分化必定導致中下層廣泛的不滿,中下層不滿一定會醞釀左右兩派的民粹政治盛行,民粹政治又必然有強人來利用,之後進入強人政治。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中國學者指出,二○○九年的茶黨(Tea Party)運動、二○一一年的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還有特別是二○一一六年的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皆是民粹主義已立足的證據。

到了二○二○年,西方國家苦於應對新冠疫情時,上述評估就被中國當局認為是正確的。習近平在這一年宣稱,「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對全球各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幾乎所有撰寫相關文章的中國作者都認為,中國已通過這次「大考」,而西方大體上則是不及格的。一篇發表在中國商務部網站的文章指,「疫情大流行表明,美國和西方國家越來越不能進行體制和制度上的改革和調整,陷入政治上無法自拔的極化僵局」。

中國社科院的美國研究主要期刊主編也同樣認為,「美國聯邦政府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官僚化和『小政府』傾向的弊端,在此次應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這樣的治理機制失調,會導致「美國國內政治極端化加劇」。中央黨校一名教授顯然很滿意地指出,新冠疫情將助長西方的民族主義,並進一步破壞自由秩序。「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民族主義就已成為一股(支持中華民族)復興的趨勢。川普政府和英國脫歐更(為民族主義)帶來明星級的表現。」

他認為,新冠疫情將「進一步強化」這些有利於中國的趨勢。吳白乙認為,經濟慘況、社會動盪、應對新冠疫情不力,意味著「這個自視為『人類燈塔』的國度陷入持續而激烈的社會抗爭…… 混亂和撕裂讓人們普遍有窒息之感」。因此,中央黨校一名前副校長認為,疫情「進一步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袁鵬則認為,美國對新冠疫情應對無方,導致「軟硬實力同時受挫,國際影響力大幅下滑」。

許多人認為西方體制的衰微複雜難解,相信西方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謝韜就指出,對「所謂『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重視,產生的政治「更多是一種自我表達和要求得到尊重的訴求,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再分配」,因此要解決導致不平等的結構性根源更加棘手。北京外國語大學一名教授也認為,「美國政治體制對這兩股力量(左翼與右翼民粹主義)的吸納和消化,恐怕不是一次大選投票就能解決的」。

有些人認為,治理失能將會長期持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表的一篇論文就推測:「民粹主義在認知上的根源將會長期存在。」謝韜認為,這個民粹主義階段「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十年或者二十年」。而兩黨政治的功能失調也很可能會伴隨民粹主義而產生。金燦榮在中國國防部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指出,「美國國內兩黨之間的矛盾也非常深」。中國外交學院教授聶文娟也認為,「疫情加劇了(改革)的急迫性,但美國的政治家們似乎還未找到答案」。她認為,即使政府領導人更迭,美國很可能也只是圍繞著國家的結構性問題「修修補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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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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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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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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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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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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