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博弈》:大多數學者認為,衰落中的美國是在對崛起的中國洩憤,洩憤的同時偶爾還會傷到自己

《長期博弈》:大多數學者認為,衰落中的美國是在對崛起的中國洩憤,洩憤的同時偶爾還會傷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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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作者杜如松是美國新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更是現任拜登國家安全會議的中國事務主任。憑藉著對中國政府文獻、官方新聞媒體、名人回憶錄、半官方學術報告的系統性鑽研,他以嚴謹的學術方法挖掘中國秘而不宣的大戰略。

文:杜如松(Rush Doshi)

美國為何衰落?

簡要瀏覽一下中國如何談論美國衰落,也許能得到一些啟發。故事通常始於經濟不平等。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謝韜寫道,自一九七○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處於主導地位」,各國政府「把經濟自由放在首位,主張減稅和監管,對社會平等的重視度明顯下降」。知名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認為,這種「新自由主義」浪潮始於「一九七九年撒切爾革命和一九八○年的里根革命」,並導致「貧富分化」,經濟結構也產生變化。

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聶文娟則認為,「在民主社會中,美國無法遏制金融資本主義在社會內的膨脹,無法對自身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刮骨療傷」,導致經濟停滯與不平等。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吳白乙強調,這些力量讓美國經濟「空心化」,科技和金融服務業的成功,卻造成出口和傳統產業萎縮。

在中國看來,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就是西方國家為上述趨勢付出代價的時候到了;之後幾年間,民粹主義和種族衝突更不斷升高,讓西方國家陷入癱瘓。中國外交部轄下智庫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出版的一篇論文就指出,「現在歐美出現的民粹主義,背後體現的是中下階層與上層之間矛盾的加劇」,因此產生金融危機。

意識形態上的極端主義也日漸激化。金燦榮認為,「在觀念領域,極端主義思潮不斷擴展,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等思潮日益活躍,變得更加公開化,影響力越來越大。朱鋒同樣認為,「美國和歐洲的『白人民族主義』勢力日趨活躍」。而科技放大了上述所有趨勢。

一篇針對習近平二○一七年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演說的官方評論,引述西方報導稱「西方世界秩序的最基本支柱正在弱化。在『後真相』時代,『自由民主國家』很脆弱地受到錯誤信息(資訊)影響」。中國社科院一名學者指出,「信息爆炸」造成「社會極化」,演算法、針對式廣告和假消息都加劇了這種「信息爆炸」,因而「加速全球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傳播的動力源」,並造成「社會極化嚴重」。

金燦榮認為,這些趨勢達到頂點就會形成自由倒退和治理效能不彰,「貧富分化必定導致中下層廣泛的不滿,中下層不滿一定會醞釀左右兩派的民粹政治盛行,民粹政治又必然有強人來利用,之後進入強人政治。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中國學者指出,二○○九年的茶黨(Tea Party)運動、二○一一年的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還有特別是二○一一六年的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皆是民粹主義已立足的證據。

到了二○二○年,西方國家苦於應對新冠疫情時,上述評估就被中國當局認為是正確的。習近平在這一年宣稱,「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對全球各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幾乎所有撰寫相關文章的中國作者都認為,中國已通過這次「大考」,而西方大體上則是不及格的。一篇發表在中國商務部網站的文章指,「疫情大流行表明,美國和西方國家越來越不能進行體制和制度上的改革和調整,陷入政治上無法自拔的極化僵局」。

中國社科院的美國研究主要期刊主編也同樣認為,「美國聯邦政府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官僚化和『小政府』傾向的弊端,在此次應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這樣的治理機制失調,會導致「美國國內政治極端化加劇」。中央黨校一名教授顯然很滿意地指出,新冠疫情將助長西方的民族主義,並進一步破壞自由秩序。「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民族主義就已成為一股(支持中華民族)復興的趨勢。川普政府和英國脫歐更(為民族主義)帶來明星級的表現。」

他認為,新冠疫情將「進一步強化」這些有利於中國的趨勢。吳白乙認為,經濟慘況、社會動盪、應對新冠疫情不力,意味著「這個自視為『人類燈塔』的國度陷入持續而激烈的社會抗爭…… 混亂和撕裂讓人們普遍有窒息之感」。因此,中央黨校一名前副校長認為,疫情「進一步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袁鵬則認為,美國對新冠疫情應對無方,導致「軟硬實力同時受挫,國際影響力大幅下滑」。

許多人認為西方體制的衰微複雜難解,相信西方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謝韜就指出,對「所謂『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重視,產生的政治「更多是一種自我表達和要求得到尊重的訴求,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再分配」,因此要解決導致不平等的結構性根源更加棘手。北京外國語大學一名教授也認為,「美國政治體制對這兩股力量(左翼與右翼民粹主義)的吸納和消化,恐怕不是一次大選投票就能解決的」。

有些人認為,治理失能將會長期持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表的一篇論文就推測:「民粹主義在認知上的根源將會長期存在。」謝韜認為,這個民粹主義階段「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十年或者二十年」。而兩黨政治的功能失調也很可能會伴隨民粹主義而產生。金燦榮在中國國防部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指出,「美國國內兩黨之間的矛盾也非常深」。中國外交學院教授聶文娟也認為,「疫情加劇了(改革)的急迫性,但美國的政治家們似乎還未找到答案」。她認為,即使政府領導人更迭,美國很可能也只是圍繞著國家的結構性問題「修修補補」。

吳白乙則認為,美國面臨著嚴重的「美國病」,他將這種病比作過去形容其他國家治理失能的「荷蘭病」和「拉美病」;他宣稱觀察家們不能再對美國的「『自我糾錯能力』抱有幻想」:經濟的大餅在縮小,「一般製造業萎縮」,好的工作機會日漸稀少,出口減少,經濟朝向科技與金融服務業傾斜——這一切都加劇了不平等,也「收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機遇通道」;

他還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也失能,「無論某項議案的民眾支持率為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一百,均不影響它在國會通過或被否決。」由於兩極對立嚴重,因此美國治理失能的根源無法解決,他認為這導致惡性的「循環往復」,「更造成美國社會階層鴻溝不斷擴大,制度妥協餘地越來越小,國家決策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漸行漸遠。」

金燦榮指出,從這種情況產生的「大趨勢」之一,就是美國將不再是唯一的超級強權。他認為「世界結構正在從一個超級大國、許多大國(一超多強)轉變為兩個超級大國、許多大國(兩超多強)」。這是一項重大宣示,因為數十年來中國眼中的世界,一直是只有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強權,這也是中國形塑大戰略時最重要的因素。如今,不僅中國眼中的世界改變了,而且在菁英階級看來,由於他們相信美國正走向衰落,世界重返「一超多強」似乎也是合理的——只是這回的「一超」是指中國。很多人都認為,這就是中國的全球大戰略的最終目標。

目標——實現民族復興

中國的全球大戰略最終目標,是在二○四九年實現民族復興。在北京看來,未來三十年最重要的任務是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機遇,在全球超越美國,同時避免美國越來越不願從容接受自己的衰落。北京暗示,這個「大變局」時期充滿機遇,也充滿風險,但中國領導人認為前者仍大於後者。因此他們堅持中國仍處於實現民族復興的「戰略」或「歷史」機遇期。

官方的權威演說中明確表述了「大變局」與民族復興之間的關係。習近平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在二○一八年宣布:「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重大機遇。」二○一九年習又在一次演說中說:「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

同年他在中共中央黨校的演講中說:「當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的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正在全面展開。」這指的就是民族復興。這樣的理解相當普遍。中國社科院一位學者在其學術著作的摘要就主張,「整體而言,人們普遍相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重大的歷史機遇」。

如果「大變局」代表的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機遇,那麼民族復興又是什麼意思? 中國的民族復興目標是否即為在二○四九年之前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 西方的圈子裡對此仍有爭議。但當今在談論民族復興與「大變局」時,往往隱含這樣的涵義,有時甚至會明確表達出來。例如,即使是張蘊嶺(他是資深學者,有時會擔任中國外交部顧問,通常主張自由的外交政策),都曾在一篇相關文章中將民族復興與超越美國相連結。

他寫道:「歷史上,中國曾是世界上綜合力量最強的國家…… 預計到二十一世紀中期,即二○五○年,中國將可在綜合實力上居世界首位,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他在另一篇文章寫道,「上個百年最大的變化是美國力量不斷提升,由超越英國,打敗德國、日本到蘇聯解體,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但現在,「在二十一世紀上半期,最有可能的變化是中國的綜合力量超越美國…… 這無疑是自西方工業化以來最重要的力量格局轉變。」

官媒新華社在十九大期間發表的一篇社論也同樣宣稱:「到二○五○年,即鴉片戰爭讓這個『中等王國』陷入痛苦與恥辱的兩個世紀後,中國將恢復國力,重新登上世界頂峰。」一篇刊登在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網站的化名文章明確指出,「大變局」是指國際「力量對比」出現變化,作者以籠統措辭描述美國如何「逐漸取代英國成為西方陣營領袖和世界秩序主導者」,走上「稱霸世界」的道路,藉此暗示美中之間正在醞釀的變化也有同等的歷史意義。

中國社科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晶晶也在中央委託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主張,「中國將在二○二一年左右成為高收入國家;至二○三○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可能大幅超越美國;至二○三五年,中國的高科技研發支出可能超越美國;至二○五○年,中國的軍費開支可能超越美國。」上述說法將中國亟欲超越美國的想望和官方的民族復興時間表保持一致,兩者都以二○四九年中共建黨百年為目標期限。

任晶晶又寫道:「如果發展順利…… 未來三十年,中國各方面的實力將持續接近甚至超越美國。」事實上,「『大變局』的走向取決於未來三十年」,任晶晶認為這段時間是「過渡期」。中共官員似乎同意這樣的評估,即未來三十年(特別是未來十年間)正是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機遇的核心時期。習近平本人也說,「未來十年,將是國際格局和力量對比加速演變的十年」,「未來十年,將是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的十年」。

危機與機遇

「大變局」帶來報酬,也帶來風險。習近平在首次提出「大變局」概念的演說中,形容這個過渡期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之後他在多次談話中強調這種論點。在一次有關「大變局」與民族復興的演說中,他說:「我們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一系列重大風險考驗。」在二○一八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又說,「變局中危和機同生並存」。

這些機遇和考驗究竟是什麼? 中國二○一九年的白皮書《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提供了答案。白皮書中有一小節詳細探討「大變局」,就劃分為機遇和挑戰。其內容與學界的相關評論都有力顯示,「大變局」的機遇來自美國退出世界舞台與漸趨衰落;風險則來自美國在自身的衰落趨於明顯之際,對中國崛起施加更強大的阻力。

白皮書首先明確指出「大變局催生新的機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大的變化,正是中國…… 的崛起…… 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力量對比」。白皮書認為,「(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西方世界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但如今情況已不再。白皮書還加上一張圖表,呈現「發達國家」國內生產毛額(GDP)在全球占比逐漸下降。

因此,「當今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現代化發展模式更趨多元…… 任何國家或者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這所有趨勢都成為中國的「機遇」,其他評論也廣為贊同這樣的解釋。例如閻學通在二○一八年十月受訪時就說,他認為「當前是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最好的戰略機遇」時期。

他這樣解釋自己的邏輯:「特朗普(川普)破壞了美國領導的同盟體系,使中國的國際環境得到了改善…… 從戰略意義來講,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比特朗普上台之前要好很多。」他又將當前情勢放在歷史脈絡來看,「總之,與二十世紀五○年代的朝鮮戰爭(韓戰)、六○年代的越南戰爭、九○年代的國際制裁相比,中國當前面臨的國際困難都是很小的,而中美實力差距又遠遠小於以前」。他的總結看法是:「現在最關鍵的,是中國應該怎樣利用這個戰略機遇。」

也有其他學者持類似觀點。武心波就指出,川普政府一直在國際上「不斷地『退群』」,從「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萬國郵政聯盟,到終止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再到揚言退出世界貿易組織和猛烈抨擊北約甚至聯合國,退出『中導條約』,最近又突然宣布從敘利亞撤軍等等,美國似乎在十分無奈地放棄自己精心打造的戰後國際秩序」。

武心波又指,「去美國化…… 客觀上為各地區和各國重新定位自我和解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創造了一個機遇窗口」。在美國衰落之際,「戰略收縮」與在全球的「鬆綁」也可能為其他國家帶來意想不到的戰略紅利與好處。

其次,白皮書也指出「大變局」帶來的挑戰,也就是美國可能引發的風險。內容指「圍堵遏制、對抗威脅的冷戰思維沉渣泛起」,「一些西方國家治理陷入困境,民粹主義氾濫,逆全球化加劇」。習近平在二○一九年的一次演說中曾暗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處於關鍵時期。越是接近目標,越是形勢複雜,越是任務艱鉅」。

學者的評論更明確地呼應了這種論調。中共中央黨校的一名院長在中央黨政幹部論壇撰文寫道,民族復興的主要挑戰是美國:「大變局為中國帶來挑戰,也帶來機遇。挑戰主要來自大國的戰略博弈。美國已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的綜合實力仍強於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應對美國的戰略競爭壓力,對中國來說是嚴峻考驗」。大多數學者認為,衰落中的美國是在對崛起的中國洩憤,洩憤的同時偶爾還會傷到自己。

中國社科院學者任晶晶就主張,「美國是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道路上最大的遏制力量」,還試圖「將中國逐出全球價值鏈」以阻撓中國崛起。經常告誡外交政策要克制的朱鋒,則擔心中國話語中的志得意滿會貿然引發西方世界的焦慮,尤其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相關話語。「中國崛起的勢頭越是積極,西方國家就越是會擔心失去自身權力優勢,對中國做大做強的戰略牽制和制衡就會越明顯。『大變局』的探討,不能一味沉迷於國際體系內的權力再分配,更需要避免成為西方攻擊中國的新靶子。」

到了二○一九年底,美國已明顯是最主要的障礙。例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一名學者在一篇關於「大變局」的文章中指出,「美國等西方國家公開把中國當作主要競爭對手」,不過這種情況暫時有所緩和,因為「西方文明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方面的領先地位進入相對衰弱周期」,部分原因是民粹主義的興起。

中國戰略學者希望美國優雅接受自己的衰落。中共中央黨校一名院長在中央黨政幹部論壇上撰文指出,「在大變局中,最為不確定的因素是西方大國,特別是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美國能否審時度勢,順應潮流,理性應對大變局,實現『優雅體面地霸權衰落』,是決定大變局進程的重要因素」;即使美國不優雅接受,其抵抗也「只能延緩大變局的進程,不會決定大變局的方向」。他認為,長期而言,美國的衰落是無可避免的。

那麼要如何衡量機遇與風險呢? 這些學者普遍認為機遇是大於風險的。中央黨校一名院長在中央黨政幹部論壇寫道:「大變局帶來的機遇(比風險)更值得關注。習近平總書記談論大變局時,通常也與我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聯繫在一起。」中國要努力奮鬥,才能在二○四九年之前實現民族復興。

習近平在二○一七年的一次演說就宣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 我們面臨的各種鬥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至少要伴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過程」。在二○二一年的一次演講中,他也表明對未來充滿信心。「世界正在發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

簡言之,中國需要一套能整合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的方法來實現這些遠大目標,在全球秩序中取代美國。下一章將詳細說明,這套戰略包括:在政治層面推動全球性組織、在經濟層面牢牢掌握「第四次工業革命」、在軍事層面則確保軍力在全球持續擴張——這一切都是要把在亞洲實行已久的「削弱」與「建立」戰略更廣泛地在全世界實施。

相關書摘 ►《長期博弈》:如何以相對較低的代價,從軍事、經濟與政治上盡可能破壞中國的秩序建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杜如松(Rush Doshi)
譯者:李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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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渴望的偉大民族復興,必以取代美國、稱霸世界為目標。

從鄧小平囑咐「韜光養晦」、
胡錦濤主張「積極有所作為」,
到習近平的全球擴張,
中共不變的是以美國為敵。
先求削弱美國,進而建立亞洲霸權,最後領導世界新秩序。

  • 中共領導高層如何看待國際局勢變化?蘇聯解體、天安門事件、波斯灣戰爭、南斯拉夫戰爭、2008金融危機、英國脫歐、川普當選、新冠疫情,在中共戰略專家眼中有何意義?
  • 中共高層如何規劃其戰略部署?解放軍的建軍思想依循哪些原則?為何中國早在1980年代就有能力打造航空母艦,卻寧願先投資重金發展全球最大的水雷庫、反艦彈道飛彈,與全球最大的潛艦艦隊?
  • 為何中共常積極參加名不見經傳、影響力薄弱的國際組織?這些組織在今天中國的全球擴張中扮演什麼角色?
  • 面對中國的戰狼外交與巨大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美國該放棄台灣、退出西太平洋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美國該如何反制中國的擴張?

1989年7月1日,天安門事件的血腥鎮壓後不到一個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銜老布希總統之命秘密訪問中國,向鄧小平保證美國的譴責只是表面上的舉動,實質上仍然會致力美中關係的穩定發展。此舉不僅延續了蘇聯解體前的美中軍事合作,更奠定了往後近三十年美國與中國的「交往政策」的基調:開放大學接受中國學生、允許美國資金與技術轉移至中國,促進中國加入WTO、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在各國與中國的領土爭議問題上保持中立,甚至隱晦反對台灣獨立。歷屆美國總統也都公開表示樂見中國更強大。

然而,這都無法阻止中國將美國視為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敵人。隨著中國整體國力的不斷提升,如今其GDP與軍事支出都超過全亞洲的一半,中國對外戰略的野心亦逐漸擴大。從鄧小平的四字箴言「韜光養晦」,到胡錦濤主張的「積極有所作為」,再到習近平一般被稱為「戰狼外交」的擴張策略,後冷戰時代中國的「大戰略」始終以美國為敵。中共領導高層、解放軍將領、國際關係學者,莫不認為美國是繼蘇聯之後對中國生存的最大威脅,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沒有賦予中國應有的大國地位,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更阻礙了中國的統一大業。

然而,2016年的英國脫歐以及川普當選,形同當今全球秩序的領導人的主動退位,這在中國人眼裡形成了國際體系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2017年的十九大中,習近平自信滿滿的表示,「國際格局日益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國要建設「世界一流軍隊」、「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並且「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全球秩序分崩離析,中共卻正逐步實踐其戰略野心。
拜登政府首席中國問題專家細心剖析,並提出反制之道。

本書作者杜如松是美國新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更是現任拜登國家安全會議的中國事務主任。憑藉著對中國政府文獻、官方新聞媒體、名人回憶錄、半官方學術報告的系統性鑽研,他以嚴謹的學術方法挖掘中國秘而不宣的大戰略。他在《長期博弈》中主張,中國共產黨基於其民族主義與列寧主義意識形態,長期以來都致力於以威權手腕貫徹其削弱美國的大戰略。具體來說,中國過去30年的外交戰略可區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9-2008)始於六四天安門事變、蘇聯解體,以及波斯灣戰爭三個連續性重大歷史事件。在這階段裡,中國自覺實力尚且虛弱。最高指導原則是鄧小平囑咐的「韜光養晦」。

第二階段(2009-2016)以華爾街金融風暴為起始點,此時的中國經過將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累積相當的實力,而金融風暴的發生暴露了西方先進國家的弱點。中國變得更有自信。最高指導原則是胡錦濤說的「積極有所作為」。

第三階段始於2017年,英國脫歐、強調孤立政策的川普的當選,讓習近平看到了國際政治板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9的新冠疫情更彷彿一場對世界各國治理能力的大考驗,證明了西方民主政體的脆弱與中國的優越性。「東升西降」之歷史趨勢不可逆。中國戰略專家相信,美國與其盟友唯有明智、優雅的承認中國的領導地位,才能確保國際秩序的和平與權力轉移的順暢。

一個中國領導的國際秩序會是如何?中國將統一台灣,美軍可能必須撤離日本與朝鮮半島,甚至撤出西太平洋。中國的鄰國將聽命於北京,東海、南海、中印邊界的領土爭議將以符合中國利益的方式被解決。相對於美國打造的以國際組織、國際法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秩序,中國會以非自由的方式建立新秩序。而在中國內部,唯有與中共高層關係良好者會獲得利益。

美國該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面對中國的挑戰?杜如松建議,美國與其耗費鉅資與中國展開對抗,不如「師華之計以制華」,對中國展開「不對稱作戰」。考慮到中國經濟量體之大,採取對稱手段(例如提出基建計畫大撒幣以抗衡「一帶一路」)並非上策,反而應該借鏡中國的削弱和建立的經驗,以不對稱的方式遏阻中國擴張,同時強化美國自身實力,以因應中國挑戰美國霸權及其主導的自由開放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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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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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