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內心,應該有二十大後不再當「總書記」的想法

習近平的內心,應該有二十大後不再當「總書記」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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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十九大的黨章修改對習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歌頌,為他的大權獨攬和獨裁統治奠定了「合法性」。二十大的黨章修改又要達何目的?習會不會假黨章的修訂,將總書記制變成黨主席制?

文:鄧聿文(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在中共二十大領導結構的變動中,恢復毛時代的黨主席制,習近平擔任主席,將總書記讓與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說法不時被提起。這種說法的一個根據是,現有的總書記的職權滿足不了習對追求絕對權力的野心需要,儘管總書記也可以事實上做到絕對控制,但是黨的主席比起黨的總書記在形式上更體現絕對權力。

要恢復黨主席制,前提是必須修改黨章,現在的黨章在第三章黨的中央組織第二十四條規定,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和總書記,不把這一條修改,有關恢復黨主席的說法只是一種想像,不可能成為現實。

8月31日,中共政治局建議二十大10月16日舉行,這一日期的公佈意味著至少政治局的人事安排和未來五年的政治路線這兩個最關鍵的議程已經搞定,否則習不會召開一個有政治紛爭的黨代會。9月9日,中共政治局再議事,其中一個議題是聽取修改黨章的問題,表示要制定出適應黨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發展、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需要的黨章修正案。

現行中共黨章的基本構架是在十二大確立的,以後每次黨代會都會對黨章進行或多或少的修改,主要是把時任中共領導人的思想和理念寫入黨章,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比如十四大寫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十五大將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十六大寫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寫入「科學發展觀」,十八大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到了十九大,黨章的修改尤其多,共修改107處,其中總綱部分修改58處,條文部分修改49處。中共黨章的總綱可以看作一篇臃長的論文,這個表述中共性質、使命和要求的總綱把每個領導人——如果他不犯「錯誤」的話——的治國治黨思想都要寫入一段,不妨假設,如果中共真像它宣稱的那樣還要統治萬年,黨章勢必就變成毛曾批評的「又臭又長的裹腳布」。

十九大的黨章修改是在習的主持下,不但將習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而且大段大段論述習的新時代思想在治國理政上的表現,舉凡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國防黨建等都涉及,包括「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四個偉大」、「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人們耳熟能詳的緊箍咒般的政治信條。若中共黨員要學習思想,黨章的總綱就是一篇現成教材。

十九大的黨章修改對習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歌頌,為他的大權獨攬和獨裁統治奠定了「合法性」。二十大的黨章修改又要達何目的?習會不會假黨章的修訂,將總書記制變成黨主席制?這是外界關注的。

總書記與黨主席的區別

相信習內心有改主席制的想法,即使沒有,他的一部分親信和智囊可能也有這種念頭,因為無論從黨主席和總書記這兩個名稱的含義,以及中共歷史上黨主席和總書記所具有的實際權力含金量來看,黨主席的權威都要大過總書記。

主席和書記這兩個詞的初始含義,前者是指主人的席位或主要的席位,後者是指記事員或者服務生,也即中共強調的人民的勤務員;換言之,主席天然就處於中心,而書記則不是,黨主席制意味著主席一人負責制,總書記意味著集體負責制。

按照中共黨章規定,總書記不過是政治局常委之一,雖然它是政治局會議的召集人,並主持書記處的工作,但在投票和表決上,其權力並不高於其他常委;黨主席雖然也是常委,但又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的主席。打個不十分貼切的比喻,總書記只是常委這個班子的班長,而黨主席不但是班長,還是班主任。它的權力要高於其他常委,當常委就某個決議達不成一致意見時,黨主席具有最後裁決權,可以否決集體的意見。

中共的黨主席制是毛1936年在延安後才確立的,此後直到中共建政,政治局有黨主席但沒設立常委,以五大書記替代。五大書記是當時的權力寡頭,毛作為黨主席更有生殺予奪大權。

中共八大政治局設立常委和總書記一職,鄧小平是書記處總書記,毛則是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常委則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鑑於書記處的權力非常大,儘管總書記的實際權力可能大過一些副主席,但名義上其地位要排在副主席之後。

當然,不論總書記還是副主席,都受黨主席即毛的節制,對毛負責。文革之後華國鋒在過渡期做過黨主席,雖然他的資歷和能力不足以使他在黨主席位子上有毛那樣的權力,但黨主席制本身把華抬到一個不應有的地位,成為繼毛之後的「英明領袖」,搞個人崇拜

正因為看到黨主席的權力過大,有脫離集體領導而變成個人專權的危險,鄧在掌握最高權力後廢除了黨主席制,改為總書記。鄧這樣做有他個人的私心,因為如果還保持黨主席制,除非是他本人做黨主席——他當然有這個資格,否則,他要胡耀邦或其他人做黨主席,在幕後控制就不那麼容易,原因是黨主席的位子在現實中天然要求集權,而總書記名義上實行集體領導。

總書記成為核心,是鄧在八九六四過後那種特定的環境下,為扶持江澤民的權威而贈給江的,事實上在鄧說這個話時,江實際還起不到核心作用,只有在鄧及其他有權力的元老去世後,江才真正成為政治局的核心。到胡時期,江為牽制胡,胡就成不了核心。由此說明,總書記並不必然會成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核心,更不用講全黨的核心。胡就是一個弱勢總書記。也許接受這個教訓,習要做核心,不但成為黨中央的核心,而且是全黨的核心。但是黨主席不一樣,它天然就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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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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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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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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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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