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的藝術可以是什麼模樣?探索桃園當代藝術的多重網絡

桃園的藝術可以是什麼模樣?探索桃園當代藝術的多重網絡
Photo Credit: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官網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藝術家梁廷毓多年來耕耘的「斷頭河計畫」,便是針對這個複雜的地理位置進行深入的田野踏查,挖掘過去被埋藏的禁忌話題,逐步拼湊出有別於主流歷史觀點的敘事。

文:漫遊藝術史編輯部

桃園的藝術可以是什麼模樣?如果我們願意細看桃園這塊土地,會發現有許多深耕在地的藝術家與藝術社群,這些人挖掘地方特質轉化為創作的養分,活絡社區以及串聯在地藝文展演,組成豐富且多元的藝文網絡。

由桃園市立美術館委託,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謝佳娟老師及王聖閎老師執行「桃園當代藝術與其衛星網絡」,以「桃園」當代藝術家與相關藝術社群、藝文空間等為核心,梳理桃園當代藝術的地方特質與網絡關係。讓我們跟著訪談者王聖閎老師與藝術家的腳步,一起探訪桃園當代藝術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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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藝術家提供
桃園地區本就是由複雜的族群邊界所形成的「交界帶」

地理、族群與鬼魂的交錯:探訪藝術家梁廷毓的「斷頭河計畫」

桃園台地為古老的地形,古老河道因受陸地抬升作用而被截斷,在地理上稱「斷頭河」。也因複雜的地形交錯,今日遊客聚集的大溪老街、具客家文化特色的龍潭地區,以及群山環繞的石門水庫周邊,在過去曾經是閩南人、客家人、泰雅人、凱達格蘭人與道卡斯人族群交界的衝突地帶。

藝術家梁廷毓多年來耕耘的「斷頭河計畫」,便是針對這個複雜的地理位置進行深入的田野踏查,挖掘過去被埋藏的禁忌話題,逐步拼湊出有別於主流歷史觀點的敘事。透過王聖閎老師的採訪,我們能一窺梁廷毓創作的思路與展演的策略,以及如何重新建構地方知識網絡,提供觀眾另一種對於地方的觀看方式。

  • Q1:能談談您的創作計畫嗎?

我創作的起點是家族記憶的挖掘,閱讀到族譜中記載「某一房全家老幼受生番所滅」或「不幸為生番所殺,未娶而亡」這類故事,成為我這幾年不斷地前往當地,去訪問、尋找有這種共通經驗的家族與村落的一個開始。

在過程中,我也不斷調整自己的思考方式,學習如何使用他們的宇宙觀,而非客觀學術論文或是官方檔案的態度去觀看這個地方。

例如會去想原住民如何看待客家人,而客家人又如何思考在如此危險的環境生存。在這裡面對我而言關鍵就在於鬼魂、神與靈的課題,因為在當地的族群衝突中,往往與戰爭、死亡與鬼魂等歷史陰暗面有關。在其中神靈也十分具體,例如同一塊石頭對於漢人與原住民的意義便不同,這些自然物被賦予靈性與行動力,參與當地歷史的發生。

而我也在思考怎樣的展覽模式能更貼近計劃本身,而非成果展現。在色彩與空間圖誌的呈現上我試圖去逼近這個地區的歷史、一種面對死亡的狀態。2019年「墳・屍骨・紅壤層」個展除了在台北展出,也將展覽拉回龍潭。在菱潭街新創基地的展覽中,除了與其他領域的學者對話,也與民眾互動。

我將當地區公所的導覽地圖改成斷頭河的地圖,舉辦工作坊帶當地居民走訪這些歷史衝突發生的地點。我覺得對觀眾來說,親臨現場是很重要的,他們可以在過程中去感受到作品的構成或運作細節,這也是我在思考展演作為一種文化行動的實踐。

幾次下來,居民參加的人數已經超出我的預期,甚至有一些高齡的耆老,會在現場跟我補充或是分享家族類似的事情。透過這些活動也慢慢帶起一些不同於台北那種菁英式展覽的對話方式。

除此之外,另一個面向是關於風景的拍攝。我認為在國家攝影文化中心的展覽中,策展人看到的是「斷頭河計畫」裡的邊界風景有機會裂解單一國族風景的塑造。所以我的作品拍攝的其實就是族群衝突的交界帶,這種跟死亡意涵非常緊密的死亡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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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藝術家提供
梁廷毓2019於台北福利社藝術空間的個展「墳.屍骨.紅壤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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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菱潭街興創基地粉絲專頁
於菱潭街新創基地展覽中,梁廷毓由龍潭區公所導覽地圖改編而成的《斷頭河旅遊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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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官網
《斷頭之谷》為梁廷毓參加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敘事中的風景」展覽的作品之一
  • Q2:在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土地公廟、祠堂、墳墓等祭祀不同靈體的地方,請問您如何突顯它們之間的不同意義?

我的作品裡有很多「靈」,比如土地公、萬善祠、墓裡面的祖先等,其實祂們都是不同的靈體,卻共同建構在相鄰村莊中。能不能透過這種複雜、不同屬類的靈體,把「人」的位置給局部化?我們談族群關係的時候,不是單純客家人和原住民之間兩群人而已,還要疊加一個複雜的泛靈網絡,然後人在裡面的位置只是其中一部分,我覺得這是「靈」在此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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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藝術家提供
梁廷毓的影像作品常見各種靈體祭祀的場所,此為「墳.屍骨.紅壤層」展覽一景

在我的影像作品裡,請了自然溝通師或是薩滿等靈媒,去跟現場的石頭神及山神對話。展場通常會有好幾面的影像,透過不同靈媒講述各自的故事。山神、石頭神有自身的歷史,而人也有對於這個空間的歷史陳述,所以在展示空間裡,每個影像各自跟彼此有對話的交集,或者歷史的協商。

在這裡「靈」透過溝通師或薩滿這樣的代理者祂可以具體現身,參與地方歷史的書寫工作。我覺得這種位置是需要被創造、虛構出來的,而它也介於一個真實跟虛構之間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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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藝術家提供
「墳.屍骨.紅壤層」展覽中,耆老訴說對於地方的記憶
  • Q3:在您的作品中哪些風景是可見的?哪些是不可見的?這些邊界風景有辦法轉化成一個純視覺的媒介嗎?

我覺得不可見的風景比可見的多非常的多,比如在我的計畫裡非常關切的交界帶,若兩個族群面對到的山方向不同,他們對於地景的想像以及詮釋就會不一樣,但這樣的風景仍可以用簡單的視角去記錄。

而有一種風景是沒有辦法這樣做的,必須要透過身體到裡面走,感覺地形的高低起伏,才去構成對那種風景的認識。我們常常會想說,這是不是可以透過衛星照片解決?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要透過身體在空間進行長時間的大量行走,視覺和身體感才能在地形裡面有一個比較發散性、環景的視角。透過這種移動的狀態才能去觀測裡面的風景,對我來說大概很難僅僅透過景框擷取成一張照片。

  • Q4:如果我們把身體在走進山的空間,叫作第一現場的話,展場是第二現場,兩者之間該怎麼調和是比較合適的?觀眾是否有必要被驅動,從第二現場走向第一現場?

關於第一現場與第二現場,也是我這幾年一直在想辦法調和的問題。近幾年台灣有蠻多策展把現場搬到部落或周遭的博物館群,進行當代藝術的展演。

比如原住民文化園區與徐文瑞老師大山地門藝術季的疊合,[1]迫使我們這些天龍國或是西部的觀眾,必須搭幾個小時的火車,再轉公車到屏東山上,把自己的身體直接放到那個空間裡,在這裡可以看到帶著觀眾的是族人為主的地方導覽員。我覺得這種場地的轉移或疊合會是其中一種方式,也是非常不同於我們想像美術館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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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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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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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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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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