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尊嚴》：原本彼此尊敬的波多黎各人，抵達美國就開始一直受到輕蔑及羞辱

文：菲利普・布古瓦（Philippe Bourgois）

一九○○年代初期，美國積極改造了波多黎各的經濟樣貌。跟西班牙統治時期相比，此時的經濟狀況更無法回應在地的需求及文化。美軍才剛占領此地就將土地及權力集中在美國擁有的許多大型農產外銷公司手裡。

無數小農被迫離開他們位於島嶼中部高地的田地，前往一望無際的甘蔗種植園尋找受僱工作，而這些甘蔗園很快占據了大部分波多黎各沿海最肥沃的平原。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些遭到連根拔起的農夫和他們的後代常被稱為「吉巴羅」（jíbaros），這個字在英文可以翻譯為「鄉巴佬」（hillbillies）。

「吉巴羅」是個以刻板印象建構起來的稱呼，其形象是吃苦耐勞、自給自足的農夫，頭上戴著草帽、手上揮著大砍刀，結束一天的辛苦的田間勞動後會蹲（ñangotea）在鄉下屋子前的土堆露台（batey）接待訪客。

儘管這個意象隱約帶有貶意，但在面對外來勢力的影響、支配，以及隨之導致的離散時，吉巴羅象徵了波多黎各的文化完整性及自尊心。西班牙文中的「jíbaro」本意是「粗野」，此地所謂的吉巴羅本來指的也是逃亡的非洲奴隸、泰諾美洲原住民，還有來自歐洲和摩爾族的偷渡客後代，這些人拒絕在西班牙殖民種植園當砍甘蔗的工人，反而在整個十八和十九世紀躲進與世隔絕的島嶼深山內建立農園，拒絕接受由西班牙主導的上流社會所運作的各種法律及社會規範。他們生活在以都會為基礎的政府管轄權之外。

過去的吉巴羅社會跟東哈林區有一種迷人的相似性：前者出於一股不願屈服的自尊心，不但拒絕受僱於殖民種植園，也抗拒各種菁英的西班牙文化形式，後者則是用街頭文化來對抗美國社會的剝削及邊緣化。

與此同時，吉巴羅的概念不該在簡單的文化主義分類上被固化為一種過往農村的傳統遺跡。在快速改變的政治及經濟背景下，吉巴羅不停地被反覆發明、重新定義。這個分類現在有時包括的不只是甘蔗種植園的勞工，還有工廠工人，甚至是在美國內城出生的第二代居民。

舉例來說，普里莫偶爾會說自己或他的朋友是「吉巴羅」，但當我告訴他，吉巴羅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形象是會蹲（ñangoteando）在他們的露台（bateys）上討論一天發生的事情時，他徹底爆笑出聲。他不只不知道「batey」是什麼意思，還向我保證：

我唯一「ñangoteando」過的只有（監獄中）的拘留區。不過對啦，那時我們一大票波多黎各人確實蹲在地上，ñangoteando，而且一起說了好幾個小時的垃圾話。

普里莫或許沒有意識到，他祖父那輩大概就是美國的跨國公司接手波多黎各的農村經濟時，那批被迫成為季節性甘蔗工的小農，至少他曾祖父那輩肯定是如此。不過他非常清楚在波多黎各經濟轉型後出現的大規模移民潮。這方面的數據非常驚人：在二次大戰後的十五年內，每年平均有四萬人離開波多黎各。一九五三年更是超過了七萬五千人。

巧合的是，正是在這一年，普里莫當時十七歲的母親離開了波多黎各的沿海村莊「阿羅約」，她拋棄了甘蔗田裡的農園棚屋，到東哈林區租了公寓，並在內城的一間血汗工廠找到了裁縫的工作。一九六○年代，另外五十八萬六千名波多黎各人也跟隨她的腳步來到紐約市的貧民區，希望在此找到新的家園及工作機會。

世上很少有其他國家像波多黎各一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輸出了如此大比例的人口，而且還是前往這樣一個文化上不友善、經濟上又陌生的地主國。即便是兩百萬移民到美國的愛爾蘭人，再加上一八四○年代末期因為馬鈴薯飢荒而挨餓的一百萬人，在人口比例上也無法超越一百五十萬的波多黎各人——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二十年間，島上整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從甘蔗田、棚戶區，還有高地上的村莊連根拔起，然後困在紐約市的公寓樓以及後來的那些高聳公宅中。

根據一九八○年人口普查，在島上出生、二十五到四十四歲的波多黎各人中，有百分之三十六都住在美國本土。

一九四○到一九五○年代，大多數波多黎各移民都在輕工製造業——具體來說就是成衣工廠——找到工作，當時全球經濟正在經歷結構調整、這類工作開始大量離開城市的歷史時刻。服務業的職務取代了製造業的工作，跨國大公司陸續關閉當地的生產工廠，遷移到勞動力更便宜的海外，而紐約市就成了這些公司的後勤節點。普里莫在一九六七年出生於東哈林區的市立醫院，之後的二十年間，紐約市製造業的員工職缺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幾乎有五十萬的工廠工人失去工作。

總而言之，這批在紐約出生的波多黎各人，正是在經濟史的馬拉松衝刺期離鄉背井那群移民的後代。在過去的二或三個世代，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經歷過各種不同的排列組合：一、在私人山坡農地或當地農莊成為半自給自足的農民；二、在外商獨資且資本密集的農產品外銷種植園擔任農業勞工；三、住在棚戶區並在以出口為平台的工廠工作；四、住在貧民區公寓樓然後在血汗工廠工作；五、住進內城公宅大樓區且成為服務業雇員；六、街頭地下經濟的自營主。當我問普里莫為何有時會自稱吉巴羅，他的回答捕捉到了人們在宏觀的結構層面上被迫流離失所的受苦經驗（pathos）：

普里莫：我爸是工廠工人，至少我的出生證明上是這麼寫的，但他來紐約時是個砍甘蔗的。狗屎啦！我才不在乎。幹他媽的！我就是個吉巴羅。我說的是吉巴羅的西班牙文。我說話就像個吉巴羅（Hablo como jibaro）。

波多黎各反覆變化的社會及經濟處境導致某個特定的經濟部門大大獲益：稱霸波多黎各當地經濟體系的美國跨國公司。這些公司利用了島上慷慨的賦稅優惠，將波多黎各變成膨脹公司利潤的樂園。這種扭曲的經濟體系主要又源自於各種軍事戰略考量。

在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之後，美國想將波多黎各改造成一個展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自由世界舞台。結果就是透過只要投資生產設施就能十年免稅的政策，確立了基於推廣私部門而制定的發展策略。這種減稅做法等於鼓勵跨國公司透過當地子公司操弄移轉訂價方案。

於是，跟西半球的任何國家相比，這座島擁有最高的企業利潤率。正如波多黎各的州務卿在一九九○年所誇耀的一樣，「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波多黎各一樣，能為美國公司創造出那麼高的淨收入。」

這些經濟上的硬性規定形塑了波多黎各人的生活，而在意識形態方面，公然推崇種族主義的「文化入侵」更加鞏固了這樣的規定，其中極具象徵意義的就是美國殖民政府，直到一九四九年都仍在波多黎各學校推行的全英語政策。

那些從島上移民到美國的人所面對的文化衝擊顯然更為深刻。這些新移民原本的文化全是以農村為基礎，他們的自尊也全是圍繞著人際之間各種不同年齡、性別、親屬關係，彼此尊敬（respeto）的網絡而建立，但卻在一夜之間，他們發現自己成了「種族上」地位低下的賤民。他們自從抵達美國開始就一直受到輕蔑及羞辱，這種惡毒正是北美歷史種族關係的兩極分化，及移民勞工市場的種族隔離，所造就的特定產物。

這樣壓倒性的改變快速強加於原本居住在農村的波多黎各人身上，轉化到數據上就成了紐約內城的高失業率、物質濫用、家庭破碎，以及健康惡化。

在一九九○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中，或許除了美國的印地安原住民之外，很少有其他族群的官方數據比住在紐約市的八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三名波多黎各人更差了。跟這座城市的其他族群相比，他們的福利依賴程度及全體貧戶率數據都是最高，勞動參與率則最低。事實上，一九八九年，他們的貧窮率（百分之三十八）是紐約市整體數據（百分之十九）的兩倍。一項數據研究顯示，他們在一九八○年代晚期的家庭貧窮率比紐約市整體的平均數據高了百分之五百。

儘管根據一九九○年的人口普查紀錄，幾個波多黎各主要群體（尤其是那些不住在紐約市的人）的處境獲得了顯著改善，但流行病學的健康指數讓我們知道，波多黎各人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艱難處境。其中包括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的感染率成長最快、臥床失能率最高、肝硬化導致的死亡數最多，還有自殺未遂的比例最高。

一九九三年三月，波多黎各人在美國的家戶平均收入比白人（分別是三萬三千三百五十五美金和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九美金）少了超過一萬四千美金，也比其他拉丁裔族群少了超過四千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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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尋找尊嚴：關於販毒、種族、貧窮與暴力的民族誌》，左岸文化出版

作者：菲利普・布古瓦（Philippe Bourgois）
譯者：葉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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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會結構壓迫與受害者主體性經典之作◎

他們都曾夢想成為比上一代更好的人。可是為什麼總會掉回街頭暴力、地下經濟的泥淖，困在社會底層無法翻身？是什麼把他們推向社會邊緣，他們又是如何在集體毀滅中，掙扎著尋求個人尊嚴？

這本書不是關於快克，也不是關於用藥本身。當然，藥癮及物質濫用是形塑街頭日常生活形態最直接、也最殘酷的元素，但內城的物質濫用其實是一種病徵，存在於底下更深層的，是將人推向社會邊緣的各種動力。這本書記錄了這個過程，以及普里莫、凱薩、糖糖、雷伊⋯⋯這一個個書中主角如何在貧窮門檻邊緣掙扎著生存，並想要贏得尊嚴的生命故事。

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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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