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讀本》導論:何謂南洋?依然是中國與世界交鋒的核心場域

《南洋讀本》導論:何謂南洋?依然是中國與世界交鋒的核心場域
圖為馬來西亞檳城孫中山紀念館。Photo Credit:杜晉軒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東南亞」是二戰之後,西方區域政治所炮製的地理座標,「南洋」的命名則引起更繁複的歷史及情感脈絡。南洋曾經是華人移民海外的首選,東西殖民勢力競逐的所在,海上絲路通往印歐的必經之地,革命起點或流亡的終點,華洋種族、文化交錯的舞台。時至今日,南洋依然是中國與世界交鋒的核心場域,南沙海權、一帶一路、新南向等政經操作此起彼落。

編按:本文為《南洋讀本》導論,原標題:華夷風土—《南洋讀本》導論

文:王德威

作為地理名詞,「南洋」起自明末,泛指中國大陸南方沿海區域,以及南海區域的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群島還有無數島嶼—即今日的東南亞。「南洋」至少有三種定義。清代水師曾有「南洋」艦隊,顧名思義,鎮守中國南方海域。更廣為人知的則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人民「下南洋」之舉。18世紀以來,成千上萬人漂洋過海,來到東南亞墾殖、避難或經商,在20世紀上半葉達到高峰。「南洋」還有第三義:明治維新後,日本帝國主義興起,對南海乃至南太平洋區有了覬覦之心,因有對「內南洋」與「外南洋」的前進計畫,終於導致太平洋戰爭。

如果「東南亞」是二戰之後,西方區域政治所炮製的地理座標,「南洋」的命名則引起更繁複的歷史及情感脈絡。南洋曾經是華人移民海外的首選,東西殖民勢力競逐的所在,海上絲路通往印歐的必經之地,革命起點或流亡的終點,華洋種族、文化交錯的舞台。南洋海域寬廣,島嶼星羅棋布,華人蹤跡幾乎無所不在;他們安家落戶之際,也持續思辨鄉關何處。落地生根、葉落歸根,或再度漂流的選擇未嘗或已。時至今日,南洋依然是中國與世界交鋒的核心場域,南沙海權、一帶一路、新南向等政經操作此起彼落。

華語南洋

華語語系研究不能不以南洋為重心,因為這一地區幾乎揭露了所有相關議題或正或反的意義。過去三百年來,南洋吸引了上千萬中國移民,至今後裔超過三千四百萬,形成海外最大的華語聚落。移民來到異鄉,與土著及西方殖民勢力不斷周旋,尋找立足之地。失去朝廷國家的庇護,他們必須仰賴宗親會黨力量,用以自保;與此同時,他們內部的分合鬥爭一樣複雜多變。華人以熟悉的方言鄉音溝通,作為辨識彼此的標誌,甚至國族認同符號。早期移民心懷故土;從辛亥革命到共產革命,他們效力輸誠的熱情不能小覷。20世紀中期國際局勢丕變,傳統殖民勢力消退,新興國族主義鵲起,冷戰方興未艾,華人如何認同,面臨巨大考驗。

以往華人研究論述奉世界、全球、中文之名,延續萬流歸宗式的中心論。新世紀中國崛起後,封建時代的天下論、王霸說捲土重來,更對全球華人文化帶來莫大壓力。華語語系研究的出現,不啻是正面迎擊。這一研究始於指認華語—方言,鄉音,口語—為形塑海外華人社會特性的最大公分母。一反「中州正韻」所建立的正統與邊緣、海內與海外的主從結構,華語語系論述一方面落實眾聲喧「華」的多元性與在地性,一方面企圖從國族主義與本土主義之間開拓另一種互動平台。

目前華語語系研究多以西方學院興起的後殖民主義、反帝國論述、文化多元訴求為基礎。他(她)們批判華人移民為定居殖民者,掠奪在地資源,剝削土著,卻又與中國藕斷絲連。循此邏輯,華人既然已於海外自立門戶,就應該放棄故鄉故土之思,融入定居地文化社會,日久天長,華語華文自然消失,族群共和,天下太平,是為「反離散」。

這類論述雜糅各種理論訴求,政治正確有餘,卻昧於歷史千絲萬縷的脈絡,也暴露華語語系研究的困境。16世紀以來,西方殖民勢力侵入東南亞,之後華人移民開始出現。他們與土著競爭資源,同時也屈從甚至助長西方殖民霸權。如果華人是(次等)殖民者,他們也同時是被殖民者,僅以籠統的「定居殖民」將其一語打發,豈非以偏概全?何況華人對內、對外所面對種種階級、宗族、地域、種族、宗教、性別壓力。而以華人移民作為「中華帝國」殖民勢力的前哨,更未免簡化「下南洋」的歷史、政經動機,過分抬舉了明清及民國的海洋政策。

華人與東南亞國家民族主義的糾結,尤其需要謹慎以對。這一地區目前十一個國家中,菲律賓最早於1898年建國,東帝汶則在2002年建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則是冷戰期間國際協調下的產物。每一個國家的建立和治理頗有不同,華人的境遇因之有異。泰國華裔基本融入在地文化,印尼華裔則歷經多次血腥排華運動,幾乎喑啞無聲。馬來西亞華裔約有650萬,為南洋華語世界最大宗,也是學者研究焦點所在。這些國家的華語文化有的已經渙散(如菲律賓),有的依然堅持不輟(如馬來西亞),有的華洋夾雜(如新加坡),有的勉強起死回生(如印尼)。我們可以從這些現象做出觀察,卻無權越俎代庖,預言華語文化必將甚至必應如何。

「反離散」論者強調華人應該放棄故國,認同定居國,成為多元一體的有機部分。此一論調立意固佳,卻無視不同國家地區內華人生存境況的差異。文化、種族的隔閡,宗教的律令,以及無所不在的政治權謀都使多元號召步履維艱。論者高舉號召全球華裔「反離散」,卻忽略他們被歧視、「被離散」的可能。

更弔詭的是,1955年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召開,會後中國總理周恩來簽署限制雙重國籍條約,號召華僑就定居國籍做出選擇,不啻成為「反離散」之說的源頭。十年之後,印尼排華運動仍然爆發,至少50萬華人死於非命。離散在任何社會形態裡都不應是常態,但離散作為生存的選項之一,卻攸關主體的能動性與自決權。

南洋也同時是華語語系研究者清理「何為中國」的戰場。立場尖銳者每每指出早期南洋僑民心懷二志,成為落地認同的最大障礙。事實上,清代與民國對「華僑」的照顧聊勝於無,而華裔的向心力與其說是國族主義作祟,更不如說是對在地殖民情境—以及日後出現的本土霸權統治—的反彈。華語語系研究的興起源出於對以往中國/海外論述的反思,但當批判者的矛頭對準作為冷戰政治實體的「中國」,將一切問題敵我二元化,反而凸顯自身揮之不去的「中國情結」(Obsession with China):怨恨與欲望成為一體之兩面。這不僅簡化華人對「中國」作為一種文明及歷史進程的複雜認知與感受,也並未能對華裔與在地文化、種族、政教結構、甚至生態環境賦予相應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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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農曆新年到雅加達廟裡的印尼華人

華夷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