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親媽媽育兒困境（下）：「理想工作者」與「密集母職」交互作用下的照顧者貧窮現象

文：洪惠芬（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 單親媽媽育兒困境（上）：身兼養家、照顧與教養三項任務，女性承受更大的密集母職壓力

單親媽媽的單人育兒困境

育兒者在密集母職與理想工作者的文化矛盾，光是在雙親家庭都如此難以化解，更不用說單親家長的育兒困境的艱難。

首先，女性即便成為單親媽媽，整個社會並不會因此就修正對她的密集母職期待。根據我過去一年的田野觀察，台灣社會對單親育兒者的親職圖像仍舊高度性別化。

男性單親仍扣緊養家的親職圖像，也因此當單爸對工作的投入會受到原生家庭的強力支持，而且當他們因高度投入工作而疏於親職時，也比較容易獲得周遭重要他人的理解與體諒。

相對照下，女性單親則扣緊照顧者的親職圖像，不只周遭他人以同樣嚴格的孩子照顧及教養標準來要求單親媽媽，連單親媽媽自己亦如此期許自己。

我在田野遇到的每位單親媽媽，在談起自己的職涯時，總透露一種「以孩子照顧為重」的人生圖像。

普遍而言，她們在找工作時，會優先考慮孩子的照顧需要。也因此，取得品質可被信任的托育服務，是她們投入工作的重要前提。此外即便去工作，因為公立幼兒園下午四點就放學，外加寒暑假不收托，而國小低年級幾乎都是半天班，單親媽媽會期待自己可以下午四點甚至中午前就束工作。

而多數全時工作朝九晚五的工時安排、甚至常態性延後下班或假日加班的工作模式，往往難以配合單親媽媽「以孩子照顧為重」的職涯規劃。這使得許多單親媽媽即便擁有大學文憑，也只能將就便利商店或早餐店的計時人員工作。

這類工作雖然沒有前景，但至少可以配合接送孩子上下學的照顧作息，貼合單親媽媽一人身兼養家與照顧的單人育兒處境。

長遠來看，單親媽媽這種配合孩子照顧需要的就業歷程，對其經濟安全所造成衝擊並不限於育兒階段，它的影響很可能是終其一生的。便利商店店員雖然有勞健保，但雇主卻未提撥勞退金，而且因為是採時薪制，老闆也不會依年資而逐年提高其薪水，再加上不是正式人員，解僱幾乎沒成本。

隨著年紀大體力下滑，在高度年齡歧視的勞動市場，單媽能否可以再如此輕易地找到這類臨時性工作，也是大問題。這些都對她們老後的經濟安全構成威脅。

然而，在台灣相對殘補的所得維持制度下，「穩定就業」是單親家長擺脫貧窮威脅最重要的策略。雪上加霜的是：也因為公共照顧服務的低度發展、以及企業不友善照顧者的超長工時安排，單人育兒的單親家長的「穩定就業」很容易跟「孩子作為兒童的發展權益」產生緊張關係。

曾有一位長年服務單親媽媽的社工跟我分享一位連鎖超市單媽的故事：那位母親育有三名子女，老大和老二已經升上國中，但最小的孩子才三歲。由於連鎖超市晚間與假日都需要排班，那位母親習慣將三歲的孩子交給老大看顧。

倘若小的因為生病沒法上幼兒園，她也會要求老大請假在家照料老么。學校老師受不了老大請假天數過多影響學習進度，通報兒保社工處理。受訪社工無奈地說：

⋯⋯OO（連鎖超市名稱）是一個很好的職場，薪水也非常的穩定。⋯⋯那如果她因為為了要工作，她就會請姐姐請假在家裡照顧這個小的，那所以她缺課數就多，缺課數多這個輔導老師就來了，然後兒保社工就會覺得媽媽怎麼可以這樣子，剝奪姐姐的受教權。她就會要求媽媽應該要負長期自己教養的責任⋯⋯所以媽媽就會覺得妳們要我怎麼樣，那我可以不要做這份工作啊。那我錢從哪裡來，妳們可以給我足夠的錢嗎？

連鎖超市媽媽的故事反映了：在兒童人權觀念日益深化的台灣，整個社會對於親職有著非常高的標準，然而無論在公共照顧服務的建置上、或工作組織內對職務的設計，都沒有建立足夠的支持系統去支撐育兒者。

這使得多數單人育兒者（包括單親爸爸與單親媽媽）要穩定就業（無論是創業或是全時受僱），都必須仰賴原生家庭的照顧後援。然而，根據我在田野上的觀察、以及台灣過去的單親研究，女性單親由原生家庭獲得照顧後援的比例與程度，遠落後於男性單親。

其中一個原因跟「父系繼承」的性別文化框架下，女性一旦進入婚配家庭後，就被視作原生家庭的「外人」有關（也就是「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另一原因則跟女性照顧的性別角色規範有關，而這也反映密集母職的文化影響力。

在少子化的趨勢下，越來越多父母不再將成家女兒視作潑出去的水。然而，我的田野經驗顯示：有不少女性單親即便搬回原生家庭跟父母同住，娘家供吃供住的同時也可能期待女性單親承擔更多家務勞動作為回報。

在觀念上，原生父母甚至會強化女人作為母親對孩子的照顧責任，不支持女性單親將孩子丟給阿公阿媽而出外就業。此外搬回原生家庭，在與年長父母同住的情況下，女性單親若無穩定收入，經常難以拒絕家庭權力動態對她作為長期照顧者（照顧年老失能父母或其他家庭中脆弱者）的期待。

雙重期待交織下的困境

從生命歷程的角度，單親媽媽的高貧窮風險其實是「理想工作者」與「密集母職」兩項文化期待交互作用下的照顧者貧窮現象。

一方面，在「理想工作者規範」底下，多數職缺穩定、薪水相對高的典型工作，很容易將那些承擔家庭照顧重擔的人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女性在「密集母職」的文化約束下往往將孩子照顧擺在最優先的人生順序，因而容易成為被「典型受僱工作」排除的對象。

而女性一旦中斷就業後，其人力資本會迅速折損；即便具高等教育文憑，她再就業後也很難回到跟其教育程度相對應的職缺。此外，離婚後，單親媽媽性會陷入「一人身兼養家與孩子照顧」的處境；勞動市場的照顧者排除也令她們再就業後只能流向低薪且職缺不穩定的非典型工作。這使得她們終其一生都面臨相對高的貧窮風險。

吳若妤案的殺子悲劇某種程度反映著：在當代社會，作為一個照顧者，承受如此高的照顧期待，但整個社會給予她的支持卻少得可憐，以致於多數照顧者必須以燃燒生命的方式來照亮被照顧者。就這點而言，吳若妤案跟長期照顧的「照顧殺人事件」是同類型的悲劇。

兒童人權與照顧者的人權不該是二元對立的關係。孩子需要被細心地照顧與滋養、並施以教育訓練才能好好長大。但作為照顧者，也是人，她/他也需要被照顧和滋養才有能量回應被照顧者的需要。這不只是公共照顧服務建置的問題，也關乎勞動市場的制度設計、以及國家的社會安全制度。

本文經法扶報報授權刊登，原文刊登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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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溫偉軒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