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逆轉的文明史:羅斯大地》:「冬季遠征」是烏克蘭民族發明學的核心,實際上是殘兵敗將的一次逃亡

劉仲敬《逆轉的文明史:羅斯大地》:「冬季遠征」是烏克蘭民族發明學的核心,實際上是殘兵敗將的一次逃亡
參與「冬季遠征」的烏克蘭人民軍。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文明和憲制的角度看俄羅斯,它是一種次生文明,其歷史演化無法擺脫被地理牽制的宿命,而不得不變成靈魂分裂的國家。而莫斯科偏好用專制的形式,來解決其上下層階級和東西方文化的結構性矛盾,否則就會造成地理的分裂!這種模式似乎變成了俄羅斯的宿命,在進退維谷中維持一個橫跨歐亞的專制帝國的運作。

這些少數派資產階級政黨既害怕失勢的波蘭右派地主,又害怕正在得勢、但是完全沒有治國能力的左派民主小清新和烏克蘭民族發明家,使得南俄的政治治理經常處在混亂狀態。這就是為什麼一九○五年布爾什維克恐怖分子可以在奧德薩街頭大肆搶劫、卻沒有人管的原因。在北方的芬蘭和愛沙尼亞,這種情況簡直是不可能的。南俄除了克里米亞以外(克里米亞在當時是不屬於烏克蘭的),在十九世紀末的政治治理是格外糟糕的。左派的烏克蘭民族發明家對此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他們以及他們在選民團當中擁有的優勢,破壞了開明自由派推行資產階級改革的所有努力,而他們自己又提不出一個像樣的綱領。他們醉心於民族發明學,對社會經濟和地方自治卻是無所建樹的。克倫斯基政府推行的普選制,摧毀了資產階級集團在南俄的統治,將南俄的地方自治機構交給了社會民主黨系列的烏克蘭民族發明家。於是,他們無視克倫斯基的反對,不是在南俄五省、而是在南俄九省成立了自己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

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從綱領上來講應該是一個左派的國家。它的主要綱領就是,推行土地改革,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樣就對支持他們上台的大多數選民有所交待。但是這樣做必然要違反現行刑法和民法的大多數條款,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危機。而民主小清新的教條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堅決反對布爾什維克和他們的暴力土改,堅決要在維護所有人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情況之下實現社會主義。這樣就構成了同時被保守派和列寧同志瘋狂嘲笑的自相矛盾。你們要通過民主方式「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然而如果堅持土地改革的話,社會主義就根本實現不了。

依靠純粹的民主選舉,有可能產生出一個多數的社會主義政府,然而這個社會主義政府如果不採取沒收財產、破壞民法和刑法的手段是根本實現不了土地改革的。實現不了土地改革,就意味著你背叛了你在競選時期對支持你的選民所做出的承諾,他們會把你們當成是不負責任的騙子,在下一次選舉當中反對你們或者不再出來投票,因此資產階級集團的復辟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走到這一步,你們要麼再前進一步,乾脆就推翻關於民主和人權的所有教條,直截了當地搞無產階級專政,像列寧同志所主張的那樣;要麼就像是後來西歐社會民主黨所做的那樣,實行一個頭部是社會民主黨、但是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府,或者是因為沒有統治能力而迅速下台。

但是,烏克蘭的形勢跟西歐不同,烏克蘭民族沒有西歐社會民主黨那種早已發明出來、得到國際條約保護、得到英法各大國承認的國際邊界,烏克蘭國家的生存本身還處在很成問題的狀態。德國人對烏克蘭獨立實行機會主義和待價而沽的策略。魯登道夫和外交部的德國貴族都一點也不喜歡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左派綱領,但是他們也同樣不喜歡無論是以鄧尼金志願軍的名義、以高爾察克和立憲會議的名義、還是以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名義重建的大俄羅斯帝國。

因此,他們還是願意在獨立的烏克蘭政府在外交上願意給德國和中歐列強提供若干協助的情況之下,跟烏克蘭人民共和國進行談判。雙方的談判進行得很不順利,因為民主小清新的特點就是講原則而不講實際。他們在自己的國內跟波蘭地主階級、蓋特曼地主階級、哥薩克軍事階級和英國德國資本家的談判,與他們在外交上跟德國進行的談判都是一樣的,他們是一群說「不」的遊戲專家。無論對方提出什麼樣的條件,他們都認為這是違反他們的原則的。

他們所要的原則是什麼呢?是所有開明進步人士捐棄前嫌、進入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偉大美好的共和國。這樣的理想聽起來非常美好,但是實際上必然要損失社會上原有的強勢集團的利益。地主階級會表示說,我們波蘭人,我們哥薩克人,我們蓋特曼大統領和軍事貴族地主階級,一點也不高興為了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緣故,跟我們過去的佃農分享財產。

德國人也不高興說是,手頭沒有一支像樣的軍隊,只有基輔那幾千名所謂的烏克蘭國軍,實際戰鬥力比民團還不如,卻理直氣壯地背誦著威爾遜總統的教條,要求德意志帝國跟他們平起平坐,而且還要求德國人把德國在烏克蘭的企業慷慨地捐獻給烏克蘭政府,幫助他們渡過財政危機,卻不收取任何補償。但是,只要不付諸武力,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將會很樂意像是他們對付克倫斯基政府一樣,用滔滔不絕的關於各種政治哲學方面的高論來代替具體的外交談判。

這樣的談判就好像是,兩個商人,一個賣貨一個買貨,第一個商人說,「一百塊錢賣不賣」,而他的對手不是說「我只肯出五十塊錢」,而是說,「你竟然跟我談錢?這樣太不民主太不自由太不博愛了。你難道不知道現在是威爾遜總統的時代,人類已經進入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新世紀了嗎?你還按照舊世紀的那一套斤斤計較的市儈作風來跟我們談判,我們真的感到很失望。我們來跟你談判的時候,是本著建設新社會的美好願望來的,沒想到竟然遇上你這樣的人,我們真的很傷心。」

德國人說,「八十塊錢幹不幹?」對方又回答說:「我們以前跟德國工人和社會民主黨聯歡的時候,在柏林啤酒館一起喝酒的時候,那個感情是多麼的美好呀,維也納咖啡館的滋味又是多麼的好呀。今天我們來到德國,本來是指望重溫當年的美好情誼的,根本不是來跟你們搞這些亂七八糟的經濟交易的。你看,我們的條約文本是這樣寫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大家不分彼此,我們相互承認,相互合作,一起過上未來的美好日子。至於你所說的那些烏克蘭鐵路應該怎麼安排的事情,那都是小事啦,那是專業人員的小事,我們這些偉大的政治家和人民解放者對這些事情是既不瞭解也不想過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