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人們誤會了福山,《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並不是慶祝冷戰結束與自由民主勝利

《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人們誤會了福山,《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並不是慶祝冷戰結束與自由民主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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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面對這些現代政治的扣問,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朗西曼以12本改變世界歷史發展的著作為經緯,探究霍布斯、馬克思、甘地、韋伯、漢娜.鄂蘭等人的思想如何刻下現代政治的印痕,並藉由這些思想家之口,反思民粹主義、科技控制與歧視偏見等當代政治的問題,試圖觸摸當代政治最艱難的困境,並在絕望之中,帶著讀者找到解答。

文: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

第12章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

〈歷史的終結〉是福山在一九八九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的標題;三年後,他用同樣的標題出版專著。這同時也是柏林圍牆倒塌的一年,實質上標示了冷戰的終結。乍看之下,在一九八九年,西方或自由民主取得了勝利,就像有些人所說,「我們」獲勝了。這表示福山的名聲不僅與「歷史的終結」這句名言串連在一起,在某些人看來,他也和冷戰終幕的勝利主義與狂妄連結在一起。人們常常以為,當福山說歷史終結的時候,他是在說歷史在一九八九年以西方的勝利終結。

結果是,人們誤會了福山。人們總以為福山是一個歡慶自由民主的人,以為他慶祝歷史在自由民主的現代政治崛起並戰勝其他形式的現代政治(包含馬克思主義)後邁向終結。換言之,人們總以為歷史的終結是由勝利者所書寫,也會認為福山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者。人們以為福山認為自一九八九年之後,事態將順風順水地朝著自由民主的方向發展,因為冷戰的終結意味著自由民主再也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對手,但歷史的發展顯然不是如此。然而,正如福山不斷堅持的,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這本書裡,他從來不曾說過以上這些事物。他不可能這麼說,因為這些想法一點道理也沒有。

首先,這不可能是一篇慶祝冷戰結束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八九年夏天,遠早於柏林圍牆倒塌的時刻。當時人在華盛頓特區、身為一名國務院年輕官僚的福山,不太可能預先知道柏林圍牆將會倒塌,因為在當時應該根本沒有人會這麼預想。

〈歷史的終結〉一文最初發表在一本名為《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雜誌上,而這雜誌有著略帶晦澀的中間偏右理念。我不認為那本雜誌的負責團隊裡,有任何人會想到福山以及他的論文將會舉世聞名,而正如福山在那篇論文裡所說的,他沒有要預測任何事情。事實上,那篇論文並沒有談論任何現實政治中的特定事件,它所關注的是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論述歷史的軌跡,而這與任何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事件都沒有關聯。

這篇最早名為〈歷史的終結〉的論文有些特別的地方。當這篇論文開始推測事態時,它所推測的內容往往會混淆整篇論文的論點。在那篇文章裡,福山認為,無論接下來幾個月或接下來幾年發生什麼事情,他的論點都會成立。在一九八九年夏季,蘇聯和東歐的政權顯然身陷困境,但福山說,就算蘇聯和東歐沒有解體,或甚至解體後發生了政變使得舊體制得以復甦,他的論點依然會成立;他也說無論中東發生什麼事情都不會威脅到他的論點的有效性。

他猜想,也許中東會出現某種哈里發政權,這個政權會對西方發出伊斯蘭教令(fatwa)——我們現在知道,這確實發生了,以基地組織(Al-Qaeda)與伊斯蘭國(ISIS)為名。福山說,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都不重要,歷史依然處於終結。在那篇論文裡,福山沒有想要預測個別事務的發展,他的論點是關於某種政治形式,關於那獲得勝利的政治形式,而這樣的政治形式之所以勝出,並不是因為歷史終止了或歷史停滯了,而是因為歷史遇上了一組觀念,而這組觀念讓人類的歷史無處可去。

這組觀念沒有任何合宜的後繼者,因為自由民主這種現代政治的形態,同時也是現代政治所能企及的最終形態;唯一的替代方案是擺脫這種形態的政治,重新回到那些已然失敗的觀念與制度裡。歷史並沒有因為一九八九年發生在自由民主政體上的事情而終結。事實上,正如福山所堅持的,這是一個荒謬的想法,因為在一九八九年,自由民主並沒有什麼改變。蘇維埃政權發生劇變、開始分崩離析,但在一九八九年,自由民主整體的情境與一九八八年相比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坦白說,將一九八九年的自由民主政體與其他歷史時期的自由民主政體相比,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如果歷史在一九八九年終結了,那將意味著歷史早就終結了,因為自由民主這個代表現代政治意識形態最終樣貌的政治形式,早在冷戰終幕的高潮前就已經成形——成形的時刻甚至遠先於冷戰。福山認為,歷史終結的起源始於十九世紀初期,他把這個現象聯繫到一位我在這本書裡沒有論及的哲學家:黑格爾,而我也不會以黑格爾作為現代政治形式的起點。重點是,福山認為十九世紀初期概念化政治的方式以及當時對政治的理解,到了二十世紀末依然適用,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逐漸凋零。

這個論調並沒有什麼勝利主義的意涵,他認為我們僅存的就只剩現代、自由、民主的國家。這是在歷經二十世紀恐怖的創傷後,唯一倖存的政治形式,因為其他的政治理念都在二十世紀的經歷中走向毀滅。作為個人,我們擁有全然開放的人生選擇(因為我們所享有的自由確保了這一點),但我們已經失去了集體構思更好的政治形態的能力。正如福山在二○二○年年初的演講中所說的,他依然認為這個想法基本上是正確的。

中國很有可能提供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政治模式,但福山認為,至少就意識形態的場域上來說,中國的模式並不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競爭對手。中國模式的現代政治當然不是民主政治,而從許多面向上看來也不是自由的政治(儘管是一個資本主義式的政治)。中國可以做出一些西方國家無法完成的事情,尤其是對公民的控管權,但中國和西方的差異,就會讓中國的模式構成比西方更好的政治觀念嗎?福山對此抱持懷疑的態度。福山是正確的嗎?在這一章的最後,我會回過頭回答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