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失控》：為什麼好人會做出連他們自己都認為是不道德的行為？

文：班哲明・凡魯吉（Benjamin van Rooij）、亞當・范恩（Adam Fine）

「好人」為何做壞事

瑞典的管理者收到他們徵才貼文的應徵申請書，卻不知道這是一項精心設計的研究一部分。對於每項職缺，這些管理者都會收到代表四位虛構應徵者（兩男兩女）的文件，每份文件附上一張照片，以及幾乎完全相同類型的履歷及求職信。

唯一的不同點是照片經過數位操作，把兩名求職者變得看起來像是一般體型的人，另外兩位的體型看起來要有分量許多。然後研究者等著看這些求職者之中，哪些人收到面試通知。他們發現，「肥胖的」求職者受邀參加面試的機會要少很多：男性的機率少了百分之六，女性則少了百分之八。

過了幾個月，研究者聯絡那些做出面試決定的管理者，進行線上測試。在測試中，他們被要求將一般體型或體型過重者的照片，和一些例如「有效率」、「有生產力」、「勤勞」、「目標取向」、「無效率」、「不適任」、「慢吞吞」及「懶惰」等字眼，進行配對，研究者將管理者在選擇這些字眼是否最符合照片的回應時間，記錄了下來。

研究者使用的測試就是所謂的內隱連結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社會科學家發展出IAT，測量人們可能有的內隱偏見，比方說關於種族或性別。內隱偏見會導致某人在甚至未察覺的情況下，產生歧視。這個案例就是如此。

管理者在把體型較大的人和表示生產力的字眼配對時，速度會較慢，我們說的是非常細微的時間差異，因此揭露了他們的內隱偏見。不只如此，他們也比較可能對體型較大的求職者產生歧視，不找他們前來面試。這種內隱偏見是歧視聘雇決定的核心解釋。

這項研究最重要的結果是，管理者並未察覺自己對體型較大的人存在歧視。在做為後續研究的問卷填寫時，管理者被要求表明，當他們在做聘雇決定時，是否偏好體型較纖瘦的人。

這項數據的統計分析顯示，管理者如何回答聘雇時對體型的隱性偏好，以及他們實際上決定不找體型偏大者來面試之間，並沒有關聯。或許在他們的心裡，他們做出具有道德及倫理的行為，沒有任何明顯的歧視，而實際上，他們顯然根據人們的體重而心懷歧視。同樣地，那些好人，或者那些至少認為自己的行為合乎道德的人們，會不自覺地做出不好的行為。

這對於法律如何塑造人類的行為，具有重大的因果關係。它顯示就算擁有廣泛道德支持的法律，在此我們假設法律禁止對於種族、性別或外表的歧視，依然可能無法防止結構性及系統性的違法行為。這顯示人們會在無意之間，做出不道德的行為。

行為道德是一個新領域，致力於了解是什麼原因驅使好人從事連他們自己都認為是不道德的行為。它應用心理學的見解，也就是我們的道德判斷以結合直覺及推理的雙重處理模式運作。

在哈佛商學院的馬克斯・巴澤曼（Max Bazerman）及聖母院大學的安・坦布倫塞爾（Ann Tenbrunsel）合著的《盲點》（Blind Spots）一書中，以「有限道德」一詞來解釋這個概念，說明「主要探索的心理歷程在於，引導甚至是好人從事和自己的道德相牴觸的不道德行為」。

在最極端的案例中，人們可能完全沒有察覺到他們的不道德，因為他們的非道德行為大多是透過第一套系統來運作。我們的潛意識認知是一把雙刃劍。

在一方面，人們的基本道德感透過直覺運作，因此我們的直覺可以在我們如何看待是非之際引導我們，從而採取行動。我們的第一套系統，也就是那隻大象，可以讓我們做一些會讓第二套系統的那名騎士蒙羞的事。因此我們在這裡得知，我們大腦裡的雙重歷程認知不只會破壞損失與收益的理性衡量，也可能影響人們的道德思考及行為。

想像有個骰子遊戲。在以色列、西班牙、美國及南韓進行一項研究中，參與者被要求擲骰子，並且回報他們擲出的點數。他們回報擲出的每一點，都能得到一塊錢的獎金。所以假如擲到四點，他們會拿到四塊錢。然而，參與者可能說謊，因為骰子是由一只杯子蓋住，杯子上面有個小洞，因此只有他們自己才看得到擲了幾點。

這其中有個轉折，研究者隨機分配參與者以他們的母語或外語進行整場實驗。然後他們比較兩組人有多誠實，方法是評估一整組參與者回報的骰子點數，就統計上來說是否不可能達成。

結果發現，參與者以母語進行實驗，比使用外語時更可能撒謊。這項研究對於研究結果的說明是，對個人收益撒謊是一種直覺，也就是第一套系統對於這項研究設下的誘惑所做出的回應。

不過以第二語言進行這項實驗時，參與者以一種較審慎的態度運作，第二種語言加強啟動了他們的第二套系統，因此抑制了他們的直覺回應。啟動第二套系統壓制了第一套系統，防止他們的欺騙行為。

從這項研究中，我們明白在我們直覺回應欺騙的誘惑時，第一套系統不只能讓我們更加不道德，它也顯示出在某些情況下，這種事更可能或更不可能發生。許多其他的情境研究發現，當人們較倚賴第一套系統運作時，它會暗中破壞他們的道德行為。

比方說，有一項研究發現，一個晚上沒睡的人擁有較低的道德意識，也比較不可能決定自己或他人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另一項標題為《誠實的週一》研究發現，在一週的工作日中，人們在接近尾聲時會比一開始的那幾天更不誠實。當人們被迫在時間壓力之下做決定，他們會比有時間思考的情況下更可能說謊。

就像我們稍早討論過的認知及誘因研究，這些研究探索我們知識的邊緣，也就是我們的大腦如何運作，以及那如何影響道德感。我們必須知道，要了解像是自動道德感這種複雜的事，本身的挑戰確實會讓人更難加以確定，這些研究結果也適用於所有的情況，並且能在未來進行複製。

我們剛討論的這些案例之中，有許多是單一研究，不是完成系統化的探討及涵蓋各式廣泛設定的複製之餘，所得到的穩健研究成果。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為，因為它顯示了對於非道德行為，簡單的介入有助於抑制風險較高的情況。不過可能要假以時日，科學證據才能提供確實又足夠的基礎，做為政策的根本。

人們也會做出不當行為，卻沒有意識到他們的作為是錯誤的。我們有限的道德自我意識使我們輕易做出不當的行為。巴澤曼及坦布倫塞爾針對在非道德行為之前、之中及之後起作用，讓人們對自己的不當行為毫不知情的不同機制，提出了一份實用的概述。

第一個問題是，人們傾向於認為，在面對非道德的機會時，他們會拒絕誘惑。不過實際上，人們對自己的道德預測並不擅長。其中的一個因素是，當我們試圖預測自己未來的行為，我們會有意識地衡量道德的利與弊。不過要採取行動時，我們經常只是依照自己的直覺回應。

人們也深受「道德消退」之苦。在面對道德兩難或做出不當行為的機會時，他們的道德退居幕後，取而代之的是自私及享樂主義的考量（「怎樣對我最好？」或是「怎樣對生意最有利？」）。

同樣地，當我們回顧過往，我們察覺到自己比實際上更具道德感。道德消退的一個好例子是，某項研究發現，和那些不曾撒謊的參與者相比，藉著撒謊領到更多錢的人，更有可能忘記他們簽過的榮譽守則，即便是多付他們錢，要他們去正確回想那些道德規則。

委婉語在這裡會造成影響，因為人們使用語言隱喻，抑制他們決定中的道德暗示。心理學家安・坦布倫塞爾及大衛・梅西克（David Messick）對此舉例說明：「我們從事『積極的』會計實務，而不是非法行為。或許有些『外部因素』和策略有關，對其他人或環境不造成傷害。我們在軍事活動中有『附帶損害』，不是老百姓死亡。」

增量過程也有關係。人就像是放在一鍋冷水裡的活青蛙。當火打開時，水慢慢地開始加熱，慢到青蛙甚至沒注意到它開始滾了。非道德行為經常也是如此；一種突然又強烈的非道德行為會突顯出來，逐漸增加地轉變為更嚴重的不當行為不為人知地繼續進行。因此，人們可能順著斜坡往下滑，直到他們不僅習慣了非道德行為，而且也開始做一些自己從沒想過會做的事。

犯罪學者也探討人們如何在犯罪之後，帶著他們感受到的罪惡感及羞愧感活下去。他們發現，人們使用「中和」法，協助他們克服自己的道德感，以便從事犯罪行為。

主要的中和法有幾種。最基本的是犯罪者會單純否認責任：「這只是意外。」或是：「大家都這麼做，不是只有我。」犯罪者也會中和非法行為，說服自己那種行為並未造成任何傷害。蓄意破壞公物只是「惡作劇」。偷車只是「借用」。犯罪者也會重新組構「受害者」。

假如他們把他們傷害的人視為某個活該被傷害的人，這個罪行本身就會從錯的變成是對的。它不再是犯罪行為，而是成了「正當報復」。大家都知道街口那家店的老闆哄抬物價，占我們的便宜，所以我在商店櫥窗噴漆寫下「小偷」並沒錯。把這個當成是羅賓漢中和法，調換大家眼中的受害者及犯罪者。

犯罪者或許也會說，忠誠比服從法律或廣義的社會規範更重要。比方說，幫派分子可以告訴自己，背叛幫派忠誠比犯罪更可恥。或是企業犯罪者可能會對自己說，獲利比其他的一切都重要。

同樣地，人們可能會中和羞恥和罪惡感，把一切怪罪於法律系統，或是那些怪罪到他們頭上的人：「這個體系是種族主義者，永遠不會給我機會。」還有所謂的「功過相抵」：「我已經做了這麼多好事，可以被允許做這麼一件壞事。」這也叫做「道德許可」，人們許可自己做壞事，因為它被他們做的所有好事抵銷了。

任教於史丹佛大學的心理學家，亞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發展出一個相關的概念，稱之為「道德疏離」。人們透過道德疏離，在做壞事時壓抑他們的羞恥感及愧疚感。比方說，人們可能在自己的非道德及不人道行為上，使用道德辯解。

恐怖分子會指向宗教，或者幫派分子會指向團體榮譽。人們可能也會把自己的錯誤行為，拿來和那些表現得更糟的人相比。在高速公路上超速的人可能會認為，肇事逃逸的犯罪者才是真正不道德的駕駛。

人們也會否認傷害的存在。非法收看網路電視節目並沒有真的傷害到誰，反正這些公司和演員賺太多錢了。最後的一個例子是，人們可能剝奪受害者的人性。假如有人認為毒蟲稱不上是人的話，賣毒品給他們就不是問題了。

班杜拉主張，就某些行為的道德錯誤而言，與其把焦點放在基於價值的判斷上，我們應該專注於授權給這些判斷的認知歷程。這些機制使用得越多，個人就越能疏離和自我約束（例如羞愧、罪惡感，或是壓力）相關的威脅。

犯罪者的實徵研究顯示，這些中和及道德疏離法會影響犯罪行為。與犯罪者的訪談顯示，中和經常是在大範圍的犯罪活動中引起的，其中包括輕罪，例如偷竊辦公室用品，不過也包含嚴重許多的罪行，甚至是種族滅絕。有一份近期的評論比較五十三項研究的結果，發現有越多人使用中和及道德疏離法，他們就越可能從事違法行為、侵犯行為及犯罪活動。

我們有方法可以克服中和及道德疏離。事實上，我們可以嘗試「中和掉中和法」。人們使用這種方法，面對他們的行為造成的傷害、有真正受害者的事實，以及該怪罪的人是他們。回想一下AT&T那兩則反對開車時傳簡訊的廣告。他們讓我們看見一名非常具人性的受害者，以及非常真實的傷害。他們也讓我們看到一位極度懊悔的駕駛，顯示因為分心駕駛而奪走三條人命，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另一個重要的方法是讓犯罪者面對受害者。這是「修復式正義」。刑法傳統上尋求懲罰犯罪者，找出他們或是制裁他們。修復式正義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去思索正義及犯罪，這需要犯罪者為他們的行為及造成的傷害負起責任。這麼做十分困難，因為它要求某件罪行的肇事者深入挖掘自身行為的肇因及後果，而且承諾進行一套行動計畫，以顯示他們正在修復那些傷害。

修復式正義鼓勵受害者及社區參與執行正義及修復傷害的過程。經過設計之後，犯罪者明白他們的行為如何造成傷害，並且被要求負起自身行為的責任。這兩者都是重要的元素，抵銷中和作用及道德疏離。而且事實上，某項針對各種修復式正義計畫所進行的研究顯示，它們對於修復傷害及減少再犯十分有效。

這一切顯示出，道德感對於影響犯罪參與極其重要，無論是在開始或停止它都是。如果我們能做到汲取某人的道德感優點，尤其是他們和社群分享的道德觀，我們或許能減少犯罪及再犯。但不是所有做出不當行為及破壞規則的人，都擁有相同的道德密碼。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行為失控：為什麼人們會忍不住做壞事？法律管不住的人性密碼》，平安文化

作者：班哲明・凡魯吉（Benjamin van Rooij）、亞當・范恩（Adam Fine）
譯者：簡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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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 權威法學專家X社會行為學家傾力執筆，一本為「懷疑時代」而生的扛鼎之作！
• 入圍2022年法律研究及犯罪學類專業與學術卓越獎、美國律師協會銀法槌獎！

【作者介紹】

• 班哲明・凡魯吉

法律及社會學教授，阿姆斯特丹法律學院研究主任、爾灣加州大學法律全球教授。他的學術成就曾被《紐約時報》、《國會山報》、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及《赫芬頓郵報》等知名媒體廣泛報導，並獲得歐洲研究協會頒發的200萬歐元補助金。

• 亞當・范恩

心理社會行為學家，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犯罪學及刑事司法學系以及法律和行為科學學系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成果屢獲專業肯定，並得到美國司法部及美國心理學基金會願景補助金贊助。作品逾四十部，常見於頂尖的心理學、法律、發展心理學、公共政策、犯罪學及刑事司法期刊。

Photo Credit: 平安文化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