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課03】聖經》：若真想從聖經找到替代父權之道，有哪些正面素材？

保羅說在基督裡無分男女，此言多麼激進自不待言。基督教社會倚賴父權，聖經是此特點的主要來源，規定女性要順從男性，把男人地位高舉在女人頭上。我們之前注意到兩段創世敘述對女性的態度。包含新約要女性在教會閉口不言的訓誨（哥林多前書14:34）、要妻子事事順服丈夫（以弗所書5:21-33）。多少世紀以來，這類教導深植教會生活，以致當女性主義興起，很多女性感到自己在主流教會無處容身。但也有人相信，教會和聖經蘊含解放的資源，可驅使教會與社會更支持兩性平等，不再你上我下。對此他們如何著手？

首先，有些論者努力讓人們去注意到聖經的許多壓迫情節，像是美國舊約學者崔菲莉（Phyllis Trible）博士。在她的著作《駭人經文》（Texts of Terror）中，她點出部分女性被對待的殘酷本質。士師記第十一章，耶弗他向耶和華許願說，若打勝仗回來，先從他家門出來迎接他的，他將獻上為燔祭。結果來的是他女兒，但這沒有阻止他實現誓言。這類故事很多，我們將在第十章探討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時再看一些。

若真想從聖經找到替代父權之道，必定得透過提升意識之舉。但聖經有哪些正面素材？我採用兩個截然不同卻相互為用的途徑來回答。在美國任教的新約學者伊莉莎白．薛絲麗─費蘭札（Elisabeth Schüssler-Fiorenza），嘗試在著作裡改寫基督教的早期歷史，凸顯源自耶穌的平等主義在當時的重要性。

耶穌在天國傳道中宣告，救贖即將來臨。而這新救贖的事實彰顯在他的餐宴：「那是一種婚宴式的節慶共桌，不是某『聖人』的苦行禁慾……耶穌的中心願景不是被揀選之人的神聖性，而是全部所有人的完整性。」〔薛絲麗─費蘭札，《紀念她》（In Memory of Her），第一一九、一二一頁〕。所有人都包括在內，「或男或女，妓女或法利賽人」。所以，耶穌的願景與父權制對立，與任何想分割社群整體性、想激起這一群對抗那一群的意圖對立。

對薛絲麗─費蘭札而言，加拉太書3:28是關鍵文本，而同樣重要的，是擱下父權家庭關係、推崇「凡遵行神旨意的人」是「平等的門徒」的福音書：他們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馬可福音3:35），因此一切名稱與階級都要放下：「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就是基督。」（馬太福音23:9-10）〔薛絲麗─費蘭札，《平等的門徒》（Discipleship of Equals），第一七六至一七七頁〕。而且她主張，這種平等精神其實在早期基督教傳道史便可看見，女性在其中扮演與男性相當的角色。

儘管新約有「平等門徒」的清楚證據，顯示女性在關鍵時刻扮演重要角色，在十字架旁，是耶穌復活的主要見證（約翰福音20:11-18），然而卻也有抵制這種平等性的證據。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5-8 列出長長一段見證耶穌死亡與復活的權威名單（儘管連這裡也沒明確提及女性），通常被視為對女性最友善的路加福音，也把女性排除在復活見證者之外：唯有使徒們看見復活的耶穌，尤其是彼得。

薛絲麗─費蘭札相信，如此強調彼得，必然是「出於基督教早期的討論，看誰最夠格作耶穌復活第一個見證者：彼得，或抹大拉的馬利亞」（《平等的門徒》，第一六四頁）。更廣泛地看，我們可察覺最早期的基督教社群壓制女性角色的傾向，以及到了第二、第三代，日益升高的父權制。

薛絲麗─費蘭札對於自己在《紀念她》中的書寫，她形容是「基督教起源之女權主義神學重建」。這是一種企圖，想重新找出被遮掩的基督教起源；而被遮掩的原因，部分出於新約本身的父權傾向，部分是後來教會的史料編纂。

這番重建具有神學性質，因為在尋找耶穌與早期基督徒的關鍵神學願景；有女性主義性質，因為它對新約文本的批判閱讀，是受「女性從受迫到爭取自由的奮鬥」所啟發與推動（《紀念她》，第三二頁）。此書看待新約——應該說新約所呈現出的教會——並非將之視為教會的理想生活型式的永恆原型，而認為它是這樣一種原型：「對於自身轉型的任何契機，嚴謹地開放其可能性」（三三頁）。

其他的女權主義作家，將聖經及其故事、圖像、隱喻連同各種女性書寫，視為是重塑教會傳統且充滿想像的材料。瑪麗．葛雷（Mary Grey）是英國天主教神學家，在《暗夜之外》（Beyond the Dark Night）企圖用一整組意象表現那即將出現且貫穿「暗夜」的新教會形式。在談論「出走」的一章，她剖析「逃離迫害的壓縮符號，漫步曠野——並體會神的存在——期盼應許之地」（第四八頁）。運用這類「創造性想像」的符號是「擺脫疏離（alienated）的基督徒生活形式」的關鍵工具。

出埃及記的意象——對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是如此重要的靈感——不再能提供精神激勵給前共產國家的人民。如今，這些人為自己在資本主義下的新生活所苦。「社會主義烏托邦的願景已然消失，餘存的是資本主義的誘人徽章。無目標地徘徊曠野，為他們的處境做出象徵性總結」（第四八頁）。在這種情況下，流放的意象反而更具魅力。葛雷想寫的不是自教會出走，而是把出走符號重行解釋為擺脫「疏離關係」的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