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圓》「敵／Anti」對談二：「政治正確潮」的性別與表演政治

（《方圓》編按：文學及文化季刊《方圓》，每期邀請各領域的創作人、評論人與學者等就文化主題對談。「敵／Anti」一期探討了「政治正確潮流」背後的權力、性別與表演政治的議題，並從學究理論到世俗實踐的角度，分析了「敵」與「我」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以下節選部份內容，原文約一萬三千字。）

Anti：「敵」「我」的捆綁或超越

時間：2022年6月24日
地點：艺鵠ACO
主持：朗天（作家、文化評論及策劃，兼職執教大學，近作有《反復：易經新寫》。下稱「朗」。）
與談人：
吳國偉（具有神學概念的公共教育工作者。下稱「吳」。）
周思中（香港文化人和社會運動者。下稱「周」。）
楊慧儀（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傳譯及跨文化研究系副教授。下稱「楊」。）

朗：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這樣。但有時候，當在看戲時發現那齣戲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看，我就會看旁邊的人的反應，即觀眾。發覺原來他們的反應比那一齣戲更好看。例如他睡著了打鼻鼾，又或者突然張大嘴巴，有些口水流出來。或者當一頓飯不好吃的時候，就會轉而欣賞吃的人的食相。這場官司變成了一場show，它是直播的。另一個問題是，為甚麼法庭居然會有直播？這在以前根本是不能想像的，以往在法庭拍照也不行，為甚麼突然可以媒體直播呢？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操作，它好像是一齣戲、一場show，想我們去談論這件事。這裡的權力問題遠不止是這件issue本身涉及的性別政治，可能涉及其他的政治，而那些政治更值得我們留意。

吳： Jessica剛剛提到的，如果這二人都是男人或者女人，即同志的話又會怎麼樣呢？我很喜歡這種思維方式。女性主義也是我太太教我的，她在基督教的女性團體中混了很久。而我身為直男，在心中覺得自己是很不受那些女性團體歡迎的。這些年來，我嘗試去談論，我的畢業論文寫的就是女性主義神學解經，但後來so far我都不是很friend with那些女性主義團體。所以我都是通過太太去理解和明白究竟女性主義是甚麼。她教我的其中一樣就是，你嘗試調轉角色來想，你就會有一些inspiration。

所以在這件事上，如果我們把它換成同志來思考的話，就會很有趣了。大家可能會由此有重新的想法。因為往往都是性別的不公平壓迫所有人。我最近正在做與非暴力溝通相關的工作，我們做NGO的很喜歡站在被害者那一邊，但我也覺得除了被害者之外，加害者的聲音也是需要被聽見的。在我做#MeToo，我們又叫做#ChurchToo的那個工作時，在19年之前，大概17、16年的時候，黎明在香港和「突破」有一個dispute，談及了這件事。後來盧龍光牧師，一個基督教的巨頭，也有性騷擾的事件。當時，他們都在談論，為甚麼你只看被害者，那加害者的情況又怎麼樣呢？其實男人也面對不同的類型的性騷擾，為甚麼你都不看呢？這樣不公平？我們突然好像掉進一個泥沼，一個很複雜的討論空間。

並非說一邊對一邊錯就能解決問題。當我們要進入其中的複雜性，是要付出很多心機去進入和聆聽。所以有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的出現。而這些都是一些很tedious的東西，不是很多人感興趣。在這個movement裡面，我大部份的左翼朋友也沒有參與。回到Johnny Depp這件事，這場官司所說的並不只是性騷擾，當中涉及證詞和污名的問題。他們的結論指向的並不是有還是沒有。而我們在對暴力進行結構性分析時，從來也不是會斷定一邊有或一邊沒有。尤其是我們這些做counselling的都會知道，這是十分痛苦的過程。最重要的是，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我們怎樣看到media如何演出這件事。最近，美國那邊要將墮胎是否合法一事重新再議。嘩，我真是覺得到底發生甚麼事啊！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朗： 這件事十分「大鑊」。假設人民失去了墮胎的權利，美國的文化將會大倒退，人類的文明也會大倒退。這件事全因為共和黨有系統地用二十年時間慢慢打法院，慢慢等那些主張進步思維的民主黨法官死後，事圖將他們的主張重新推翻。有趣的是，為甚麼這些都是可以被推翻的呢？這也是民主制度十分奇怪的地方。

吳： 作為制度，它能被推翻，其實說明了一種空間的彈性，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那個文化基礎為甚麼會出現那麼多聲音呢？而產生出一種可以去到這個位置的力量呢？不是說你處心積慮安排了某些人就是會成功的，背後還有很多民眾基礎和案例，堆積起來。

朗： 有人說都是希拉莉（Hillary Clinton）惹的禍，因為選舉太大意，被特朗普（Donald Trump）跑了出來，結果啟動了後真相年代。那四年根本是搞到「一鑊粥」。我聽說有這樣的講法。

吳： 再加上你一開始的時候提到，那個有關「pc」（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確）的反抗。幾件事情加起來，都指向這個方向，這就可以理解了。

朗： 就如你剛才所說的，問題就是，不論是家暴也好或者是由這場官司所引伸出來的暴力問題也好，我們從來都不只是聽一邊的聲音。每當你為弱者、被害者發聲的時候，說是平權，其實你也墮入了對抗式思維。當你要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是不是就不能夠用對抗式的思維呢？對抗式的思維本身就是，如果你是feminine的話，對抗的就是masculine，而正正作為平權或者feminine的話，不是應該避免墮入你所反對的結構裡面嗎？你們的經驗又是不是這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