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圓》「敵／Anti」對談四：敵我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裂縫

（《方圓》編按：文學及文化季刊《方圓》，每期邀請各領域的創作人、評論人與學者等就文化主題對談。「敵／Anti」一期探討了「政治正確潮流」背後的權力、性別與表演政治的議題，並從學究理論到世俗實踐的角度，分析了「敵」與「我」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以下節選部份內容，原文約一萬三千字。）

Anti：「敵」「我」的捆綁或超越

時間：2022年6月24日
地點：艺鵠ACO
主持：朗天（作家、文化評論及策劃，兼職執教大學，近作有《反復：易經新寫》。下稱「朗」。）
與談人：
吳國偉（具有神學概念的公共教育工作者。下稱「吳」。）
周思中（香港文化人和社會運動者。下稱「周」。）
楊慧儀（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傳譯及跨文化研究系副教授。下稱「楊」。）

朗： 剛剛你說的是個人經驗吧。但在現實中，如果對方根本不願意和你溝通，或者環境並不允許──你放過他，其實就是令自己和身邊的人遭殃。例如Jessica所說的共產黨思維，有兩種矛盾，分別是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我們企圖將敵我矛盾化為內部矛盾。但真正的左翼想法是以辯證的方式來看待這個問題，敵我矛盾始終沒有辦法化為內部矛盾。我們不能以主觀的唯心論將一件事依我們的同情心來解決，因為某些的客觀環境根本不允許溝通。

例如俄烏戰爭，當有侵略者打到來，當我還在「手軟」的時候，那個士兵已經將我們全部打死。那當下，如果你手上有一把刀，你要不要捅向眼前的那個士兵呢？另一個例子就是，劉曉波說的「我沒有敵人」，但別人卻把他視為敵人。他即使好像聖人一樣，卻逃不出這種敵我關係和悲慘的下場。因為我們被強迫看劉曉波逝世，我們全人類也產生了一種集體的創傷。有時敵我關係是客觀的，並不能靠主觀的情感來化解。好像周思中剛才所說的野豬，始終還是會再來的。

吳： 在非暴力溝通和神學之中，我們講寬恕和回轉。有些教友曾說，在壓迫市民政府背後的勢力都是魔鬼。但在我們的訓練之中，總是覺得這樣是不應該的，我們不應該將別人視為魔鬼。只不過是罪possess了人，人始終還是人。隔了一段時間，我漸漸也覺得那些人的行為根本和魔鬼沒有分別。然後我也感覺到，原來這就是一種根本的對立關係。我們當然希望感化對方。「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唯有靠耶穌基督才能解決。

在日本有個神學家叫做北森嘉藏（Kazoh Kitamori），他提出了上帝之痛的神學。除了對和錯，但上帝對於世人還有愛，因此衍生出一種愛和恨交雜起來的情感，叫做痛。一直以來的神學都是十分理性的，就算巴特（Karl Barth）在二次大戰中，說神必定是神，偽裝成為神的都不是真正的神，例如希特拉，我們都不能歸順他。但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新角度。相對於歐洲理性，亞洲的處境神學更加著重於痛與恨的感情表述。而解決愛和恨之間對立的一種方法是，承認痛苦。但這個操作具體可以去到那裡呢？

楊： 我想我可能明白為甚麼劉曉波這麼說。雖然我殺敵無數，手起刀落。殺敵好像成為我生活狀態的一部份。但我真的沒有將對方視為敵人。我並不覺得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整個人的全部，所以我很輕鬆就可以call out那些他做過的壞事。如果我將他做的壞事等同他這個人的話，我想我是不會這麼凶狠的。而在批評他的時候，其實我認得那一些有存在於我身上的部份。也是因為這樣，我才知道他身上的是甚麼和他做錯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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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在文化人的角度，我們有論敵，不然怎會產生筆戰？筆戰之間真是可以產生很大的「仇口」，因為它往往會對你產生很大的傷害，涉及攻擊和中傷。你常說溝通，但根本不能溝通，那如何是好呢？

周： 俄烏戰爭，我完全感覺到那是沒有辦法將它內化的一種矛盾。如果是在個人層面之內，或者可以用虛偽的人道主義來處理。但戰爭這件事缺少了個人這一維度，因而客觀性更加強。

吳： 基督教神學有一個「just war theory」，中心論點是出兵有理。其中有趣的地方是，只有戰勝機會高的才是just war。那我會想，是不是打不過就要投降呢？

朗： 這不就是中共正在叫烏克蘭做的事情嗎？既然沒得打，不如就少一點生命塗炭吧。西方為烏克蘭提供軍火，正是造孽的表現啊！

吳： 沒得打就真的不打嗎？明知輸還是要繼續打，才是悲壯。而基督教所說的just war突然之間變得很實務。但其實人們有很多時都處於被動的位置，有避無可避的時刻。所以如果要追尋一個完全沒有戰爭的理想，基本上是過於抽象。

朗： 剛才周思中提出了很好的一點，就是個人和國家民族的問題。在宏觀的角度，當我們論及國家民族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以微觀政治式的方法來處理問題。溝通根本不存在。因為它不在是兩個人或幾個人之間的溝通，而是涉及千千萬萬的人的問題。你們認為這兩個範圍有這樣的區分嗎？

吳： 西方理想是一直站在一個正義的位置，希望自我解釋為保衛性使用武力，只有別人來攻擊我我才會還擊。康德說永久和平，他的前提是所有國家都是民主國家。而事實上，某些國家根本不是民主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還期望有一個非暴力的結果，那便是一種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