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作者劉致昕、攝影楊子磊:在一切面目全非的時刻,我們試著建築這場戰爭的臉孔

【專訪】《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作者劉致昕、攝影楊子磊:在一切面目全非的時刻,我們試著建築這場戰爭的臉孔
烏波邊境梅迪卡的烏克蘭人。 Photo Credit:攝影/楊子磊,《報導者》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劉致昕坦言,台灣人也許看到「烏克蘭」就覺得遙不可及、有距離感,但事實上,相同情況離我們幾乎近在咫尺。極權者步步為營,對方早身陷囹圄卻不自知,當戰爭發動時,則可能遭連根拔起。

《報導者》團隊在當地三個多禮拜中,總緊跟戰事發展調整採訪腳步,「一切發生得太快,我們也擔心來不來得及約到人?約到的受訪者是否願意坦誠相告?」劉致昕特別感謝此次願意受訪的三位德國議員,在短時間內答應受訪、並誠懇道出德國為何誤入普亭劇本,如今承受能源箝制的兩難。

回溯歷史,1969年西德社民黨領袖布蘭特(Willy Brandt)提出「交流以促變」作為東進政策方針,與蘇聯打好關係,成為推進兩德統一關鍵。在外交解密檔案中,更證實西德曾以阻止北約東擴,交換俄羅斯支持兩德統一。當美國決定出兵伊拉克、與反戰德國意見相左時,普亭趁勢以優渥能源交易條件拉攏德國,讓德俄間的經濟互賴,成為德美夥伴關係的替代方案。

自此,德國對俄羅斯能源依賴逐漸加深,即便普亭逐漸顯露擴張野心,進軍喬治亞、併吞克里米亞,德國仍未改變其政策。2021年9月,連結俄羅斯與德國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完工準備啟用,而此刻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程度已高達55%。

「這是太過天真,還是他們的包袱?或者,他們就是認為經濟優先於一切,德國必須靠強勢經濟輾壓其他歐元區?」劉致昕剖析德國名列世界上第四大、歐洲最大經濟體,為什麼會一步步誤入普亭安排妥當的劇本?又怎麼會長年低於北約會員國軍事預算標準、離軍事如此遙遠?「也許這關乎到二戰後,德國的自我認同是怎麼建立的。」

「和平,只屬於做好戰爭準備的人。(Sī vīs pācem, parā bellum,意指 If you want peace, prepare for war)」

這是德國議員威爾許(Klaus-Peter Willsch)受訪時提及的拉丁諺語,而「殘酷的一堂課」(a brutal lesson)更是三位德國受訪議員反覆提到的詞彙,也是德國在俄烏戰爭爆發後,遲來的感知。

劉致昕坦言,台灣人也許看到「烏克蘭」就覺得遙不可及、有距離感,但事實上,相同情況離我們幾乎近在咫尺。極權者步步為營,對方早身陷囹圄卻不自知,當戰爭發動時,則可能遭連根拔起。

「要理解自己擁有什麼可能更難。」

那麼,民主必定優於極權嗎?劉致昕笑而不答,倒先說起一位俄羅斯母親的故事。

安菲婭(化名)曾經歷蘇聯時代,藉努力讀書改善處境,而她確實也憑一己之力,成為任職國家級研究單位的資深學者。然而,眼見普亭三度連任,安菲婭開始將三個孩子送出國,替俄羅斯可能重回極權統治做準備。俄烏戰爭開打後,安菲婭便離開家鄉,投靠在柏林的兒子。

「聽到戰爭開打的那刻,安菲婭與同事們就這麼哭了半小時,止不住的淚水,是因為身為知識份子,他們期待俄羅斯走向進步、強盛,而這一切都被極權領導者給硬生生逆轉了。」劉致昕指出,安菲婭清楚開戰代表的是什麼,不只是生靈塗炭、極權緊縮,還有俄羅斯立即修改的洗腦式課綱,由上到下,只准餵養同一套歷史價值觀。

「要說極權與民主哪個好?我們必須先釐清自己要什麼、擁有什麼。」劉致昕出生於台灣解嚴的民國76年,坦言自己若不是因為踏入新聞產業,經由採訪報導、閱讀脈絡,很可能根本不知道之前的人付出多少努力,才讓自己擁有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民主自由。「很多時候,理解自己擁有什麼可能更難,畢竟如果生活沒有太大變化,從未失去過的我們,甚至可能永遠不知道那些所代表的意義。」

劉致昕曾說自己小時候「彷彿內心有個小警總」,認為政治是敏感議題,是立場相異時習慣避而不談的默契,「國中帶跟時事相關的書到校,還會被老師責罵。」直到進入外牆留有二二八事件彈孔的雄中,校內自由開放、鼓勵閱讀討論的風氣,讓過往對政治時事的敬而遠之逐漸煙消雲散,而看到新聞系出身的人們,能論述清楚的呈現事實,除了讓劉致昕「覺得好帥」,也讓他投身新聞媒體,探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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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團隊在普熱梅希爾採訪側拍。Photo Credit:攝影/楊子磊,《報導者》提供。

2021 年出版的《真相製造》,集結劉致昕自2016年起,橫跨八國的採訪實錄,梳理網路與社群媒體的發展,如何成為助長極權主義的溫床;在真假難辨的資訊洪流中,我們又該怎麼讓自己更接近真相一些?而曾幾何時,媒體所代表的意義,竟變得模稜兩可。

「媒體的意義是什麼,要回答這件事就關乎人們對媒體的仰賴與期待。」身處戰爭帶來的荒謬與無力,劉致昕再次感受到媒體的重要與渺小。對照烏克蘭自2014年起,持續對抗俄羅斯的資訊操弄,劉致昕不斷帶入台灣換位思考——若不曾培養深具底蘊的記者,若發生相同情況,我們怎麼能期待台灣媒體有堪用的記者呢?而若戰爭發生在台灣,「世界是不是過了半年也就慢慢淡忘了?國際間真的願意放棄中國嗎?還是時間一久,又開始和中國做生意呢?」劉致昕坦言像這樣的心中反覆叩問,是採訪過程最痛苦的一部份,卻也是無法迴避的命題。

若談及最想做的報導主題,劉致昕笑稱自己肯定是邊緣人性格作祟,「最想做的就是那些沒有人想做的題目。」探索真相的觸角,最希望的是觸及不為外人所知的地帶,譬如《報導者》〈綁債.黑工.留學陷阱:失控的高教技職國際招生〉、〈揭開台柬詐騙產業鏈下的吃人陷阱〉等揭發眾多議題的系列報導。

「我最想做的喔,想休息啊。」提及最想拍攝的主題,楊子磊看似真誠,卻馬上被劉致昕看穿,「才怪,他都說只要在現場就不累啊,最近就在拍坤輿掩埋場,」彷彿只要在採訪現場,腎上腺素就會幫助他們支撐下去——或者更正確地說,是內心的原則與堅持讓他們持續不輟,以文字與鏡頭,重建不該被忘卻的臉孔,保留不應被抹滅的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