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動員令迎來俄國逃亡潮:拒絕「為國當兵」,你有哪些道德合法性?

局部動員令迎來俄國逃亡潮:拒絕「為國當兵」,你有哪些道德合法性?
普亭與「末日將軍」Sergei Surovikin。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9月底,基於俄國在烏克蘭戰場上的連連失利,普亭開始發動局部動員令,要求召集30萬人繼續投入戰場,引發國內一片混亂。許多不願上戰場的人開始逃離邊境、破壞徵兵單位。但良心可以作為拒絕徵兵的理由嗎?歷史上曾出現過的「良心拒服兵役者」嗎?

文: 杳三

俄烏戰爭爆發已逾200日,烏軍在西方國家的軍援下奮戰,戰事未如俄軍所料速戰速決,反而更如泥牛入海,成為曠日持續的消耗戰。據聯合國難民公署統計,自俄軍入侵後已有多達1300萬烏克蘭人逃往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鄰國,但逃亡潮不單在被入侵的國家上演,近日就連入侵國也有相同現象。

俄羅斯總統普亭在9月21日宣佈軍事動員令,並徵召30萬人服役後,不少國民為逃避徵兵令,紛紛離開家園暫避風頭。

有人選擇以陸路方式逃往格魯吉亞、愛沙尼亞和芬蘭等鄰國,邊境附近的公路可見長達數里的車龍,有人則以空路逃到塞爾維亞與阿拉伯地區。同時,俄羅斯各大城市亦見反徵兵的遊行示威,更有人在西伯利亞的徵兵處向官員開槍,以及縱火燒燬徵兵辦公室。

不論俄人千方百計逃避兵役的因由何來,他們逃亡該有反問自己為何國家「送頭」,上陣支援和殺敵。畢竟,自我保全乃是所有動物的最大本能。

馬克思曾形容「暴力是歷史的助產士」,儘管歷史看似是線性發展,戰爭形式隨着社會組織和科技發展如今已不日而語,然而戰爭又在歷史循環地爆發,只要哪裏有戰爭,那裏就有需要徵兵。

逃避兵役是古今中外屢見不鮮的現象。在政治文化層面上,雖然服兵役已被定義為象徵愛國主義的行為,但我們又能不能以良心作為依據,拒絕為國家上陣殺敵呢?

徵兵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要求

徵兵的定義,是一政權強制要求其國民在武裝部隊登記和服役。這種保衞家園的手段是古今中外不同政體少數的共有制度。

雖然古代的徵兵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世紀的古埃及王國,但除非是全面戰爭時期,否則徵兵的對象都附有特定年齡、身體條件,甚或社會階層,以作為篩選準則,而且軍隊的組織目的亦不限於作戰,部分亦涉及經濟生產活動。

例如,在中華地區唐朝前期的「府兵制」中,朝廷規定20至60歲者需納入徵兵人口,府兵亦獲官府授田耕種,在非戰爭時期需要學習戰陣之餘,亦要負起務農自足的責任。

不過,法國大革命催生出現代民族國家的雛形後,徵兵方式亦越發平等和專門化。雅各賓派於1793年掌權後頒佈徵兵令(levée en masse),將所有年紀18至25的未婚男子納入名單之內,而拿破崙在1803年稱帝后,亦借鏡於此,推出第一個全國性的徵兵制度。

1807年至1813年間,普魯士受拿破崙戰爭的威脅,根據「普遍服務原則」(principle of universal service)制定徵兵制度,最終成為現代國家的制度典範。

普遍徵兵制度的最大缺點,是其帶來的沉重財政壓力:國家難以長久地負擔大批不用從事經濟生產活動的人口,而軍隊亦無法吸收所有合資格的國民。

但普魯士在後拿破崙時期堅持沿用此係統,並在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時,藉着龐大的兵源,擊敗以小型常規專業軍隊為主的法國,建立起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某程度上亦是播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強制徵兵制度的普及,與上述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成為各地仿效的主流社會組織形式的過程,有密切的關係。

首先,法國大革命打破了傳統以神職人員、貴族和平民的階級結構和藩籬,即使當時仍有富人靠支付税項逃避兵役,但在人人平等的理念下,保衞國家的政治責任亦漸見平均地分配到每個國民的肩膀上。

其次,民族國家作為整合分散封建、地方力量的組織,其掌控的領土愈大,軍事上便需要數量更龐大的軍隊守護國土,還需要更中央集權化的統一指揮鏈,確保命令由上以下貫切始終,部隊應變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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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佔領區的志願士兵。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良心拒服兵役者」作為一種現代公民運動

俗語説「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當代所稱的「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其實不止是當代的現象。

良心拒服兵役者,意指反對攜帶武器,或反對任何類型的軍事訓練和兵役的人,故此他們會拒絕接受任何強制徵兵程序。儘管所有反對者都是本著「良心」之名,但信仰理據則有不同的宗教、哲學或政治原因。

自基督教時代開展,出於良心拒服兵役就一直存在,而且大多都因為宗教派系的經文解讀。當中帶有濃烈和平主義色彩的教派,有如16世紀歐洲各地的門諾派(Mennonites)、17世紀英國的貴格會(Quakers),以及18世紀俄羅斯的弟兄教會(Brethren)和杜霍堡人(Doukhobors)等。

縱觀歷史,當權者通常對良心拒服兵役者不表同情,反而更視之為違法行為處置,但亦有少數特例,如普魯士在19世紀曾豁免門諾派教徒的兵役,容許他們以支付軍税,作為補償。

20世紀迎來了人類發動戰爭的狂潮,但也是個體從權威和集體解放的年代。

1917年4月,美國向同盟國宣戰後,國會頒佈法例要求所有21至30歲的男子必須登記徵兵冊,並授權行政部門決定具體徵召條件。很快,良心拒服兵役者成為爭議之一,反對者基於憲法上訴。

在統稱為"Arver v. United States"的案件中,最高法院的法官一致裁定上訴人敗訴,而首席大法官懷特(Edward White)在判決書寫道,美國憲法第一條授權國會「召集和支持軍隊的權力」,因此新法並無違憲。

然而判決只能止住一時的反對聲音,未能為拒服兵役的爭議畫上句號,反而半世紀後的越戰時期成為公民抗命的主要手段。1960至70年代,美國因越戰陷入泥淖,戰爭越發惹來反感,大量國民反對戰爭,並以良心的名義抵制兵役,迫使政府提出不少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