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與胎兒的「人」「權」之爭：墮胎爭議不僅「正發生」，未來還可能「再發生」

今（2022）年諾貝爾獎名單揭曉，其中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的作品備受關注，她以自我敘事形式，書寫女性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並基此在生活所面臨的處境，在這性別意識為重要課題的當代，相互深化女性主義和權益等相關討論。

而由艾諾作品《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L'Événement）改編之電影《正發生》（Happening），近期亦於台灣上映，影片描述法國60年代禁止女性墮胎背景下，當一名女大學生發現懷孕時，其自我身心與周遭人物互動的歷程，這又再度使人們關注墮胎議題，包括今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保障婦女墮胎合法化的「羅訴韋德案」，也重新引發熱議。

於是可見，墮胎議題的紛爭，不僅「正發生」，也「才發生」，未來還可能「再發生」。然而，胎兒有身為人的保障權益嗎？胎兒是人嗎？女性可以將其定義嗎？除了女性自主權之外，墮胎對於女性、胎兒甚或是已出生的嬰兒，還有哪些關鍵的社會結構要素值得被看見？本文即對此開展討論。

女性與胎兒的「人」「權」之爭

首先從胎兒面向討論。關於胎兒的法律權益，從我國《民法》第6條規定可見：「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法》第7條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對此，陳雅譽（2020）進行了解釋，即「出生」的定義為胎兒完全脫離母體，但為何「出」（流產或分娩）、如何「出」（自行產出或人工取出），均在所不問；而「生」的定義則指有生理活存事實，不論生存時間久暫。也因此，陳雅譽曾說明，當胎兒在未經「出生」之前，胎兒並非一般的刑事法律所保障的對象。

既然法律有所定義，那麼為何人們仍對於墮胎爭論不休？或許即如莊世同（2017）點出墮胎紛爭不只在於胎兒的法律地位，胎兒的道德地位亦是辯論核心。莊世同（2017）也以德沃金（Ronald Dworkin）論點切入思考，即是倘若世在支持與反對墮胎兩方，皆共同肯認胎兒擁有生命權前提下，包括胎兒每一個人類的生命都有神聖及不可侵犯的內在價值，而如何看待與衡量這兩項價值之間的道德重要性？莊世同（2017）指出，德沃金主張唯有懷孕女性對於墮胎有最終的發言權與決定權。

而墮胎對於女性面向之所以重要，包括若墮胎不合法化，想墮胎的女性可能置身危險醫療行為，就像過往曾有女性以衣架或清潔劑等傷害身體的物品墮胎，或是透過密醫墮胎卻遭性侵等情形（林麗珊，2022）。然而，除了生理面向，即使女性擁有自主權選擇墮胎，在心理面向，但仍可能被社會文化層面如「嬰靈」、「不潔的女性」等論述或汙名壓迫心理健康，而若墮胎不合法化，更可能深化女性無以名狀的罪惡感，社會卻從不會斥責使該名女性懷孕的男性。

之所以，墮胎對女性自主權重要性顯而易見，在於女性雖然可能仍因墮胎產生心理影響，但最起碼最至少能使自己身體接受正規醫療行為，及重新掌握自己未來生活。於是在女性自主權背後，或許有更大的結構問題值得被看見：是什麼樣的社會讓女性面臨墮胎與否的選擇？

墮胎議題背後的社會支持結構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