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大和魂:蔣介石為訓練在台國(民黨)軍,求助於日本白團的一段尷尬歷史

中國軍大和魂:蔣介石為訓練在台國(民黨)軍,求助於日本白團的一段尷尬歷史
Photo Credit: Bernard Gagnon CC By 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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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值紀念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此刻,是否也該思考,是在怎樣的道德基礎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可以前嫌盡釋,在戰後與侵華的日本帝國軍人戰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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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慶軒(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日本資深記者野島剛的新作《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在台灣翻譯出版,揭露1949-1968年之間蔣介石與二戰日本帝國軍人之間的合作關係。野島剛的新作並非華文世界裡第一部關於白團的作品,已有諸如翻譯中村祐悅的作品(1996),也有台灣記者林照真的採訪成果(1996)、楊鴻儒的研究介紹(1996)與楊碧川的調查與整理(2000)等。

日本帝國軍人「介入」國共內戰,並非僅在台灣而已,有些日本帝國軍人甚至在白團成立之前,就已在部分中國戰場上「指導」作戰(2009)。本文並不打算一一介紹這些作品,而是試圖在這些研究的成果上,以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角度理解蔣介石與白團的關係。

戰爭與國家形成

現代國家對政治學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在現代國家這個框架與基礎上,才能建立諸如政體類型(regime types,如民主與獨裁)、政府體制(如內閣制與總統制)或者政黨等概念。不只是政治學者關注現代國家,對於統治者而言,現代化亦隱含著一個思路:當一個國家不夠「現代」時,則任何建立在現代國家之上的制度就會不夠穩固,進而影響政體、政府體制與政黨的運作。

政治學者Tilly(1992)認為現代國家的關鍵,即是國家對人民進行直接統治(direct rule)的能力,而非過往的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形式──亦即在國家與人民之間需要一個統治階層,如地方領主或貴族,他們一方面協助國家統治人民,另一方面從中獲取自身利益。換言之,實行間接統治的國家,會因為此一中介統治階級的存在,而無法深化統治能力,從人民身上搾取(extract)更多資源。

西伐利亞條約的確認儀式,象徵民族國家的開始|Photo Credit: Gerard ter Borch Public Domain

刺激國家發展出直接統治能力的原因,即是戰爭。Tilly(1992)以戰爭解釋歐洲現代國家的形成:近代歐洲國家的統治者為了救亡圖存,必須對外征戰抵禦外侮,同時也要對內鎮壓反抗統治的敵對勢力,由於長年的戰爭迫使統治者必須不斷投入人力與資本,因此統治者必須大幅改革統治方式,一方面用來汲取資源以支持戰爭之所需,另一方面是用來壓制反抗汲取資源的內部勢力。

其結果是國家的統治能力大幅提升,排除了過去國家必須倚賴鄉紳或貴族間接統治人民的侷限,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制度直接統治人民,使國家得以打造國族(making nations)、建立軍隊(building army)與提高歲收(raising money)(Tilly, 1992)。一言之,戰爭、備戰與建國是相互影響,使現代國家誕生於歐洲(黃金麟,2009:3-7)。

蔣介石的戰爭與國家形成

戰爭雖然可以刺激國家建立現代而強大的統治能力,但戰爭卻也是兩面刃,能夠扮演摧毀國家的角色。如何在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的壓力下使國家現代化,一直是統治者所要思考與面對的挑戰。然而,後進國家卻有「後進優勢」(advantages of the latecomer),亦即不用透過「試錯」(trial and error)的方式找出適合的現代化道路,而是可以師法先進國家的經驗,降低試錯所要付出的成本。

即使是現代國家的誕生之處歐洲,它們經驗亦顯示,較晚興起的國家雖然要同時面對外部的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壓力,以及內部諸如工業化、都市化與市場經濟發展等變遷,但這些統治者可以對先行國家的發展經驗進行學習,從中找出更多的工具與手段來汲取資源。包括諸如設立現代大學以訓練與提供科技、稅務與行政人才、建立汲取資源更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以及更為專業與現代化的軍隊等,以求在短期內適應與利用社會經濟變遷,在地緣政治競爭下求生存(Ertman, 1997)。

逃來台灣的蔣介石,歷經國共內戰的慘敗後,也有一個建立現代化中國的「中國夢」,但這個現代中國是建築在廣闊的中國領土上,築夢的前提是發動一場反攻復國的聖戰,從中國共產黨手中重奪中國的統治權。顯然,從失敗的經驗中痛定思痛,才能使失敗成為重新建國的資產(黃金麟,2009:121)。

蔣介石與蔣經國|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蔣介石(1953)在國民黨來台後舉行的第七次全代會上,歸納失敗的原因,包括思想(註1)、國際外交的失敗、政治上的失敗、經濟上的失敗、教育上的失敗與軍事上的失敗等,來台後必須針對這些敗因進行改進。然而,國際因素顯然困擾著蔣介石,因為國民黨最重要的盟邦美國並不喜歡以他為首的政權,韓戰期間美國總在外交、美援與軍事上處處限制蔣介石反攻復國的企圖(張淑雅,2011)。不為美國所喜的處境,使蔣介石呼籲黨員要體認「革命建國艱險的前途與自力更生的決心」(1953:50)。

於是,與日本帝國軍人交手的經驗,以及這些帝國軍人在國共內戰中的表現,吸引了蔣介石的注意,日本帝國軍人就此走進「自由中國」現代化的舞台。蔣介石引進「白團」協助國民黨政府重建軍隊,並將後勤體制現代化。

只不過諸如仲介日本軍人來台的岡村寧次(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白團團長富田直亮(前日本帝國陸軍少將)等以降的日本帝國軍人,在二戰結束後皆因其侵華行為而受到審判或譴責,而具有戰犯的身分(林照真,1996;野島剛,2015)。但由於蔣介石的堅持,中國軍在日本帝國軍人兼戰犯的諄諄教誨下,逐步吸納了大和魂的精神,在台灣重建。

日本帝國軍人的協助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聘請二戰期間兵刃相向的敵人做教官,難免會受到中國軍官的抗拒。因此,1950年蔣介石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發表演說,指出國民黨軍在內戰中因為訓練不足使三軍無法相互配合,為了改進缺失,他試圖說服軍官接受日軍教育,並反覆強調需要東方哲學與西方科學相結合(野島剛,2015:411-418)。

雖然美軍顧問團並不喜歡白團的存在與蔣介石偏愛白團的立場,但也默許這些日本帝國軍人的活動。直到1963年國民黨軍已完全按照美式編制,影響了白團教育方式,但蔣仍希望即使編制與裝備為美式,部隊也必須具有日式精神(中村祐悅,1996:122)。

蔣介石之所以偏愛日本帝國軍隊的訓練方式,並不僅是因為反攻復國的政策不受美國所喜(註2),而必須另闢途徑、自立自強,也包括蔣介石本人留日經驗的影響(野島剛,2015:32-93)。然而,其他的原因也包括蔣介石個人對西方教育與訓練的偏見,以及國民黨軍在台處境困窘的現實問題。

二戰時德製裝備的國民革命軍|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蔣認為以前雖曾聘請諸如德國、英國、美國與俄國等教官,但他們皆重視技術而忽視精神訓練,使下屬與部隊在脫離長官的監督後,就「陽奉陰違」、不負責任,使命令無法貫徹而成為烏合之眾(野島剛,2015:413-414)。

蔣介石主觀認為西方教官不重視精神訓練,導因於西方官兵普遍具有科學常識,且自小受到的教育養成「自由自動的意志」,而有負責任的精神,但這些條件是中國官兵所沒有的。因此聘請日本教官的用意,在於「惟有以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性能,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道理,這樣訓練,才能真正復興東方固有的道德精神,建立東方的王道文化,完成我們的革命事業,洗雪過去的重大恥辱」(林照真,1996:100-105;野島剛,2015:414-415)(註3)。

(二戰前中國陸軍向德國學習軍事現代化。)

除了精神訓練的需要外,蔣介石也受制於物資上的不足,而無法採用美式作戰。美式訓練是要求看到敵影就開槍,現代化的後勤體系足以支持部隊無限開火的作戰能力,但二戰中的日本因為物質短缺,故講求彈無虛發,以求每一份資源都能效用極大化,甚至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採用犧牲肉身的方式捨命攻擊。

劉進慶(2012)已然指出,國民黨政府在1956年以前的財政支出,有八成是用於國防上,他推論此後的中央歲出也以國防支出為主。然而即使支出如此之多,也無法負擔國民黨軍在作戰時能夠無限開火,何況當時的國民黨軍並未建立現代化的後勤體制。蔣介石逃來台灣的處境,使他無法採用美式的「強者兵法」,而偏愛日式的「弱者兵法」(戴國煇,1996)。

蔣介石為了讓國民黨軍習得「弱者兵法」,進行不少由日本帝國軍人主持或參與的訓練,本文根據中村祐悅(1996)的著作,將1968年白團成員全部撤離台灣之前所主持或參與的訓練項目,整理成下表:

*此表不含建立國家戰時動員體制與演習操練的項目。
反思中國軍與大和魂

後進國家向先進國家學習現代化,是無可厚非的事情,蔣介石本人就是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其子蔣緯國也曾進入德國納粹陸軍進行實習。然而,對於曾在二戰期間慘烈對日作戰的中華民國而言,白團顯然是一段尷尬的歷史,甚至日本人野島剛也猶豫是否要揭露白團這段歷史,因為這必須考量到當事人的處境,甚至涉及該怎麼詮釋這段歷史(史觀)的問題。

有些作品認為,這些日本軍人試圖回報蔣介石戰後對日以德報怨的政策,以及自身堅持反共的意識形態,願意協助國民黨軍進行國共內戰,甚至來台貢獻所長。相較此一具有抱負卻讓個體差異性模糊甚至消失的論述,野島剛與台灣的文史工作者採用另一種觀點,從部分已揭露的日記與通信中,找出來台日本軍人的個人動機,其實不免與個人利益、戰後經濟窘迫,甚至因戰後日本社會對軍人的歧視而試圖另尋舞台有關。

但無論如何,蔣介石在台灣轉向發展型國家之前,是投入大量資源打造一個反共的戰時體制,甚至不惜與二戰期間蹂躪自己人民的敵人合作。

(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這場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不僅是我中華民族生命存續的關鍵,更是世界史上自由對抗專制的轉捩點」、「所有參戰官兵,都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決心,尤其看到日軍摧殘自己家園、橫行國土,每個人心中都燃起強烈的殺敵意識,並願意以生命換取國家的安全」。)

然而,今年(2015)是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現在的國民黨政府舉辦不少活動予以紀念,凸顯對日抗戰有著反抗列強壓迫的道德基礎,是為中華民國歷史上最為光榮的一頁。此外,世界各國在面對二戰歷史時,無可避免地要針對戰爭罪行與人權迫害進行檢視與譴責,中華民國也不例外。

然而,在時值紀念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此刻,是否也該思考,是在怎樣的道德基礎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可以前嫌盡釋,在戰後與侵華的日本帝國軍人戰犯合作?如果僅是因為政治現實考量,毋須任何道德基礎即可合作,那麼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又應該怎麼面對這段歷史,以及過往譴責日本戰爭罪行的聲明呢?

附註
  1. 蔣介石澄清與再詮釋中華民國國父、美國公民中山樵(Nakayama Kikori)曾說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蔣強調「三民主義絕無共產主義成分在內」(1953:3)。
  2. 美國需要蔣介石政權協助穩定東亞的情勢,在韓戰期間牽制中國東南沿海的部隊,使之不能投入朝鮮戰場,另一方面也需要蔣介石政權參與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圍堵政策。然而,美國的戰略及外交政策也因此與蔣介石發動戰爭的國策相抵觸,雙方對於美援如何運用上產生矛盾,美軍顧問團也對反攻國策抱持消極態度,甚或進行牽制,讓蔣介石深感挫折(張淑雅,2011)。
  3. 不過,國民黨政府來台後還是有聘顧西德現役或退役軍官來台協助建軍,長達十數年(1963-1975),是為「明德專案」。
  4. 此一數字與中村祐悅有所出入。本文將中村祐悅(1996:105-106)所提及的各期訓練人數相加總後,得到的人數是4061人,而非中村祐悅文中所寫的4056人(1996:106)。
參考書目
  • Ertman, Thomas. 1997.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Cambridge, MA: Blackwell.
  • 中村祐悅,1996,楊鴻儒譯,《白團:協助訓練國軍的前日軍將領校官(協訓國軍的日本軍事顧事團)》,台北:凱侖。
  • 林照真,1996,《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祕史》,臺北市:時報文化。
  • 野島剛,2015,蘆荻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台北:聯經。
  •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臺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市:聯經。
  • 張淑雅,2011,《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市:衛城。
  • 蔣中正,1953,《總裁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央文物供應社印。
  • 劉進慶,2012,王宏仁等譯,林書楊校訂,《臺灣戰後經濟分析:修訂版》,臺北:人間。
  • 戴國煇,1996,〈序一:台灣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祕史》,臺北市:時報文化,頁3-7。
相關連結
  • 經濟學人評論俄國普丁政權對德蘇戰爭記憶的扭曲與利用:Russia’s Victory Day Celebration :Great Patriotic War, Again
  • 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對於記憶政治的創造與動員,可參見Yeh, Hsin-Yi, 2015. “Maintaining and Strengthening a Shaky Regime with Mnemonic Work: Inventing a Chinese National Day from 1949 through 1987 in Taiwan,” Symbolic Interaction 38(1): 22-41.

本文經菜市場政治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原標題:中國軍、大和魂:蔣介石的戰爭、國家形成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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