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大和魂：蔣介石為訓練在台國（民黨）軍，求助於日本白團的一段尷尬歷史

只不過諸如仲介日本軍人來台的岡村寧次（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白團團長富田直亮（前日本帝國陸軍少將）等以降的日本帝國軍人，在二戰結束後皆因其侵華行為而受到審判或譴責，而具有戰犯的身分（林照真，1996；野島剛，2015）。但由於蔣介石的堅持，中國軍在日本帝國軍人兼戰犯的諄諄教誨下，逐步吸納了大和魂的精神，在台灣重建。

日本帝國軍人的協助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聘請二戰期間兵刃相向的敵人做教官，難免會受到中國軍官的抗拒。因此，1950年蔣介石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發表演說，指出國民黨軍在內戰中因為訓練不足使三軍無法相互配合，為了改進缺失，他試圖說服軍官接受日軍教育，並反覆強調需要東方哲學與西方科學相結合（野島剛，2015：411-418）。

雖然美軍顧問團並不喜歡白團的存在與蔣介石偏愛白團的立場，但也默許這些日本帝國軍人的活動。直到1963年國民黨軍已完全按照美式編制，影響了白團教育方式，但蔣仍希望即使編制與裝備為美式，部隊也必須具有日式精神（中村祐悅，1996：122）。

蔣介石之所以偏愛日本帝國軍隊的訓練方式，並不僅是因為反攻復國的政策不受美國所喜（註2），而必須另闢途徑、自立自強，也包括蔣介石本人留日經驗的影響（野島剛，2015：32-93）。然而，其他的原因也包括蔣介石個人對西方教育與訓練的偏見，以及國民黨軍在台處境困窘的現實問題。

二戰時德製裝備的國民革命軍｜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蔣認為以前雖曾聘請諸如德國、英國、美國與俄國等教官，但他們皆重視技術而忽視精神訓練，使下屬與部隊在脫離長官的監督後，就「陽奉陰違」、不負責任，使命令無法貫徹而成為烏合之眾（野島剛，2015：413-414）。

蔣介石主觀認為西方教官不重視精神訓練，導因於西方官兵普遍具有科學常識，且自小受到的教育養成「自由自動的意志」，而有負責任的精神，但這些條件是中國官兵所沒有的。因此聘請日本教官的用意，在於「惟有以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性能，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道理，這樣訓練，才能真正復興東方固有的道德精神，建立東方的王道文化，完成我們的革命事業，洗雪過去的重大恥辱」（林照真，1996：100-105；野島剛，2015：414-415）（註3）。

（二戰前中國陸軍向德國學習軍事現代化。）

除了精神訓練的需要外，蔣介石也受制於物資上的不足，而無法採用美式作戰。美式訓練是要求看到敵影就開槍，現代化的後勤體系足以支持部隊無限開火的作戰能力，但二戰中的日本因為物質短缺，故講求彈無虛發，以求每一份資源都能效用極大化，甚至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採用犧牲肉身的方式捨命攻擊。

劉進慶（2012）已然指出，國民黨政府在1956年以前的財政支出，有八成是用於國防上，他推論此後的中央歲出也以國防支出為主。然而即使支出如此之多，也無法負擔國民黨軍在作戰時能夠無限開火，何況當時的國民黨軍並未建立現代化的後勤體制。蔣介石逃來台灣的處境，使他無法採用美式的「強者兵法」，而偏愛日式的「弱者兵法」（戴國煇，1996）。

蔣介石為了讓國民黨軍習得「弱者兵法」，進行不少由日本帝國軍人主持或參與的訓練，本文根據中村祐悅（1996）的著作，將1968年白團成員全部撤離台灣之前所主持或參與的訓練項目，整理成下表：

＊此表不含建立國家戰時動員體制與演習操練的項目。

反思中國軍與大和魂

後進國家向先進國家學習現代化，是無可厚非的事情，蔣介石本人就是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其子蔣緯國也曾進入德國納粹陸軍進行實習。然而，對於曾在二戰期間慘烈對日作戰的中華民國而言，白團顯然是一段尷尬的歷史，甚至日本人野島剛也猶豫是否要揭露白團這段歷史，因為這必須考量到當事人的處境，甚至涉及該怎麼詮釋這段歷史（史觀）的問題。

有些作品認為，這些日本軍人試圖回報蔣介石戰後對日以德報怨的政策，以及自身堅持反共的意識形態，願意協助國民黨軍進行國共內戰，甚至來台貢獻所長。相較此一具有抱負卻讓個體差異性模糊甚至消失的論述，野島剛與台灣的文史工作者採用另一種觀點，從部分已揭露的日記與通信中，找出來台日本軍人的個人動機，其實不免與個人利益、戰後經濟窘迫，甚至因戰後日本社會對軍人的歧視而試圖另尋舞台有關。

但無論如何，蔣介石在台灣轉向發展型國家之前，是投入大量資源打造一個反共的戰時體制，甚至不惜與二戰期間蹂躪自己人民的敵人合作。

（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這場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不僅是我中華民族生命存續的關鍵，更是世界史上自由對抗專制的轉捩點」、「所有參戰官兵，都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決心，尤其看到日軍摧殘自己家園、橫行國土，每個人心中都燃起強烈的殺敵意識，並願意以生命換取國家的安全」。）

然而，今年（2015）是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現在的國民黨政府舉辦不少活動予以紀念，凸顯對日抗戰有著反抗列強壓迫的道德基礎，是為中華民國歷史上最為光榮的一頁。此外，世界各國在面對二戰歷史時，無可避免地要針對戰爭罪行與人權迫害進行檢視與譴責，中華民國也不例外。

然而，在時值紀念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此刻，是否也該思考，是在怎樣的道德基礎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可以前嫌盡釋，在戰後與侵華的日本帝國軍人戰犯合作？如果僅是因為政治現實考量，毋須任何道德基礎即可合作，那麼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又應該怎麼面對這段歷史，以及過往譴責日本戰爭罪行的聲明呢？

附註

參考書目

• Ertman, Thomas. 1997.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Cambridge, MA: Blackwell.
• 中村祐悅，1996，楊鴻儒譯，《白團：協助訓練國軍的前日軍將領校官（協訓國軍的日本軍事顧事團）》，台北：凱侖。
• 林照真，1996，《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祕史》，臺北市：時報文化。
• 野島剛，2015，蘆荻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台北：聯經。
•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臺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市：聯經。
• 張淑雅，2011，《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市：衛城。
• 蔣中正，1953，《總裁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央文物供應社印。
• 劉進慶，2012，王宏仁等譯，林書楊校訂，《臺灣戰後經濟分析：修訂版》，臺北：人間。
• 戴國煇，1996，〈序一：台灣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祕史》，臺北市：時報文化，頁3-7。

相關連結

• 經濟學人評論俄國普丁政權對德蘇戰爭記憶的扭曲與利用：Russia’s Victory Day Celebration :Great Patriotic War, Again
• 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對於記憶政治的創造與動員，可參見Yeh, Hsin-Yi, 2015. “Maintaining and Strengthening a Shaky Regime with Mnemonic Work: Inventing a Chinese National Day from 1949 through 1987 in Taiwan,” Symbolic Interaction 38(1): 2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