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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馬來人的新民族主義與中美對抗,馬來西亞華人應建構自身的「文化主體性」

 面對馬來人的新民族主義與中美對抗,馬來西亞華人應建構自身的「文化主體性」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來人的「新民族主義」議程主要是強化華人為「外來者」,而非國家的「開拓者」的論述。另一方面,華人的「新民族主義」又體現在對中國、香港、台灣課題上的反應,多數華人仍站在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作者甘德政指出,馬來西亞華人應建立自身的文化主體性,跳脫不是親美就是親中的非黑即白二分法思維模式,以及告別種族霸權受害者而尋求依附強權的心理。

文:甘德政(馬來西亞道理書院副研究員)

編按:本文出處為甘德政臉書貼文,文字經編輯後,已獲作者授權刊登。內文中的本地是指馬來西亞。

感謝馬來西亞陳嘉庚基金的邀請,今天有幸出席2022國際嘉庚論壇,並在「新民族主義視野下的南洋華人定位」場次擔任回應學者。

該場次的主持人是周少青教授,主題發言人是王琛發教授和李林教授。論壇其他主題發言人包括我的博導徐以驊教授、黃有光教授、黃奎博教授、劉國柱教授等。

以下是我發言的內容:

馬來人及華人對「新民族主義」的不同想像

各位老師的精彩發言,給我們很多啟發,也有很多感觸。我從復旦大學畢業後,回來在馬來西亞-中國的雙邊經貿單位上工作多年,我們在和中方單位對接時,都是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一直堅持和中國政府單位或外交部辦公室單位對接,而盡量減少和僑務辦公室單位打交道。

這是基於捍衛我們的政治認同和文化主體性的原則所致,也是為了避免以當地土著為主的技術官僚階層,對我們華人與中國的關係產生誤解。

「新民族主義」在本地土著社群,的確有很大的市場。從最近最賣座的本土電影《末基勞》可看出這種意識形態的具體呈現。有關這部電影的評論很多,有人說這是馬來版的《葉問》或《戰狼》,也有人說幕後有激進的非政府組織在籌募電影製作經費來推動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的議程等等。

也有人說,這種賣座現象令人擔憂,因為劇情中的人物設定,將華人和印度人設定為反面角色,是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入侵本地的「幫兇」。這類非政府組織以大眾娛樂文化的形式,將他們的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宣傳和植入到廣大的馬來民眾,潛移默化繼續推動他們的議程,這對於本地的族群關係肯定不是好事。

在另一方面,由於語文隔閡,本地華人社會基本上不會和馬來社會關注的社會現象和議題有太多交集,這兩個族群關注點不一樣,處於不同的平行宇宙空間裡。

馬來西亞華人的新民族主義現象,主要體現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各種「中華膠」和「慕洋犬」的論爭。從中美貿易戰、香港反送中運動、新冠疫情爆發,一直到最近的俄羅斯烏克蘭地緣政治衝突、台海局勢緊張等,都可以看到這兩派華人在網絡各社交平台上激戰的記錄。

在沒有確切的民調數字的情況下,根據以上各大事件的初步觀察,有人估計支持中國政府立場的馬來西亞華人有8成以上(華人人口約680萬人),有些人甚至估計超過9成,最保守估計是扣除部分受英文教育的華人後也有約7成。但也有受英文教育、非常西化的華人朋友也跟我提起,若中國強大了馬來人就不敢欺負我們華人云云…可見這套想法和觀念在一定程度上跨越語文教育背景,始終沒離開過族群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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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關鍵評論網/杜晉軒攝
圖為在馬來西亞《時代革命》放映會外的展覽,在馬來西亞仍有一群華人相當關注香港局勢。

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立場的「範式轉移」

由於馬來西亞華人長期深受種族政治之害,自認是政治上的「二等公民」。從中國積弱和落後挨打時期,不難想像會有相當多的華人內心深處多麼想要一個「強大祖國」來為自己的海外利益護航。

到了冷戰年代則是另一個「範式轉移」,很多華人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冷戰」下的反共宣傳,對「中共暴政」不會有太大好感,甚至到天安門事件後還是「一面倒」地反共。不過,不到30多年的時間,弔詭的是又到了另一個「範式轉移」,華社幾乎跨階級、年齡層地一面倒去支持中國政府在任何國際大事的立場。

回顧十年前我在中國念大學時,當時學界裡最火熱的關鍵詞是「文化軟實力」。大家都在說要弘揚優秀的中華文化,通過「公共外交」把「中華文化軟實力」投射到全球各地,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崛起的時刻從西方拿回「話語權」云云。有些學者說東南亞有人數最多的華人華僑,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必然在當地水漲船高。

然而,東南亞自冷戰時代以來就是英美帝國主義鼓吹「中國威脅論」的重要策源地,在「文化冷戰」和「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影響了好幾代海外華人對中國大陸的觀感。為了切割與共產中國的關係,一些華人在面對「排華」和「反共」掛鉤的壓力下,甚至表現得比其他土著族群更加激進地反中和反共,並跟隨西方的話語方式對中國的各種現狀進行攻訐和指責。

即使到了「一帶一路」響徹雲天的時代,種種根深蒂固的「冷戰遺緒」仍不同程度地籠罩在華人的心裡頭。所以所謂的中國在東南亞的文化軟實力,並不是想像中的那麼樂觀。

中國改革開放、經濟迅速崛起的年代,中國對海外華人產生新的吸引力,主要是立足在經濟成就上。新一代馬來西亞華人的「大中華情意結」未必像上一代人那麼濃厚,很多人甚至抗拒被冠上「華僑」的稱號,但在海峽兩岸政權的僑務政策交鋒下,一些基於商業利益考量而樂於接受「僑領」稱號的馬來西亞華裔還是大有人在。

最近本地華團歡迎中國大使到訪,在布條上自稱「僑團」,引起本地華文圈子的一番爭論。 「僑」這個字已經成為本地華人社會政治正確與否的「大是大非」議題。

對於老一輩華人來說,「中國」是一個政治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概念。馬華公會創辦人陳禎祿在1930年代上書海峽殖民地總督,直陳本地華人面對的困境,當年的中文翻譯版寫的就是「為何中國人感到不安」。根據那時通用的語境脈絡,「華人」和「中國人」意思其實差不多。

自從中國的民族主義興起後,「中國」二字固化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概念,海外華人自稱「中國人」就帶有政治敏感性,遂改用「華僑」、「華人」、「華裔」等字眼取代。 「中國」從此不再是一個文化認同的符號,而是一個有確切實體和清晰國界的國家名稱。